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蒙元史学家杉山正明在他的著作中说：杭州自南宋时代至元代始终是罕见的繁荣的大城市。如果说南宋的杭州还是都城，到了元代，蒙元的政治中心移到大都，失去了南宋宫廷、中央政府的杭州，依然迎来了另一种繁荣，这是少了政治的经济繁荣，一种自由与开阔的气象，这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空前的。元代文人虞集《书杨将军往复书简后》里写道：“临安，故宋行都，山川风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过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风致，自必乐居之。”城市繁华，文化昌盛，更兼山川秀美，所以元代一统江南之后，北方奇俊之士南来杭州乐居，也就顺理成章了。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委巷丛谈”亦有言：“元时，豪杰不乐进取者，率托情于诗酒，其时杭州有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儒雅云集，分曹比偶，相睹切磋，何其盛也。”而其中尤可道的，或许应该是元代、色目人与西湖及杭州的词曲佳话。本文拟从元明文献里摘取三则，既助诸君游湖观潮之兴会，或也可窥见作者的湖山趣味及汉文化修养之一斑。

夜月生香雪满身

贯云石，原名小云石海涯，字浮岑，号酸斋。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卒于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祖父是元朝开国大将阿里海涯。云石是西域畏兀人，出生在大都西北的高粱河畔。《元史》里《小云石海涯传》说云石“神彩秀异。年十二三，膂力绝人，使健儿驱三恶马疾驰，持槊立而待，马至，腾上之，越二而跨三，运槊生风……或挽强射生，逐猛兽，上下峻阪如飞，诸将咸服其趫捷”。云石又从姚燧学习。姚燧见云石古文峭厉有法，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可知云石也是文武全才。

云石曾在大都朝廷中做官，后来辞官隐居江南。云石在《清江引》的曲子里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云石本是“吾生宦情素薄”，辞职南隐杭州也在情理之中。陈垣先生1923年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赞云石为“浊世佳公子”，良有以也。

明人修的《元史》里，《小云石海涯传》说云石卖药钱塘市中，“诡姓名，易服色，人无识者”。有一回，云石看见有渔夫织芦花做成被子，就要拿自己的丝绸来换。渔夫就说：“君欲吾被，当更赋诗。”云石果然援笔而作：“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裀。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这个故事里，云石固然雅人深致，这个渔夫也染了六朝烟水气。启功先生写齐白石轶事，说白石先生有时也有些旧文人自造“佳话”的兴趣。白石先生居北京，一次菜车走过家门，白石先生向卖菜人说明自己的画能值多少钱，自己愿意给他画一幅白菜，换他一车白菜，“不料这个‘卖菜佣’并没有‘六朝烟水气’，也不懂一幅画确可以抵一车菜而有余，他竟自说：‘这个老头儿真没道理，要拿他的假白菜换我的真白菜。’如果这次交易成功，于是‘画换白菜’‘画代钞票’等等佳话，即可不胫而走。没想到这方面的佳话并未留成，而卖菜商这两句煞风景的话，却被传为谈资”。启功先生叹息：“可惜的是这次佳话，没能属于齐先生，却无意中为卖菜人所享有了。”而在六七百年前的元代，文学家贯云石和山野渔夫倒共同谱写了一段佳话。

上面引的《元史》里云石诗换渔夫芦花被的故事，说是发生在云石称病辞官隐居江南之后，云石“卖药于钱塘市中”“偶过梁山泺”，于是有了这个故事，则“梁山泺”应该在钱塘了。明人所修《元史》里的这篇传记取材于元代史学家欧阳玄给云石写的《贯公神道碑》。“贯公”即贯云石。“神道碑”即立于墓道前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石碑，神道即墓道。欧阳玄写的神道碑里的这个故事，则采自云石在这首诗前写的小序：“仆过梁山泊，有渔翁织芦花为被，仆尚其清，欲易之以绸。翁曰：君尚吾清，愿以诗输之。遂赋，果却绸。”欧阳玄采用了进去，又略有生发，说渔翁看云石要拿贵重的绸交换自己的低贱的芦花织就的被子，“异其为人”，于是假装说：“君欲吾被，当更赋诗。”哪知云石“援笔立成，竟持被往”。云石也不管渔翁意思的真假，写了诗不由分说就拿走了芦花被。欧阳玄接着写道：号芦花道人。公至钱唐，”“诗传人间，因以自号。云石到钱塘后自号“芦花道人”，因缘于此。

溯源云石以诗换取渔夫芦花被的故事，云石诗序是说自己到钱塘之前在梁山泊发生的；欧阳玄写《贯公神道碑》，故事略有生发，地名“梁山泊”易作“梁山泺”，并以此解释了云石“芦花道人”的出处。到了明人修《元史》写云石传记，则又改成云石先到了钱塘，然后是“偶过梁山泺”，发生了这个故事，次序作了前后更改，也让读这篇传记的人以为“梁山泺”是在钱塘。明人修《元史》写贯云石的传记，取材欧阳玄《贯公神道碑》，前后次序作这样大的变动，梁山泺的方位也因此有了变化，推想起来不是找到了新材料，很可能只是史臣的整齐故事，便宜行文。这是不是可以表示明人修《元史》，有的史臣是把史书当成文章来做了，实证精神不足呢？不过无论是“梁山泺”还是“梁山泊”，无论这个地方在何处，也无论云石和渔夫的故事发生在他到钱塘前还是到钱塘后，这个故事里的云石、渔翁之间诗换芦花被，倒也和世人印象里、传说里或想象里的西湖山水的风雅气质相得益彰，也和世人印象里、传说里或想象里的西溪山水的野逸趣味相得益彰。

云石在西湖上看惯春风秋月，写了小令《正宫·小梁州》春夏秋冬四曲，写湖上四时风景之胜：

这四首小令，分别写了西湖山水的春夏秋冬四季景致，文采、趣味直追唐人白居易、宋人苏东坡而不逊色。陈垣先生说元人文学之特色尤在词曲，“而西域人之以曲名者……贯云石其最著也”“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也”。这真不是泛泛而谈的虚言。

和白居易、苏轼相比较而尤有可说道者，云石以西域人氏而深得湖山佳趣，发而为曲。这既说明当日西湖山水已为西域东土、江北江南四方人士所喜，也见出云石的汉文化修养的深厚和审美趣味的雅致。

廼贤，字易之，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生，卒于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陈垣先生早期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说廼贤又称马易之，“马”之所来：“元人著述称合鲁易之，或称葛逻禄廼贤。合鲁，元译，葛逻禄，唐以前译，汉言马也，故又称马易之。”葛逻禄为突厥姓氏。陈垣先生并考定廼贤身世：“世居金山（今阿尔泰山）之西，元兴，西北诸部仕中国者，随便住居，故廼贤称南阳人。后随其兄塔海仲良官江浙，遂卜居鄞。”陈高华先生考得，廼贤是在鄞县成长，“是祖籍南阳的浙东鄞县人”。廼贤在鄞县师事鄞人郑以道。以道《求我斋文集》有《赠门人马易之序》。鄞县是元代庆元路路治所在地。庆元，古称明州，即今浙江宁波。

廼贤至正六年（1346）北上大都以求取功名，博得声誉。在大都的六年时间里，廼贤和王冕等有交游。但终于失望而归，回到了庆元。廼贤在庆元也曾主事东湖书院，做书院山长。廼贤的诗篇里也有写西湖的，如《次段吉甫助教春日怀江南韵》：

“卜邻拟住吴山下”，亦可见出廼贤对西湖对杭州的无比留恋。吴山坐落在杭州的城里，是城中之山，东襟钱塘江，西带西子湖，山上颇多名胜。南宋行宫、临安府三通判衙、秘书省，元代杭州路总管府署、江淮行中书省省署均设在吴山脚下。南宋时，前朝后市，这儿还多有皇亲贵戚营建的宫室私宅。由宋入元，杭城未遭兵火之灾，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不减宋时风光。吴山脚下，临近西湖，百业繁盛，亦颇有住宅区能得闹中取静之佳趣，起居适意，所以廼贤有“卜邻拟住吴山下”的句子。

可惜廼贤后来不得终老钱塘。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师北伐。时在大都元廷任职的廼贤，第二年奉命驻枢密院同知桑哥失里军中，以翰林编修保充从事官。廼贤之师鄞人郑以道的公子郑真得到廼贤病亡详情并记载进了《濠梁录》（《荥阳外史集》卷九十八）：“老病军旅中，艰于行履……病风不能言矣……医者不识症，误为伤寒……”大夫误将中风当作伤寒来医治。这一年五月十一日廼贤病逝于直沽军营。直沽，即今天津，元代南北漕运和海运的咽喉之地。军情急迫，“次日，棺敛葬于静明寺栖霞亭松林中”。墓地今已无迹可寻。闰七月，明军进逼大都，顺帝北逃；八月，明军占领大都，元朝也就覆亡了。廼贤，一代才士，晚景凄恻，寂寞以殁，叫人无限感怀。不知道弥留之际已口不能言的廼贤，脑子里有没有闪过他曾写的“卜邻拟住吴山下”的句子。

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将廼贤列在“西域词人之佛老”一章，紧接贯云石之后，称廼贤为“西域词人中，才名与云石相埒，而爱慕道家者”。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第七十五首咏廼贤：“细楷清妍弱自持，五言绝调晚唐诗。平生每踏燕郊路，最忆金台迺易之。”启先生自注说廼贤五言律诗“格高韵响，宛然唐音”，又说廼贤的字“书风在赵松雪、张伯雨、倪云林之间”“字迹疏朗，工整之中饶有逸致，信乎诗人笔也”。启功先生说：“余既爱诵其诗，好临其字，尤重其为色目人之深通中原文化者。其墨迹风采，每萦于梦寐中。”

萨都剌，元代著名诗人、画家，泰定四年（1327）进士，做过南台御史。萨都剌先世是西域回回人，萨都剌本人则出生在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一说是生于镇江。萨都剌做官之后，传说他晚年也是隐于杭州。明人徐象梅撰著《两浙名贤录》，说萨都剌晚年在杭州，“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藉，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但也有说萨都剌晚年没有住在杭州。

萨都剌是不是晚年隐居杭州，可以先不论，但下面举的这个例子，或者可以说明杭州在当时人心目中是宜居之所？元代于阗回回人丁哈八石的几句关于比较杭州、扬州等地的话，或许值得留意。丁哈八石曾在泰定元年（1324）到杭州做浙西廉访司佥事，喜欢上了杭州。后来离开杭州先后转任湖北廉访司佥事、山北廉访司佥事。至顺元年（1330），途经扬州，拜访当时在扬州做两淮转运使的许有壬，丁哈八石对许有壬说：“我非渎于进也……而老幼累我。

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贫乎！”接下来几句话尤其可以注意：“鄂不可留，扬米贵，亦不可居。杭，吾乐之，谷又差贱，且其人德我，吾谋定矣。”鄂地不可留，扬州米贵，也不可居，唯杭州物价不高，杭州人也和善，所以他是打定主意要在杭州定居了。丁哈八石对许有壬说的这段话，见于许有壬的《丁文苑哀辞》。丁文苑即丁哈八石，文苑是丁哈八石的字。丁哈八石生前没有能够得偿所愿，他在往杭州的途中去世，由其子迎柩归葬于杭州西山，这也许可以对丁哈八石有所安慰了——如果丁哈八石在天有灵的话。所以即使萨都剌晚年隐居杭州是一个虚构，但这也应该是一个虽“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的美好的虚构。

萨都剌重游西湖写过《西湖绝句》六首，明人田汝成撰著《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一“才情雅致”里收录了这六首绝句：

本篇笔记的篇名也是出自萨都剌的一首七律《次韵王侍郎游湖》：“一镜湖光开晓日，万家花气涨晴天。”多么明丽而爽翠的西湖景色啊。能够写出这样的西湖诗歌，即使是虚构这位作者晚年隐居杭州，也是入情入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