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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隐在西泠印社创立时期的重大贡献
来源:西泠印社微信公众号  作者:沈慧兴  日期:2023-02-27

吴隐在西泠印社创立时期的重大贡献

选自|《西泠艺丛》2022年第12期总第96期 |

文/沈慧兴  西泠印社社员

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1867—1922),不仅在书法、篆刻、绘画、诗词等方面均有建树,在西泠印社创立时期的物质准备、建章立制及扩大社团影响等方面,更是领衔社务、热心公益、无私奉献,取得了同时代印人难以企及的历史功绩。吴隐对西泠印社的学术贡献,主要是辑拓出版了大量印谱和印学著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印学史上十分罕见,充分体现了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立社宗旨。

一、领衔社务  热心公益

1904年夏,钱塘丁仁,仁和王褆、叶铭,山阴吴潮等人,聚集西湖孤山蒋果敏祠的人倚楼,集拓印谱,商议成立西泠印社,并驰书告知在上海的吴隐。吴隐即在上海“遥通声闻,以张其事”,并在此后积极参与了印社的创建活动,成为印社中坚人物,故后人论“创社四英”,则多推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四人。是年吴隐38岁(图1),叶铭38岁,丁仁26岁,王禔25岁。西泠印社1904年创立,直到1912年才开社,1913年9月召开社员大会,其中经过了十年的筹备过程,可见印社创始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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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吴隐三十五岁小像

1905年春,吴隐与丁仁等人钩摹镌刻丁敬大画像碑,并置于仰贤亭内。同年11月,又与丁仁、王寿祺等八人向杭州府钱塘县正式呈文,申报成立西泠印社。1912年7月,吴隐与王寿祺、叶铭、唐源邺等四人向民国杭县知事呈文,提出保护西泠印社事。1913年4月7日,西泠印社举办“兰亭纪念会”,吴隐组织其事,声播海外。9月,西泠印社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并请吴昌硕任第一任社长。这一系列的社务工作,吴隐都参与其中,进一步确立了他的西泠印社创始人地位。其中1912年7月西泠印社呈杭县知事的呈文中[1],吴隐名列第一位,所以杭县知事的批复,也有“据西泠印社社员吴隐等呈称”的表述。1913年4月西泠印社呈民政科长的呈文,6月呈杭县知事的呈文,也是吴隐名列第一[2](图2),可见在民国以后,吴隐西泠印社创社领衔人的身份更加明确,他在处理西泠印社有关事务中的中坚地位也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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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西泠印社呈民政科长、杭县知事呈文

1914年仲夏,吴隐撰《先贤二十八印人像石刻前序》,说明了“二十八印人像石刻”的缘由,介绍了西泠印社创立的过程及展望。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西泠印社在国内外的影响,笔者由衷地钦佩吴隐在印社发展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宏伟抱负。特别是他在清末民初这个时局动荡莫测的年代,能审时度势,合理合法处理与清地方政府、民国政府的法律手续关系,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牢固的法制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吴隐等西泠印社创始人的现代法律意识,今天的西泠印社,是国家民政部批准的国家级社团。而在清代,是经杭州府、钱塘县批准的合法社团。在民国成立后,又经杭县政府的批准,这就是西泠印社能成为“天下第一名社”的法制原因。

吴隐经营的上海西泠印社,还有极为强烈的版权意识,在他经手辑拓出版的印谱书籍上,都在明显的位置印上“西泠印社”字样的各种版记(图3),以扩大西泠印社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西泠印社成立后,他出版的印谱,在书口上大都也印上“西泠印社辑”等字样,这对于维护西泠印社的知识产权,扩大西泠印社在国内外的影响面,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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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西泠印社”字样的各种版记

吴隐的爱社之举,还表现在他为印社的倾力支持上。1904至1914年间,吴隐共向印社捐款490银元[3],另印谱31部及书画器物等物。1914年,吴隐与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吴昌硕等同人共同捐资,在印社社址孤山之巅建“隐闲楼”(题襟馆),当时吴隐捐印谱十部,出售所得用于建楼。

1915年,吴隐在孤山西泠印社西邻购地建“遯盦”,又在遯盦旁掘地得泉,名“潜泉”。1918年,由吴隐谋划,其从孙吴善庆出资,在遯盦上方建“岁青岩”。1919年,从孙吴善庆建还朴精庐和鉴亭。1920年,在吴隐的建议下,从孙吴善庆建观乐楼。1921年秋,西泠印社同人集六十余人之力,筹集11270银元将“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赎回浙江,并安置于西泠印社,时吴隐捐款100银元。1922年,吴隐与从孙吴善庆请来绍兴州山石工,选址观乐楼旁,筑石室永久保存。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吴隐在筹建西泠印社的过程中作用十分重要,其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风范,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二、辑拓印谱  薪传印脉

吴隐在上海开办的独资出版机构——上海西泠印社[4],钤拓出版的印谱,冠以“西泠印社”的名号,无非是用西泠印社这个名称来统一标识而已,当时社中同人并无异议。有些印谱是以吴隐个人辑拓的,也冠以“西泠印社辑”的字样。

(一)重辑旧谱

印谱的辑拓,明清已蔚然成风,清末西方的珂罗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为印章边款的大量复制提供了可能。通过该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将黑红两色印于宣纸或铜版纸上,省时省力,同时减少成本,有利于广泛发行。吴隐所辑拓的印谱就包括原拓、珂罗版二种基本的制谱方法,有的印谱兼而有之。吴隐辑拓先人印作或重印印谱的数量多达38种,都是以先贤旧作或集古印钤拓而成,明清著名印人,可谓收罗殆尽,著名者如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西泠八家”,地方名家如“嘉兴四山”“浙西四家”等,都不遗余力,集拓成谱。这些印谱,为保存明清印学,提供了极丰富的史料。如果没有吴隐对印学的热心,很多清代印人的篆刻作品,我们今天就无法见到了。仅从传承有序这一点上讲,吴隐在保存印学方面的贡献就足以青史留名。

(二)集拓时人印谱

吴隐辑拓的印谱中,有一部分就是同时代印人的篆刻作品,或同时代人集拓的古印谱。主要有《缶庐印存》《秦汉丁氏印绪》《小飞鸿堂印谱》《徵赏斋古铜印谱》等8种,或为时人所作,或为时人所辑,特别是吴隐为吴昌硕辑拓的印谱5种,版式统一,钤拓精美,为宣传吴昌硕的篆刻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吴隐集拓印谱的活动,最早的记录是1889年辑《缶庐印存》初集四册。吴隐出版的印谱,除“潜泉印丛”外,大都冠以西泠印社的名称,显示了吴隐强烈的品牌意识。其实这些印谱,大部分是吴隐一手编辑出版的,但吴隐对个人名誉看得很淡,除了原辑集者的署名外,大多皆署“西泠印社辑”,吴隐的谦谦君子之风可见一斑。

(三)自藏自辑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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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印谱书口标记

吴隐在辑拓前人印谱的同时,收藏有大量的古玺及明清印人之作,收藏之富,令人称艳。从他自藏印品中,就辑拓了《周秦古玺》《遯盦集古印存初集》《遯盦印存》《遯盦秦汉古铜印谱》《遯盦集古印存》《印汇》《遯盦秦汉古铜印谱》《籑籀簃古玺选》《秦汉百寿印聚》等13种。以上印谱中所辑录的印章,大多是吴隐的藏品,可见他的收藏古玺和明清印章之富。就古玺印收藏,他自己也说:“最八百余钮,皆遯盦敝簏所藏也。”[5]这些印章来之不易,是其精力所在。而吴隐的印章收藏,是为研究印学而收藏。吴隐并不炫耀他的收藏,在出版这些印谱时,总是冠以西泠印社的名义,甚至署“西泠印社藏”(图4),这种“假私济公”、低调行事的风格,与他的名字真是不谋而合。

三、印学丛书  功在千秋

吴隐在辑拓大量印谱的同时,还根据印学研究的需要,主持刊印了多种印学丛书,至今被印学理论研究者所使用。

(一)遯庵印学丛书

吴隐在振兴印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编辑刊印了《遯庵印学丛书》。1917年,印社刊印董洵《多野斋印说》;1918年,又刊印清朱象贤撰《印典》。至1920年,汇辑《遯庵印学丛书》达25种共17卷。统一为仿宋活字排印本,书口标识“西泠印社印学丛书”。这部印学丛书内容丰富、刊印精良,堪称中国印学史上的集大成者。吴隐在汇集印学史料方面的超前意识,充分表明了吴隐研究印学研究上的学术素养和传承印学的巨大热情,它们与西泠印社出版的大量印谱一样,是印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整理这些印学著作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刊印这些著作,又需要大量的财力作为保证。吴隐在保存印学资料方面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传刻之功不下于著述。

(二)遯盦金石丛书

1913年,吴隐辑《遯盦金石丛书》,西泠印社聚珍版,木活字排印,分甲、乙两集,收书11种。这部丛书,内容以金石学为主,在清末民初崇尚金石碑版之学的大环境中,这样的丛书想必也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但吴隐不是一个纯粹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书商,在刊印这部丛书时,同样付出了一番心血。如1916年刊印的丁敬撰《武林金石记》十卷(图5),吴隐就为全文编了目次。因为内容齐全,刊印精美,该书现又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910册,作为经典历史文献而永垂青史。此外,吴隐辑《六朝志铭丛录》,1920年印行,显示了他在出版金石碑版学著作方面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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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武林金石记》书影

吴隐还十分关注《印人传》的刊印出版,1910年叶铭撰成《再续印人小传》三卷及补遗一卷,以西泠印社名义印行。吴隐在《重刻周汪印人传叙》中回顾了《明清印人传》的传刊情况,并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夫学述一途,提倡与继述同,欲传古人于不朽,则传刻之功不下于著作。”[6]的确,吴隐在传刻古籍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在印学著作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吴隐的学说,是与他的行为高度一致的。吴隐还在《再续印人传叙》一文中,高度总结了叶铭的品行和艺术成就。此后,叶铭又将《印人传》《续印人传》《再续印人传》编辑成《广印人传》一书,由吴隐撰序。

作为清末民初的印学家,吴隐为中国近代印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他以诚实稳重的处世、孜孜不倦的学问、精明远见的卓识,在印学研究创作、辑印印谱书籍、制售印学商品等方面均取得了足以青史留名的功绩。吴隐的成功,除了他个人的不断努力进取外,也与西泠印社的成立和发展相辅相成。从1904年开始,吴隐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出版印谱书籍的数量比往年明显增加,他个人的事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西泠印社的成立为吴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没有西泠印社,就不会有吴隐个人的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吴隐为西泠印社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从物质上讲,吴隐赠予西泠印社的现款、书画和房产,明显多于其他几位创始社员。从宣传扩大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来看,吴隐以西泠印社名义出版的大量印谱和印学书籍,也是同社中的翘楚。陈振濂先生在《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一文中说:

像吴石潜这样大张旗鼓地出版印谱是罕见其匹的,它对于普及印学、造福后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上,最充分地惊现出吴隐贯彻西泠印社“保存文物、研究印学”的宗旨,它的意义不限于一个西泠印社,在整个近代篆刻史上,它的贡献应该占有充分的篇幅和位置。[7]

总之,吴隐对西泠印社创立时期的贡献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有物质和学术层面的价值,也有精神层面的教育。值此吴隐仙逝一百周年之际,每一位印社社员都应当了解西泠印社创立时期的艰辛曲折,以及吴隐对西泠印社和近代印学的重大贡献。西泠印社的百年英名和孤山社址的一屋一景、一树一木,都是建立在“创社四英”及数百位社员“爱社如家、无私奉献”基础上的历史成果。吴隐对西泠印社的无私贡献精神,在大力创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更加具有弘扬、学习和示范的现实意义。

2022年9月22日于桐荫山馆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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