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后，萧山连续几年闹粮荒，“每石米价由法币250元猛涨到600多元，甚至960元，以至饿殍遍野。”多数人家都没有钱，哪有钱买米？有些人家甚至连买盐的钱也没有，到炒菜的时候没有办法只好拿只调羹向隔壁邻舍去“借”一调羹盐来解决燃眉之急。所谓“借”，实际上是“乞讨”。所以，那时，村里如果有“六谷糊”吃的人家就是景况还不错的人家。村里多数人家连“六谷糊”都吃不上。

六谷糊即玉米糊

自然灾害频繁加兵荒马乱致使萧山缺粮严重

那几年，自然灾害特别多。《萧山县志》记载1940年“农历四月初，始晴，至六月初，方下雨。河上、长山（即楼塔）、大同三乡极大多数田中无水，不能播种，以后虽补种秋苞米及荞麦，但收成不到十分之二”。1941年和1942年又连续闹水灾。灾害频繁加上战事频频，造成田野荒芜，粮市停顿。

有村民还记得那年春旱的严重。早稻田里没有水，禾苗都枯萎了，晚稻秧田也没有办法做，更不能适时播种。番薯籽从洞里挖出排在地里，藤长出来了，叶片也一张张长出来了，因为不下雨没有办法扦插。后来，天旱得这些番薯藤叶片竟一张张地都枯死了，直到6月下雨才去扦插。当然，扦插的是光秃秃的一截藤。没有叶片的光合作用制造养料，最后的番薯产量肯定也大受影响了。

当时省城的《东南日报》就刊发了一篇题为《日趋严重的萧绍米荒》的新闻述评，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载于《东南日报》1939年12月3日

那时水利条件不好，萧山30多万亩沙地只能种棉花，不能种水稻。所以萧山本身缺粮严重，一般正常年份也需要从外县调大量粮食进来。日本佬一封锁，外面粮食就进不来了。即使可以进来了，粮店老板怕汉奸去抢米，也不敢多进货。临浦这个浙东最大的米市，竟然见不到米了。

广大平民因缺粮而采摘野果充饥，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面对战乱缺粮，县政府也采取了措施

由于战乱，以往外省县有大量粮食流入萧山市场的情况不见了，加上萧山自己受灾粮食减产，市场上米价狂飙。一向热闹有“小上海”之称的临浦镇，过去米市非常兴旺，由于日本佬入侵实施封锁政策后，就很少有外县的米源进入了，这里就变得非常冷落了，致使粮价居高不下。

程运启县长组织粮食产销调查，分析原因，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打通产地销往萧山的路，另外，程运启还要求粮商多采购，合理评定米价，对卖高价的粮商进行处分。这些都是顺应民心之举。从《萧山日报》上当时的两则报道就可以知道，国民党县政府抓粮食非常具体到位：一则是说城区顺记、穗禾、穗昌、同德四家米店不遵守平价会评定的米价，经查实后予以分别处分，责令认交冬衣费五至十元，增加购买合作股金十元等；一则说河上镇的绅商开会商议，共增加1800元投资到外地采办粮食，以应对“乡仓积谷砻米不敷分配”的问题。但是，这些措施是否能够落到实处，是要打问号的。因为县政府主观上想解决粮荒这个问题，但是，日本佬“不同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什么战役，就把你拖进去了，你还能怎么去抓这个问题。

我父亲做了“拼命三郎”

那时，我家有七八个人。养活这七八张嘴巴，是父亲的责任。如果让一家人吃饱白米饭，那简直是奢望，随便哪个人都不敢想。把标准一降再降——让家人能够吃到“六谷糊”——就是我们家庭那时的争取目标。为此，我的父亲是几乎拼了命的。

那时，日本鬼子实施封锁政策，沿海产的盐是运不到本省的西部县份和江西省的。父亲和我们村里的一些人就把这里的盐挑到衢县、常山、玉山那些地方，卖给那里的盐商，自己赚些脚钱，这样一趟来回需要辛苦个七八十来天，就可以带回来几十斤六谷。有了六谷，女人们忙着磨成粉，把镬里的水烧开后，加上一些菜蔬，把六谷粉撒几把进去，用锅铲不断地搅拌，就成了薄溜溜的六谷糊了。六谷糊的成分中，大量的是水，刚吃下肚是饱的，两泡尿一撒，很快地又饥了。当然，这总比没有吃要好得多。

一担盐大约120斤。父亲们挑着这重担走的路就是翻楼塔岩山的大黄岭，经富阳龙门过桐庐窄溪，沿富春江到梅城，再转寿昌、杜泽，直通常山、玉山。1966年“文革”期间，我趁“大串联”之际，也走过这条路。我们年纪轻，且空手走，每天也只走六七十里，已感到十分辛苦，但是，父亲说他们是每天挑着这么重的担还要走一百多里，那更是苦不堪言了。

其实，说这些苦，仅是体力方面的。更苦的苦，就是还要遭受老天爷给的苦和国民党的苦。

老天爷突然下雨了，盐被淋湿就要溶化，斤两减少，这担盐就白挑了。所以，他们特别怕老天整日下雨。遇到这样的天气就只好赖在凉亭里或者庙宇里不走了，如果雨多下几天，收入就没有了。他们宁愿是盛夏，虽然天热但雨天少，即使下阵雨，躲它半来个小时过去了依然可以赶路。

贩盐必须交税，这是规定。那时，贩盐的人不少，沿途都有政府的人在等着你。我们村里的猫狗伯、桥金哥，他们都是我父亲挑盐时的同伴。父亲他们知道哪里有这个关卡，哪里没有，就选择宁愿多走几里路也要避开这个纳税的关卡。有时候，碰巧遇到了，你就得老老实纳税；有时候遇到个歪派的稽查人员，他们还会对你罚款，那你这担盐的老本恐怕都拿不回来了。

关于贩盐的辛苦，楼塔的楼岳中先生的《楼塔往事》一书中也有记述，他说，为了生存，贫困的村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干起走私的行当，从沦陷区肩贩日用品风险太大，多数参与了贩运私盐的队伍。他们带着一根扁担两只麻袋到绍兴夏履的船埠，购得从已沦陷的头蓬、新湾偷舶来的食盐，挑上一二百斤的盐担，避开国民党的关卡和日军的岗哨，在黑夜里曲折而行，天亮回到家里。第二天开始“长征”，十几、二十来人结伴成一支颇为壮观的队伍，挑着担子翻过大黄岭一路西行，沿途以卖盐解决食宿。一路风尘，艰辛备受，还担惊受怕，要绕过日军据点，应付游杂部队的刁难和勒索。到建德、淳安、兰溪、衢州，或皖南诸县，换得大米或钱钞再返回。其中的艰难不必用笔墨描述，你完全可以想像得到。据传一位叫永法的盐担挑得最远，到达江西景德镇，来回54天，是真正的“远征”了。

男人们为了这个家，对这样的苦，拼命地往自己的肚子里咽着。有一次，父亲要去向盐商结账，母亲就对他说，如果有钱就买只鸡回来，因为当时我母亲刚好是产后，她需要补一下。因为没有粮食，家里鸡已经早就不养了。不料一结账，我父亲不但没有拿到脚钱，还欠了东家一大笔。一个从来不哭的大男人流下了愤怒的泪水。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要活命，你只有把泪水吞下去。

谈挑盐的事看似有些离题，其实没有离题。如果大家有饭吃，身体才会健康，对日本人的细菌战，体内的免疫能力就会强得多，烂脚就有可能得到痊愈。那几年，村里的人为什么大批地死去，第一是饿死，第二才是日本佬的传染病病死。如果有饭吃，病死的人就不会这么多。饭都没有吃，只有眼看着烂脚愈来愈重，细菌通过淋巴转移到肺里、脑里，就把命都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