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语：田野访古，对史学从业者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这主要当然不是因为让我们可以借此走出书斋，带给沉闷单调笔耕生活以一种清新与开阔，或者可以去欣赏某个“景点”，而在于它往往是我们理解史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尽管如此，什么是历史学的“田野”？为什么要聚焦于“唐宋”？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时我们的确可以在田野访古中找到一些为前人所遗漏的具体的历史资料，例如为荒草断垣所覆盖的片语残碑等等——由考古工作者提供的新资料不在此列，不过大致讲来，“田野”的主要意义在于回到史事的发生地，获得某种现场感，体晤文献记载无法提供的信息，无论“现场”是否已经被后世人们的历史活动所改造，覆盖，或者出于各种目的而重塑。至于凸显“唐宋”，则因为相比于更早的历史时期，以及与留有更多历史遗存——包括实物与口传——的明清时期，它在时间上与我们可谓具有若即若离的特点，更需要思考探访的“技巧”。 有鉴于此，我们从本辑起推出“唐宋的田野”专栏，请识者发表高见。本辑刊载的两篇专文，吴铮强的《宋朝历史遗迹的四种类型——对寻宋之旅的一点归纳》，归纳其多年寻宋心得，提出了关于现存宋朝历史遗迹分类的看法，而且显而易见的是，相比于梳理具体的历史遗迹，作者更关心的是后人怎样理解这些遗迹的心境。杨信良的《宋人对兴化军山区的开发与认知初探——基于传世文献与田野材料互证的考察》，则试图借用他所归纳的“文献与田野互动”之法，来探寻唐宋兴化地区“山区开发状况”的几个面相，可谓落实于具体地域的访古工作的实例。这样的探讨，无疑都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走向“唐宋的田野”。 我们欢迎学者就此议题继续来稿，本刊当不定期地推出这一专栏。 ﹀ 宋朝历史遗迹的四种类型 对寻宋之旅的一点归纳 文/吴铮强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十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自2015年与沈波涛兄开启寻宋之旅以来，至今完成的寻宋之旅不下50次，我在“寻宋”公众号上展示的宋代遗迹影像也有200余组。无论从生活方式、旅行体验还是宋史研学的角度，寻宋之旅于我个人都是十分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今天学界、业界及市面上访古的活动与作品甚多，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寻宋之旅有比较明显的私人性质，最初只是想着去走更远、去看更多，却没有明确的考察目标与写作计划。这就造成了寻宋之旅的结果既是不明确的，也是开放性的。 在《寻宋》小书之外，我对寻宋之旅的认识仍在不断的体会与思索之中。近来萦绕脑际最多的是（1）历史事件、（2）遗迹存留、（3）文化记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似有必要对寻宋所见各处遗迹重新分类审视。在《寻宋》的前言中，我展示过当时为设定行程目标而提出的寻宋之旅的三条线索，即历史事件发生地、不可移动文物遗迹、纪念场馆，三者的区分标准应该说是明确的，但在很多具体的遗迹又是重叠的。问题是这个分类仅仅是从设定行程目标的实用角度提出的，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讲就要复杂得多，但核心问题是那些历史印迹至今为何呈现在我们面前，今人又将如何从中获得历史信息？由此我尝试将宋代遗迹分为延续型、宣示性、追忆性、空白型四大类。需要说明的是，在讨论这些概念时，遗迹在当下的功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但由于现代转型的完成及文物保护工作的普及化，绝大多数遗迹都已丧失了原本的社会功能，也基本上都被列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这方面的问题不再一一讨论。 一、延续型遗迹 延续型遗迹是指形成时具有非历史记忆性的社会功能，并且其物质形态或原初社会功能长期延续的历史遗迹。这里的非历史记忆性社会功能主要针对第二种宣示性遗迹而言——宣示性遗迹的典型是碑刻，其最初的形成即以历史记忆为重要功能指向。全国历代最重要、最知名的延续性历史遗迹当数水利工程类的都江堰、灵渠、京杭大运河等。此外，宗教类的寺院与佛塔、孔庙与书院、道观教宫及各类祠庙，交通城建类的桥梁、城墙、宫殿等。值得讨论的是，各类延续型遗迹的具体形态各异。 寻宋所见，延续型遗迹无疑以佛塔及寺院最多，简直不胜枚举。佛塔的延续性可以著名的杭州六和塔为例，该塔原属开化寺，乾隆皇帝多次游寺登塔，开化寺至民国才逐渐衰落。至今仍具宗教功能的宋代寺院建筑则以少林寺初祖庵为典型。儒教除曲阜三孔之外，如泉州府孔庙大成殿号称也是宋代原构，宋代的道教建筑则有苏州与莆田的玄妙观三清殿，以及别有意味的济源奉仙观三清殿。不过三教之中，宋代延续至今而仍保留宗教功能的多为佛教寺院，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孔庙与道观建筑今天主要承担博物馆功能。就观赏性而言，无疑以宗教石窟造像及寺院塑像价值最高。除了令人赞叹的大足石刻、安岳石刻，涞滩二佛寺造像与赣州通天岩造像也应该归入寻宋必游景点。寺院塑像中，济南灵岩寺及苏州紫金庵的宋代罗汉造像都会激动人心，如果以大宋史观计，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辽代塑像与朔州崇福寺弥陀殿金代彩塑同样叹为观止。至于道教造虽然也在大足、安岳石刻出没，但最值得瞻仰的莫过于泉州清源山的老君岩。 三教以外，反而是重要的祠庙至今仍可能保留宗教功能，其中最显赫的莫过于源于宋代的湄州妈祖庙，首次敕建、敕封都在北宋时期（分别在真宗大中祥符及徽宗崇宁年间）的解州关帝庙不能说已完全丧失信仰的意义，此外比如岱庙等五岳的祠庙虽然已经罕见祭祀活动，毕竟没有改变其供奉山神的性质。此外值得特别推荐的是瑞安圣井山石殿。此处不但是宋代延续至今且保存完好的典型民间祠庙（水井崇拜），而且是中国地面文物中殊为罕见的全石构建筑。虽然今天的圣井山石殿是纯粹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游览所见民间信仰活动应该并未绝迹。 现存的宋代桥梁数量十分惊人，但规模不一，既有惊世之作，更多僻乡小桥。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中，泉州洛阳桥、潮州广济桥、北京卢沟桥均始建于宋代，而洛阳桥虽屡次修复，至今仍属于宋代原构并具交通功能。此外值得推荐的有九江观音桥、义乌古月桥与德清寿昌桥。观音桥是长20余米的纵列单拱榫卯结构石桥，不但气势雄伟，周边名胜众多，桥底题刻清晰记载建桥年份、筹款僧人及建桥石匠姓名，更令人赞叹的是建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而未曾坍塌过的观音桥可能是中国真正最古老的桥梁。咸淳年间建造的德清寿昌桥也是保存完好且长达35米有余，嘉定六年（1213）建造的义乌古月桥也有30余米长，其特别之处在于采用单拱纵联分节列砌置法建造，桥拱呈五边形而与《清明上河图》中著名的所谓“虹桥”形制相似。 宋代城墙遗迹的情况就比较复杂。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宋代城墙应该首推赣州古城墙，其次是寿县古城墙。在赣州古城寻觅到“熙宁二年”砖铭是整个寻宋过程中最兴趣的体验之一，南宋砖铭在赣州古城墙随处可见，寿县古城墙也有“建康许都统造”的砖铭。赣州与寿县的古城墙是典型的延续型遗迹，但也有其他类型的古城墙遗址成为我们寻宋的目标。比如被确定为明代古建筑的第五批全国重保襄阳城墙，因为宋末的襄阳之战而成为寻宋目标。北宋都城开封当然是寻宋的重点，但开封宋城早已不存，现在可寻的是大梁门与新郑门发掘的“城摞城”考古遗址。就本文的分类而言，襄阳城墙与开封城墙考古遗址应该归为空白型而不是延续型遗址。 在水利工程中，京杭运河很大程度上属于宋代文物。流经我的家乡的上塘河是京杭运河杭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闸、坝是京杭运河上最具代表性的交通水利工程，宋代著名诗人及日僧成寻多有记述，而且就在我老家所居之地（上闸桥）及我上小学途径之处（长安坝），于寻宋及延续型遗迹均有突出的典型性。此外莆田的木兰陂是最著名的宋代灌溉类水利工程，同样性质的宁波鄞州它山堰始建于唐，现存主体建筑却形成于宋。 如我在《寻宋》前言中所讲，寻宋没有明确的写作计划，我也不是文物考古或旅游方面的学者，因此并不能对所至宋代遗迹一一有所论述。但寻宋对我理解宋史有多方面的启发，撰成小文一般都是因为这些宋代遗迹让我产生某种困惑，进而推动我追究之前忽略的宋史相关问题。不过从遗迹类型的角度讲，这些成为撰文主题的宋代遗迹一般都与历史记忆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写成《寻宋》小文的延续型遗迹则有三塔一祠一陂。三塔是定州开元寺塔、开封铁塔与繁塔。开元寺塔的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在书稿中也属于篇幅最短的其中之一。开元寺塔原属的开元寺早已湮灭，目前仅是一处文保单位，但近年有重建开元寺的消息传出。开元寺塔特别雄伟挺拔，现存11级高度将近84米已经号称中华第一塔，但有记载表明塔最初有13级。对于宋史而言，定州开元寺塔的特别是之处在于地处宋辽边境，因其惊人的高度而被认为具有瞭望辽国军情的功能，故而有“料敌塔”的称号。开元寺塔现不开放登塔，尚无缘得见塔内众多的题刻。题刻内容多为当地军民佛教结社施捐的题名，其中一处有施主提及为祈求寻得陷于敌境的母亲而施财并得偿所愿的记录，令人深切感受边境生活之艰难，小文的撰写实由此而起。至于开封铁塔与繁塔，它们其实是北宋东京仅存的延续性遗迹，在靖康之难后历尽沧桑，是描述开封城千年变迁的最可靠的见证。 一祠即晋祠。记得中学课文有《晋祠》一篇，盛赞晋祠圣母殿仕女彩塑，不过我目之所及其观赏性恐不及灵岩寺、紫金庵罗汉塑像。唯晋祠主殿所祀由唐叔虞易位于圣母实乃千古之谜，《寻宋》小文围绕晋阳对于宋政权的特殊意义重新铺陈此事。不过在此之外，延续数千年的晋祠的整体格局几乎综合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所有的要素。儒释道三教尚在其次，民间信仰中的水神崇拜、无土不王的封建制度及合纵讨伐的帝王意志——这三者的纠缠才构筑了晋祠延续、层叠及错位镶嵌的建筑格局奇观。 一陂是木兰陂。其实莆田木兰陂与鄞县它山堰跟王安石都有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以木兰陂来写王安石遗迹，正好突出实用工程延续性与追忆性遗迹不确定性的对比。有关王安石的文献记载或专题研究简直卷帙浩繁，但他在历史遗迹中几乎神秘消失。这里当然涉及到历史评价的问题，但王安石毕竟不是钦定的奸臣，他拥有过接近圣贤的地位，他以丞相、太傅的地位下葬，历史上有高规格的陵墓与祠庙，但宋代延续至今的王安石遗迹几乎无处寻觅。可以说，在历史遗迹的系统中，有关王安石的历史记忆基本处于湮灭状态，在这种视角下木兰陂就会成为非常特殊的照应。木兰陂是地方土豪兴建而泽被至今的水利工程，虽然无法跟王安石直接联系起来，但其成功无疑得益于熙丰变法中农田水利法。站在木兰陂追忆王安石，禁不住感叹功业仍在而功名乌有，但正如苏轼所言“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这何尝不是王安石人格的写照！ 二、宣示性遗迹 宣示性遗迹其实就是碑刻与摩崖两大类文献型历史遗迹，其原初制造的唯一目标就是向世人展示、为后人保护历史记忆，文献刊石是这类遗迹的固有形式。当然相对而言，摩崖提供的文字信息比较简单，一般只是“某某到此一游”的记述或山水题名、赞语、诗句之类。当然也有文字特多的摩崖，如桂林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碑及泰山的唐摩崖、宋摩崖。但这类摩崖就文献内容而言可以直接归为碑刻，只不过以山为碑更加宏伟、更具展示性而已，如元祐党籍碑自题为“碑”且是北宋碑文的复刻，泰山唐摩崖、宋摩崖均自题为“铭”，而且宋真宗的《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本身就是五巨石碑刻的复本。 散落各处的宋代名人或籍籍无名者的摩崖难以完整统计，寻宋所见以福州鼓山最为繁密壮观，以桂林龙隐岩摩崖别具政治意味。不过写入《寻宋》小文的真正摩崖在延安嘉岭山。嘉岭山摩崖唯“嘉岭山”三字人称范仲淹手题，其余实是后世赞颂范仲淹之辞，如“先忧后乐、出将入相”，“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泰山北斗，一韩一范”等等。不过这篇小文将嘉岭山范仲淹摩崖放在宋夏战争与范仲淹其他遗迹之间进行比照确实别有趣味。宋夏战场是访古爱好者热衷的目标，我们也寻访了好水川、大营古城（葛怀敏养马场）、上店子古城址（定川寨）等宋夏战争遗址，但这些都应该被我归为空白型遗迹。另一方面，小文中还提到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的祠庙、商丘应天书院及洛阳范仲淹墓、岳阳楼等各处范仲淹的追忆性遗迹。而延安嘉岭山摩崖作为宣示性遗迹正处于空白与追忆之间，或者说是历史的记忆与遗忘之间。从范仲淹研究的角度讲，这种现象提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即在宋代政治军事史中，范仲淹之于宋夏战争是极重要的一环，但在后世对范仲淹形象塑造中，更多强调的是他先忧后乐的精神及范义庄的影响——范仲淹生平行迹与历史记忆之间的错位应该说明比较明显的。 宋代碑刻不计其数，早已是宋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寻宋》各篇涉及者碑刻者尤多，包括晋祠的宋太宗《新修晋祠碑铭并序》，定州开元寺塔的刘希遵碑，濮阳宋真宗的回銮碑，泰山宋摩崖即《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曲阜万人愁碑，岱庙的大宋天贶殿碑，桂林的平蛮三将碑，滁州的醉翁亭记碑，永丰的泷冈阡表碑，安阳的昼锦堂记碑，杭州的表忠观碑，桂林的元祐党籍碑、赵县的大观圣作之碑、大名的五礼记碑、莆田的万寿宫诏碑，以及开封府题名记碑，以上16碑涉及11篇小文。 《寻宋》仍多凭碑刻撰文无疑暴露了史学工作者对文字的特殊偏好。这些讨论碑刻的篇章有些只是单纯讨论碑刻上文字背后的故事，比如泷冈阡表碑的文字形成过程形成了这一篇文字的主线，碑刻本身的故事并没有特别之处。但是其中数篇却是展示碑刻与历史记忆的复杂关系，涉及到碑刻的制造、销毁与再造等复杂的问题，对于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更好地解读文本殊有启发意味。 碑刻制造的故事以苏轼的表忠观碑最为典型。世人皆称表忠观碑刻于元丰、毁于崇宁，其实苏轼自称此碑“不见入石”，也终身未见表忠观建成。表忠观及碑直到南宋高宗宣称“最爱元祐”才有机会面世，元毁后明代再次重刻。这段历史涉及苏轼党争史与两宋之际政治路线的切换，本来已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对我触动更大的苏轼一生纠缠于表忠观的修建与此碑刻石问题，这背后除了苏轼党争史，更与入宋后朝廷如何处置吴越国遗产及钱氏家族的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完全更新或拓展了我对宋与前地方政权关系的问题意识。令人意外的是，2020年小书《寻宋》出版之际，杭州钱王祠景区重新发掘了失踪已久的南宋刻表忠观碑碎石四块，正可谓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崇宁年间有一次毁禁元祐党人文字的运动，据说除了杭州大麦岭的苏轼题刻，苏轼碑刻无一幸免，《寻宋》涉及的就有滁州醉翁亭记碑，当然此碑的有趣之处主要在于一文多碑。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宋真宗《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的破坏并不是迫于朝廷的政令，而应该是出于地方文人的无聊之举。将泰山之巅的宋真宗摩崖磨平后复刻寇准的《咏华山》总让人感到一丝荒诞，而这一切事实上关系到史籍对寇准与宋真宗相关史迹的反复掩盖与扭曲，因此泰山之行应该是此后我对寇准与真宗朝历史开展专题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寻宋》这一篇还出现了另一通非常特殊的碑刻，那就是中国古代形制最大（高16米）的曲阜万人愁碑。从制造与销毁的角度来讲，万人愁碑特别高大本身是宋徽宗政治幻觉的体现。万人愁碑未刻文字并非武则天无字碑式的功过难评，而只是北宋的速亡以致未及时刻石。如果说最大的碑刻未及刻上文字的故事已经足够精彩，那么清朝有意将其仆倒断毁才让人真正体会到历史的诡异，甚至禁不住惊叹史籍中很多熟视无睹的文字会在田野中暴露出隐秘的邪魅。 至于说碑刻再造的故事，印象最深一是南宋“最爱元祐”之后元祐“奸党”后人在桂林重刻“元祐党籍碑”，二是徽宗年间知大名府梁子美磨平柳公权撰文并书丹的何进滔德政碑，而替之以宋徽宗的《御制大观五礼记之记》。此外还有撰写《寻宋》时未及寻访的司马光神道碑，现在所见是宋代碑额、碑座与明代重刻碑身的组合。司马光神道碑由苏轼撰文、书丹，但并非毁于崇宁年间，而是毁于曾经亲篆碑额的宋哲宗亲政伊始，以致明代朱实昌重建此碑成了对一段破碎历史本身的拼补。 三、追忆性遗迹 追忆性遗迹是指宋代文物本身并未延续或者在宋代本来就没有物质形态的文物，后人出于追忆、纪念或虚构历史关联的需要而重建或新建的文化设施。我个人认为这是理解历史遗迹非常重要的视角，但这里必须要区分屡毁屡建与重建之间的区别。因为长期保持原状的文物其实非常罕见，屡毁屡建是文物延续的常态，而追忆性遗迹的重建是指原来的文化设施长时间消失而且其遗址已另作他用的情况下出现的，这里的长时间往往是以一个朝代的长度来计量的。举一个对比性的例子，滁州醉翁亭是延续性遗迹，而苏州沧浪亭可以归为追忆性遗迹，理由是两者不同的重建记录： 至于醉翁亭景区，北宋欧阳修守滁后盛极一时，政和年间开始衰落，宋金战争时毁于兵火。绍兴二十年（1150年）醉翁亭重建后稍有恢复，开禧北伐时又遭金兵焚毁。元代醉翁亭曾有重修，明代再次兴盛，有记载的重建葺治就有七次，并由东而西形成了醉翁亭、二贤祠、冯公祠、宋宝斋、毕春亭、梅亭等组成的建筑群，文人题咏层出不穷。清代醉翁亭景区平稳维持，又毁于咸丰兵乱，同治年间多方资助得以重建，二贤祠也变成了欧、苏两文忠公的祠堂（原祀王禹稱与欧阳修）。此后再经1925年大修，增建醒园，1940年又毁于日军，再由琅琊寺僧逐渐整修。建国后，醉翁亭于1956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建成了欧阳修纪念馆，1981年重刻苏碑，1983年新建六一亭，现今的欧阳修纪念馆则是2003年复建而成。 章氏失势后，绍兴年间抗金大将韩世忠便从章家夺走沧浪亭，沧浪亭由此改称“韩园”……元明时期，韩园废为寺庵，但仍有文人在庵中寻访沧浪亭。清康熙年间，先后有江苏巡抚建苏舜钦祠与沧浪亭园林。民国时期，沧浪亭先后成为修志局、医学堂等。1932年又在此设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建起希腊柱廊式新校舍。 不难发现，醉翁亭的重建在两宋元明清及至民国从未间断，而沧浪亭在南宋被韩世忠占有后可能已经消失，元明两朝则长期“废为寺庵”而了无痕迹，只是作为文人追忆的对象存在于精神世界之中，康熙年间明显是为纪念苏舜钦而重建沧浪亭，这就完全符合本文对追忆性遗迹的界定。 寻宋所见追忆性遗迹以名人纪念馆及陵墓为主，而且纪念对象均有特定指向，主要就是著名文人与理学家，抗金、抗元英雄及南宋流亡政权，这些宋代追忆性遗迹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后世宋史记忆的基本脉络，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宋朝作为文化遗产具有的特定含义，也为反思宋史研究提供了特定的视角。 落实到具体的追忆性遗迹，又有以下诸多话题值得特别讨论。首先是陵墓作为历史遗迹的不同形态问题。我们寻访过的宋人陵墓数量十分之多，这其中称得上延续型遗迹的宋代陵墓包括赫赫有名的杭州岳飞墓、郏县苏轼墓（三苏墓）、九江周敦颐墓、洛阳二程墓等等。而规格更高的宋朝的巩义皇陵与绍兴六陵以及现在相当著名的西夏王陵，都在改朝换代是遭遇系统性破坏，现在所见不过是一堆废墟甚至早已夷为平地，至今只是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的对象，除了零星的赵氏后裔可能会有祭祀活动，这些帝王陵墓作为追忆性遗迹的功能似乎也并不存在——毕竟没有人会主张像纪念岳飞或者苏轼、二程那样去纪念宋夏的帝王。因此宋代最高规格的陵墓虽然具有极高文物价值，却既非延续型也非追忆性，而只能被我归为空白型遗迹，除了帝王陵墓，类似的还有以石像生著称的宁波史弥远家族墓。另一种情况是陵墓的地面部分早已湮没，但地下部分仍较完整而通过考古发掘重现天日，如非常有名的黄岩赵伯澐墓，以及稷山马村砖雕墓（据称该墓没有棺木而直接陈尸于尸床，尸骸已“化有为无”）。 《寻宋》涉及到周敦颐墓是介于延续型与追忆型之间的遗迹。周敦颐墓在两宋元明清之间从未消失，问题是如果不是南宋朱熹极力抬高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祖师地位为此甚至不惜篡改周敦颐的生平事迹，周敦颐的墓可能在南宋就已湮没。而如果不是湘军进入江西后刻意抬高他们这位乡贤，也不会形成现在这样宏大规模的周敦颐墓。所以周敦颐墓的延续其实是由两次特殊的追忆需求构建起来的。 还有一类作为追忆性遗迹出现的宋代陵墓就比较特别，比如代县一个农家院落中出现的杨七郎庙及“宋赠武勇将军延兴杨公神墓”。其实据研究附近鹿蹄涧村的杨忠武祠也只是附会民间杨家将戏曲的结果，这个杨七郎墓就连附会都谈不上而属于凭空想象的产物。类似的情况还有深圳的宋少帝墓、阳江的张世杰墓，这些由南宋流亡政权的民间传说衍生出来的陵墓及其他遗迹（如汕尾壮帝居），构成了两广及福建地区独特的宋朝历史记忆现象，非常值得相关的学科展开专题研究。 一般来说，追忆性遗迹会以重建者的历史记忆需求掩盖其他历史痕迹。比如沧浪亭在元明是寺庵，民国以来也建设过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等机构，但今天的沧浪亭完全成为苏州园林的代表而存在，苏舜钦是这座园林的精神核心。类似的情况比如半山园，事实上王安石在世时就已舍宅为寺，历史上从来没有作为王安石遗迹而存在的半山园，直到1984年该遗址所在的海军指挥学院在以王安石故居的名义新建起几间命名为“半山园”的房屋。 但也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其他历史遗迹过于辉煌根本不可能被追忆的对象所掩盖。登封嵩阳书院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案例，这里的宋代文物只有几处不起眼的碑石，二程兄弟及司马光在此编修《资治通鉴》的事迹在史籍的记载相当含糊，但嵩阳书院这个名号显然是为追忆北宋反变法派士大夫而设立的。问题是这里真正能引起访古者兴趣的只可能是汉代的将军柏、东魏的嵩阳寺造像碑与唐代的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宋代的嵩阳书院不过是绚烂的嵩阳文化史的尾声——这也意味着历史记忆的依据从来不是文物价值，而只是某种特殊的信仰。 四、空白型遗迹 空白型遗迹其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发生过历史大事件，但本来也没有重要的文物设施，后来也无人构建纪念性场馆，只是仍会成为历史凭吊的场所。比如总是会有人探访杨业兵败的陈家谷，或者宋军惨败的好水川战场，事实上这些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点已无从确认，更遑论有任何的文化设施。另一种是曾经有辉煌的文化设施，但遭破坏后几乎夷为平地，也再无人重建或新建文化设施——这当然不包括考古发掘与单纯的文物保护工作。比如绍兴的宋六陵是典型的后一种空白型遗迹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几乎所有已经消失的宋朝物质景观都可以计入，比如两宋的皇城早已灰飞烟灭。但我们今天在空白型遗迹中寻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即便了无痕迹的重大事件发生地，比如在徽县铁山风景区瞭望仙人关战争遗址杀金坪，或者在北京西直门外凭吊高梁河之役、在马鞍山采石矶遥想虞允文与完颜亮的对峙。更多的情况是通过考古发掘而形成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文物的遗址，比如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合川钓鱼城遗址；曾经是秦桧宅第及两位太上皇寝宫的杭州德寿宫遗址；宋夏战争遗留众多古堡寨遗址如大营古城（葛怀敏养马场）、上店子古城址（定川寨）等；各种宋代窑址；不再作为纪念场馆的宋墓遗址，除前面提到的宋夏帝王陵与宁波史氏家族墓，还有长兴章惇墓等；宋代重要宫观遗址，如曾经沦为养殖场的登封崇福宫、只剩几处残石的曲阜景灵宫、杭州洞霄宫，等等。 就空白型遗迹的视角而言，陈桥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陈桥兵变发生后，陈桥驿长期只是“城北一传舍”而毫无纪念性质的场馆，直至宋徽宗突发奇想将其建成纪念宋朝开国的显烈观。但显烈观不久就在靖康之难中化为乌有，元明时期只是一处空白型遗迹，只是清代及建国后才有纪念性质的碑刻与文物保护设施的出现。虽然今天的封丘陈桥驿也算一处追忆性遗迹，但令我印象最深的仍是显烈观作为纪念场馆的迅速消亡及其长期空白的历史——似乎纪念的虚妄更能显出空白与遗忘作为历史真相的重要性似的。 余言 以上只是对仍在持续中的寻宋之旅的一点简单的归纳，显然谈不上任何理论性的价值，而且很可能前人早已有这方面更深刻、精准的论述，我也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只是寻宋所见各类遗迹一般多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保存、开发、利用的状态及为世人了解的程度各不相同，以上简单分类或许也能为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一些浅显的分析的便利。比如延续型遗迹一般都保存完整、制造精良且仍然承担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这类遗迹最适宜在采取充分的文物保护措施的基础上，投入资源有效地开发利用其本身的文化功能及由此衍生的旅游功能。宣示性遗迹的重点其实应该是系统地开展学术整理研究，追忆性遗迹的重点应该是承担其应有的文化教育功能。而空白型遗迹主要是考古工作者与访古爱好者活动的对象，对于单纯的访古爱好者而言主要需求是系统的寻访资料与实地的寻访标识。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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