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险大塘自石门桥起，经余杭、瓶窑、安溪、獐山至湖州德清大闸，全长44.94公里，其中余杭境内长38.98公里。《杭县志稿·水 利》载：“自余杭石门桥起，至化湾塘入县境，东至奉口陡门。沿西为武康县境，北至劳家陡门入德清县境之统称。”苕溪自古建有堤塘，相传为大禹所建，陈善《南湖考》里有“大禹筑塘，名西海险塘”之句，它的险要厉害等同于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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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苕溪系省内洪害严重之水，洪涝灾害频发。自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余杭共遇自然灾害247次，其中洪涝就达179次。

比之钱塘江海塘，西险大塘之名不为过，其险要利害可埒于钱塘江海塘。旧志多有记载：“西险大塘旧以险名，当三苕汇合之冲，左多高山，右皆平壤”“汇万山之水于一溪，下关杭嘉湖三郡田庐性命”“三水既合，势益奔涌，直流暴涨，不能遽泄则泛滥为害”“流尸散入旁邑，多稼化为腐草”......

正如宋代余杭县丞成无玷总结的那样：苕溪水发源于天目山，经过两个郡、六个县，注入太湖。水流经天目山时，山谷狭隘，地势高峻。经三个县后，向下奔流的河水气势奔放，不可阻挡。水流经过余杭县，时而山川屏障环绕、地势险要，时而地势平坦。苕溪水横冲直撞，大水很快弥漫，高的地方有两丈左右，然而不到三天就平静了。大水带来的祸患虽很快解除，但仍难以预测，因而修建堤防设施最为重要。

西险大塘系东苕溪的右岸大堤，位于杭州之西，堤塘险要，为杭城及杭嘉湖的西部屏障，东与钱塘江堤塘相对，故称“西险大塘”。

明代户部尚书夏元吉曾望着洪水感慨道：早上还能见溪边的陆地，到晚间，岸上的苕花都被淹没了，这真是危险的地方。清代曾主持浙江医管局的余杭瓶窑人仲学辂，著有《钱邑苕溪险塘杂记》一文，更是说透其险：道光年间，余杭县北乡有人建厂，搭厂的地区蔓延在山谷，每天都在垦削土地植被，一经大雨冲洗，泥沙随山水而下，一直到三大溪流交汇的地方，在溪流中盘旋停顿，溪底的泥沙日积月累，其高度以丈来计算，其形状如大盆子，倾覆在溪底。

既然不能清除泥沙恢复容水量，水来时则易于泛滥，水去时则易于干涸。上游的堤塘因溪底升高而屡次加高，高了还不够，又因水满溢导致大面积坍溃。若坍溃在上游，下游虽有堤塘，也没有什么用了。

光绪八年夏天时，大水溢出堤塘，堤坝大的决溃有五处，陷落坍塌之类较小的事故几乎难以计数，当时三个郡县同时遭受沉没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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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苕溪围圩为堤始于何年？神话传说是始于大禹治水，但有文献记载的则是汉熹平二年（173年），以后又经历朝历代的挑土填石，修缮加固。

但是，西险大塘毕竟是始于2000年前的古老工程，鉴于当时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工艺水平，大塘的原始基础是很差的。

东汉熹平年间（172 年—178年），余杭县令陈浑于东苕溪南岸筑塘，设陡门、塘堤、堰坝数十处，俾蓄泄以时，旱涝无患。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浙江东径余杭故县南，新县北„„汉末陈浑移筑南城，县后溪南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

《舆地 志》载：“后汉 熹平 二年，县令陈浑修堤防，开湖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

戴日强在《南湖说》里则有更详尽的记述：汉代县令陈浑查看地形揣度形势，在溪流的南面疏通南上、下湖，幅员数十里，筑造高塘汇聚流水。于是，开通一个港口，由石门桥将溪水引入湖内，暂时积储来消减洪水的锐势，使得流水慢慢进入溪流而不至于泛滥成灾。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改称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为“行在所”。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二《西湖》中，描写当时的杭州十分繁华，“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杭州是自吴越国以来的“东南第一州”，一跃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其时，北方农民纷纷迁往江南，从事土地开垦，南方耕地面积日渐增多。为发展农耕，朝廷又修治了许多堰闸沟渠。余杭境内的西险大塘为杭城屏障，朝廷自然不敢轻视，其中较大的动作是在西险大塘上兴建“十塘五闸”。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左从事郎、余杭县丞章藉建龙光陡门。淳熙六年（1179年），钱塘县分段筑塘，间以陡门，名为“十塘五闸”。“十塘”为黄鄱、烂泥湾、化湾、羊山、压沙、上林陵、中林陵、下林陵、唐家渡、大云寺湾塘，“五闸”为化湾、甪窦、安溪、乌麻、奉口陡门，今仍沿用其名。

明代，朝廷重视水利事业，兴修的水利工程超过此前所有朝代，这在西险大塘的治理上亦可见一斑。

明永乐元年（1403年），浙西大水，朝廷特差户部尚书夏元吉督治水患。次年，又派通政使赵居宸至浙添设治农官置圩。永乐三年（1405年），苕溪洪水冲决化湾塘，闸圮，朝廷遣户部尚书夏元吉、通政使赵岳来浙，督修三年方成。正统十 年（1445年），又坍、派遣工部侍郎周经来浙江主持修复，动支仓米3700石、南关厂木3000株，才修复如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组织民工对黄鄱塘等加高培厚，使之坚固。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五月，化湾塘被冲毁，钱塘县令聂心汤主持先筑备塘，后修水闸，以为水旱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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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县志稿》卷二十载有黄汝亨的碑记，详细记述了化湾闸重修的过程。文章说，苕溪有150里长，其间有5处闸门。称为“化湾闸”的地方，北有径山之水流入，南有天目之水流入，是承载两大水源的津喉之地。水满溢时，则把闸关上蓄水，天旱缺水时开闸泄流，其蓄水和泄流的功能，利弊得失对于三个县都有重要关系。

化湾闸始建于宋代淳熙六年，重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洪水多次满溢决堤，水闸坍塌被淹没，城镇百姓因之流离失散。于是，朝廷下诏，令大农夏公元吉和大纳言赵公岳，会同三个主管部门察看修筑，用了三年时间才完工。

到明代正统十年，洪水又把闸冲坍了，叶公宗履责申报请示，朝廷下诏令同空周公经再查看。经商议动用了广丰仓的谷米3700多担，抽调分厂木料3000余支，才把闸修复成原样。

闸建成后，之间有162年没有灾害。直到明万历朝戊申年夏四月间，连降霪雨，整整40天不停，五月，塘堤崩溃，水闸又坍塌了。钱塘聂县令看到满目荒凉，想方设法挽救。

这时有一个诸生叫徐懋升，他带领父亲徐梦麟等人，拜伏在聂县令的庭上诉说灾情之重。聂县令不带随从，单车出城门，乘了一艘小船，在赤日曝晒下行船，还走入洪水浸没的地方。

就这样，十多天数次抵达灾区，一众人与父老们商议。终于，从黄河筑堤之法中得到启发：用6尺见方的大竹篰，1000多只里放满石头，下面作柱状把水分为两股，中间填上土叠起来，达到一定高度。献一个大竹篰给公用的，可得一百金，仓谷百担。父老们竭力经营此事。不到一月，备塘就筑成了。

虽然没有了水患，但没有闸，也不能蓄水、输水，聂县令只得再与父老们商议。这时，官库里的物资已经用空，聂县令量定该地周边方圆邻闸八十里之内的农田，每亩土地摊派出五厘，动用支出常平仓粮食五百担，凡是所用木料和采伐的石料根据修筑公用需要取给。如有不足之处，则用募捐俸银等办法解决。

聂县令亲自参加劳作，带头干活，搬运畚斗，不辞疲倦。筑土坝高有四丈，雍土使坝厚达到五丈，闸口可放水处有八尺宽。刚满一年多，闸就竣工了。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2年第4期  作者 王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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