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的书法初学黄庭坚和米芾，到了后来就直接取法二王。像他晚年当太上皇时所书的《真草二体养生论》卷，是用楷书和草书两体抄录了西晋大名士嵇康的《养生论》，真草二书相间相衔，运笔含蓄又舒坦，整体充满了典雅蕴藉、圆浑润拙之美，显示出退位燕息、从容娱乐的闲适。他的草书法度严谨，与隋代智永禅师（王羲之七世孙）超逸风骨相仿佛，直追二王。他还书有很多扇面，字体圆熟，所谓“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可见高宗晚年生活之悠闲。

宋高宗书法

甚至是批阅公文之际，高宗都在三心二意想着挥毫泼墨。在这一点上，他可真是得了乃父的真传。绍兴七年（1137）九月，他给岳飞颁了一道手敕，其中体恤岳飞说“卿盛秋之际，提兵按边，风霜已寒，征驭良苦”，又说“如卿体国，岂待多言”，谁又能想到四五年后即将岳飞冤杀呢？这件《赐岳飞手敕》卷书风从容稳健，也是高宗书法的代表作。只是后人观之，最先想到的总是他对忠良的迫害，而非书法之美。600多年后，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代乾隆皇帝还在《赐岳飞手敕》卷后题诗一首，来批评高宗：“飞白精忠早赐旗，霜寒又廑上流师。本来原是腹心托，十二金牌竟若为？”

平日里，高宗更多的还是通过抄写经史书籍来练习书法。在大量抄写经史著作的过程中，高宗的书体逐渐形成个人风貌，尤其是小楷。

当然，高宗勤于书法，一方面有其自身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也有着引领当朝文化风尚的用意。据高宗自述，北宋各帝皆留意翰墨，颁赐大臣，以矫正不重书画文化意义、仅求实用的时风。颁赐御书之风，确实肇于宋初，高宗战乱中即位，待稍安定，即借此笼络臣僚。同时，高宗期望在其治下，与偏安一隅的东晋一样，也能出现书法人才辈出的盛况。

可是在他看来，南宋书坛的现状实在乏善可陈，绍兴年间以来，得入高宗法眼的书家不过吴说、徐兢两人，又皆不能使他满意。唯其如此，高宗更想要通过习字来“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他说：“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书大书飞白分隶，加赐臣下多矣。”他也要遵从祖宗之法，孜孜不倦地挥洒宸翰，并时常赐给臣下，是他“鼓动士类”的做法之一。

经史子集四部内容之中，高宗最爱写的是经书。他有一句名言，说“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学字，又得经书不忘”。经书之中，《孝经》之教化意涵虽极受高宗重视，但他也爱重《尚书》《春秋》这类可以作为政之鉴的训诫之书，在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时已写《尚书》两遍，他又以为“为君不知《春秋》，昧为君之道；为臣不知《春秋》，昧为臣之道。此书褒贬甚严，真万世之法”，“为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乱所由分也”，因此要书写其中警语颁赐臣下，关注点当然还是在政事。此外，高宗还喜欢写《诗经》，每每写就一篇，就空出余纸，令画院画家马和之补完图画。高宗还为马和之的《女孝经图》卷书写过《女孝经》——这是唐人模仿《孝经》而作的文字，通篇都是儒家伦理对女子的要求。

除了经书，高宗还写史书赐给臣下。绍兴初，官员徐俯劝谏高宗效仿东汉光武帝，以实现中兴。后来高宗就写了一部御书《光武纪》给他，还附有御批：“卿近进言，使朕熟看《世祖纪》，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之十过，未若书一遍之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虽字恶甚，无足观者，但欲知朕不废卿言耳。”高宗大概是以此表明自己身体力行，不忘中兴。“读之十过，未若书一遍之为愈”，说得真好，只是这实在仅是对一般读书人的要求；对统治者来说，书读十遍，还真不如付诸实践一遍呢。高宗自己是否真想中兴，难以猜测，但他却想要臣下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中兴的，则是事实。

甚至更早的建炎二年（1128）九月十七日，高宗还曾书《资治通鉴》第四册赐给一直追随他的大臣黄潜善，还跟黄说自己是在料理完朝政之后才抽空写的这些书册：“朕退朝，省览章奏罢，多游意翰墨，不以为倦。”一方面，高宗可以把练习书法当作休息、涵养心性的消遣；另一方面，对于颁赐给臣下的书法内容，他是很讲究的，尤其会刻意选择一些经史名篇，往往有一定涵义在。高宗还跟黄潜善说，自己最近又把《孟子》中论治道处挑选出来，在绢屏上写了好多幅，可以用来赏赐。

九月二十二日，高宗又拿出亲书座右素屏《旅獒》一篇，《易经》的《大有》《大畜》二卦与《孟子》论治道之言七章，凡十幅，向臣下展示。高宗自称好学，“每日温阅《孟子》五卷”。黄潜善就阿谀逢迎地说：“现在陛下写《孟子》王道政教之言，置于屏障间，那也是古人自警的意思吧！”二十三日，高宗又说：“自朕幼习孟子书，至成诵在口，不知不觉间就写出了。如《旅獒》，乃因叶梦得进读《资治通鉴》及之。又欲写《无逸篇》，以其字多屏狭不能容，可待今后准备好了再写。”《尚书·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名篇，历来多有帝王以此警醒自己。高宗当时欲书写而未及，但黄潜善等忙着赞颂高宗说：“陛下于《书》取谨德昭德之义，于《易》取有贤畜贤之道。盖正心诚意，以齐家治国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泽民者在贤。与孟轲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务。因知心术之妙，不以字画为工也。”

高宗书法之美，自不待言，而昭德、畜贤，都是帝王治国的急务，高宗以此内容颁赐臣下，臣下也要准确理解主上的意思。黄潜善又说：“自古千岁乃生圣人。尧舜文武之后，后世之君很难达到他们的程度。只有通过他们留下的书来追想他们了。陛下听朝之暇，择经子之言，写之于屏，这就是每日与圣贤相对啊！”另一位大臣汪伯彦也赶紧说：“陛下写圣贤垂范之言，置诸左右，则非仅为翰墨而已，实乃进德修业，日跻之圣也！”这汪伯彦从高宗作康王时就一直追随高宗，这时候与黄潜善可谓是高宗的左膀右臂。他们的恭维，让高宗很满意。

高宗御书下赐臣僚，因偏重道德训勉，故内容多用经史，这可能与高宗自身的阅读习惯有关。据他自述：“朕居宫中，自有日课。早阅章疏，午后读《春秋》《史记》，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尤好《左氏春秋》，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如果所述属实，他的读书日程真是安排得很紧的。他曾经自题斋号作“损斋”，以此当作自己燕坐休息之所。在损斋中，他屏去其他玩好，只放置经史古书在其中，供他专心阅读写字。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损斋记》，发给臣下看，以让大家都了解他的态度。他的确是喜欢看书写字，当时的大儒胡安国注解《春秋》，有感于时事，在书中主张“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高宗很喜欢读，就把胡安国的这部书放在自己座位旁，随时翻看，还请胡安国来讲经筵。只是不知书中的道理，他真正读进去多少。

经史而外，高宗还曾书写杜诗赐给大臣，所选诗句也别有意蕴。绍兴元年六月，高宗亲书扇赐王绹、胡直孺、胡交修三位老臣，“皆取杜甫诗”。高宗写给王绹的是“霖雨思贤佐，丹青忆老臣”（《上韦左相二十韵》），给胡直孺的是“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行次昭陵》），给胡交修的则是“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赠韦左丞丈》）。这些诗句都是劝勉老臣的意思。这是他特别的权术。后来绍兴十二年九月，高宗跟秦桧等说起自己书扇赐经筵官之事，坦陈：“朕阅唐史，见太宗面评群臣才德短长，似有所感。朕所书皆杜甫诗，盖因以见意也。”

绍兴以后，类似之举颇多，世人因此觉得高宗能够“光宠儒臣”。高宗颁赐御书，不仅有鼓励臣下研习书法之意，更有奖掖群臣、教化士类以巩固统治、烘托中兴的用心，因此这一时期的赐书内容，就以正经正史及杜诗为多，而在退位之后，则更多书写怡情诗赋，以为燕闲余事。我们从史书中可以看到不少高宗在绍兴年间亲写经书下赐臣僚的记载，如：

二年八月十六日，出所写《孝经》《诗》《书》篇章宣示宰执。

五年四月七日，亲书《无逸篇》为二图，设于讲殿之壁。

五年九月，十九日赐汪应辰以下御书《中庸》，二十日赐赵鼎御书《尚书》一部。

五年十月三日，御书《车攻》诗赐赵鼎等。亲书《周易》“否”“泰”两卦赐张俊。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赐沈与求《车攻》，向子《孝经》《兰亭记》。

九年六月十三日，御书真草《孝经》赐秦桧。

十年五月十六日，御书《中庸》赐秦桧。十二年，赐陈诚之《周官》。

十三年二月，出御书《左氏春秋》及《史记列传》于秘书省，宣示馆职。

十三年六月，出御书《周易》。又书成《论语》《孟子》。十四年正月，出御书《尚书》，盖上年九月已写定。

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出御书《乾卦》赐秦梓。

十四年十月，出御书《毛诗》。十六年五月，又御书《左传》。

十八年六月三日，御书《儒行篇》赐进士王佐等。

二十一年五月，赐赵达等《大学》。

二十四年，赐张孝祥等《皋陶谟》。

二十七年，赐王十朋等《学记》。

三十年四月，赐梁克家等《经解篇》。

上述统计当然并不全面，至少颁赐《孝经》之举，在高宗那儿几乎都要数不过来了。不过，我们集中看绍兴十三年到十六年左右，高宗书写经书的频率是很高的，如十三年，二月出御书《左氏春秋》，六月出御书《周易》；十四年，正月出御书《尚书》，十月出御书《毛诗》；十六年，五月又出御书《左氏春秋》；《论语》《孟子》或在绍兴十三年十一月书成，或至迟于十六年亦已完成。此番集中御书，大概与秦桧上奏要刊刻石经的提议有关，而这些高宗御书，很可能旋即成为随后刊刻石经的底本。当然，像是《尚书》《中庸》等经，高宗既书有多本，留存内府或颁赐臣下的有很多，则以何本刊石，今已无从一一确指。

高宗赐书，往往伴随着对臣下的劝勉训诫。如绍兴五年赐赵鼎御书《尚书》，高宗对他说：“《尚书》所载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赐卿，乃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赐赵鼎御书《车攻》诗，高宗又宣谕曰：“朕观《鸿雁》《车攻》，乃宣王中兴之诗，当与卿等夙夜勉励，修政事，攘夷狄。”这番帝王心语，虽然是朝廷里的场面话，但却把寄托之意，表述得颇为鲜明。

依照当时朝廷的惯例，每遇高宗颁赐一书，馆阁群臣都要进诗颂扬。比如绍兴十三年二月，大臣们恭阅高宗刚刚颁赐的御书《左氏春秋》《史记列传》，少监秦熺，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秘书郎张汉彦，校书郎严抑、张阐、赵卫、钱周材、范云，正字洪遵、吴芾各作诗一首。到了六月，高宗御书《周易》又发了下来，少监姜师仲，秘书丞严抑，秘书郎张阐，著作佐郎钱周材、赵卫，正字洪遵、吴芾、洪适、潘良能、沈介各作诗一首，校书郎陈诚之竟然作了两首。此后十四年正月，颁赐御书《尚书》，秘书丞严抑竟然作了三首诗以示感谢。高宗频繁地亲书经籍，宣示馆职，大臣们轮番作诗上奏，就成了朝廷里一道云蒸霞蔚的风景。

古人咏高宗御书，以为“诸经《语》《孟》咸亲书”，一般也是如此认为的，因此南宋石经才又称为“御书石经”。不过，宋代当时就有一个传说，说是高宗“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续书，至今皆莫能辨”。宪圣就是吴皇后，绍兴十三年所立。大概高宗颁赐的御书简直太多，民间不相信他在治理国家的案牍余暇，还有那么多的精力，书写那么多的御笔，加之吴皇后擅书法，外间早有耳闻，书迹也颇有传世，因此就推测那些御书中，可能杂有吴皇后的笔迹，不尽出于高宗一人之手。赵宋皇室习惯，宫中后妃常代皇帝批付书札，吴后代笔，或有其事。可惜唯今存高宗书迹中哪些为吴后所书，已难以考知了。清人符曾有诗咏其事云：“辚辚月驭上青冥，流落人间有石经。还验中宫玺文在，始知宪圣擅《兰亭》。”

赵构临《兰亭序》

无论如何，高宗亲书经史颁赐臣下的举措，在宋人那里传为美谈，所谓“尊经崇儒之意，真可为万世法”，又说“高宗寿考，遐不作人，鸢飞鱼跃，儒风日盛，中兴之业实本于此”。中兴业与万世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均不免过于夸大，但是臣下的这种反应，正是高宗本人所希望的。他不是曾经说过吗？“字之为用大矣哉！以至竹帛金石传于后世，岂止不泯，又为一代文物，亦犹今之视昔，可不务乎？”他更希望他的御书能够成为“一代文物”，“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