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杭州西湖畔孤山南麓的文澜阁，是清乾隆年间为庋（guǐ）藏大型官修丛书《四库全书》而修建的皇家藏书楼七阁之一。这七阁，即“内廷四阁”（俗称“北四阁”）和“江浙三阁”（合称“南三阁”）。“内廷四阁”是：热河（今河北承德）行宫避暑山庄里的文津阁，乾隆四十年（1775）夏落成；北京西北郊圆明园内的文源阁，乾隆四十年（1775）继文津而后告成；北京紫禁城文华殿之北的文渊阁，乾隆四十一年（1776）落成；奉天（今沈阳）行宫里的文溯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成。“江浙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行宫之左的文宗阁，乾隆四十四年（1779）告竣；扬州大观堂一侧的文汇阁，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成；杭州圣因寺玉兰堂东侧的文澜阁，则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后重新改建而成。

上述七阁，迭经兵火，存下来的只剩了文津、文渊、文溯、文澜四阁。其中的文澜阁为江南唯一的清代皇家藏书楼。

文澜阁

江南仅存的皇家图书馆

-“敷文观海”文澜阁-

杭州西湖边的圣因寺，原先为清康熙皇帝的行宫，康熙四十二年（1703）始建，雍正五年（1727）改为圣因寺。乾隆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谕旨，在圣因寺后之玉兰堂“改建文澜阁，并安设书格备用”。浙江官员实地勘查，闽浙总督陈辉祖上奏皇帝，以为“玉兰堂逼近山根，地势潮湿，难以藏书”，而“玉兰堂之东迤下有藏书楼，现为藏贮《图书集成》之处，烫后地盘宽阔”，可供改建。乾隆许可，利用原有藏书堂及其后面的空地，改建文澜阁。本文标题的“敷文观海”四字，取自文澜阁二层所悬挂匾额。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发下御笔墨宝四张”，文澜阁的碑刻匾额，由浙江巡抚按照背面所开尺寸照式制造悬挂，文澜阁二层“敷文观海”即其一。

▲《敷文观海》牌匾

乾隆四十九年（1784），改建工程完毕。《两浙盐法志》卷二《文澜阁图说》有云：“浙江即以旧藏《图书集成》之藏经阁改建文澜阁，并仿文渊阁藏贮。阁在孤山之阳，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

清咸丰年间，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毁于战火，咸丰十年（1860）、十一年（1861），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亦未能逃过浩劫，藏书楼毁坏，四库全书失散。清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奏请重建文澜阁，当年十月初八动工，在原文澜阁的基址上重建书阁，第二年九月，全部工程完毕，还包括了一些添建的附属建筑。这一次的重建，据光绪年间孙树礼、孙峻撰《文澜阁志》记载：行宫及文澜阁“添造的有假山亭一座、二宫门一座、东西角门左右边门各一座、待漏房九间、御碑亭一座、平厅三间、平屋五间、厨房四椽、备典守钞录肆习之所等”。今天我们所见的文澜阁古建筑群，就是光绪年间所重建的建筑遗存。

▲文澜阁建筑群

现存的文澜阁古建群，主要有：垂花门，御座房，乾隆御碑亭，光绪御碑亭，文澜阁，太乙分青室，罗汉堂，趣亭，长廊悬廊。梅丛笑先生撰著的《文澜阁研究》探讨了文澜阁的科学价值。文澜阁建筑本身所承载的各种信息是研究古代藏书楼的实物资料，体现了古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方法。

▲《杭州文澜阁碑》（乾隆撰，谭钟麟书）

以文澜阁地基构造为例，杭州地处江南，文澜阁辟建于湖畔，潮湿的袭扰肯定存在，还有盛夏酷暑的危患。防潮、通风、隔热是藏书楼首先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文澜阁地面方砖下用每一块长45厘米、宽22.5厘米、厚9厘米的砖石铺就通风构造层，砖石相互交叠形成的通风道，贯通东西和南北，一直延伸到墙面的地基处，在文澜阁外墙下部的汉白玉地基上设有钱孔样的通风层出气孔。每条通风道间隔140-170厘米，数十个通风道交织成了整个架空层，架空层高达20厘米。这种通风构造层的做法尚未在一般古建筑中发现，是皇家藏书楼特有的基础做法……”且文澜阁建筑群里，御座房、长廊地基中也有通风层。地面基层的通风系统，“使建筑保持良好的通风状态，解决了建筑构件受潮问题”，不能不令我们赞叹“如此精妙的架空层设计”。

▲钱孔样通风层出气孔

其他诸如藏书楼建筑结构上灵活变通层的构造思路和手法，以使内部空间更加宽敞明亮、最大限度扩大藏书空间；阁前凿池蓄水，融园林景观和汲水灭火实用功能于一体，等等，都是这座仅存的江南皇家藏书楼所特有的，有别于一般藏书楼的建筑特色和科学价值。

▲阁前蓄水池兼顾景观与实用

这一座皇家藏书楼，建筑艺术的特色，也是明显的。梅丛笑在《文澜阁研究》中分析了藏书楼选址、庭院环境建设和建筑技法及风格，下断语云：文澜阁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建筑群“从空间平面到整个建筑形体，处处透露着亲近自然的意境”，建筑风格灵动而富有生气；文澜阁“既有皇家建筑均衡对称、庄重严谨的特点，又有江南园林清幽雅致的意境”。

▲处处体现的建筑均衡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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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兄弟

钱塘布衣救阁书

-“敷文观海”文澜阁-

文澜阁落成，原是为了庋藏《四库全书》。这儿尤可说道的是，丁申、丁丙兄弟奋力抢救、修补散失的《四库全书》的故事。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 复制品

丁申、丁丙兄弟，钱塘人，同为杭州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第三代传人。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入杭州，丁氏兄弟避难杭州城西留下镇。同治元年（1861），丁氏兄弟偶然得见留下镇上店肆有拿着四库书纸撕来包裹的，这才得悉文澜阁藏书濒危的信息，于是以救护文澜残编为己任。丁氏兄弟先是集合胆大力壮的若干人，以厚酬相许，乘夜潜入杭城，在孤山脚下摸黑摭（zhí）拾满地残籍，每天晚上往返数十里，水运至西溪枫木庵丁氏先祖殡宫暂存。这样冒险抢救，获得残书数千册，大约占文澜阁原藏的十分之一。

▲丁氏兄弟救书场景

同治二年（1863），丁氏兄弟携书避居上海后，杭州书商周汇西受委托于丁氏兄弟，辗转潜回杭继续收集散落民间的文澜阁藏书。据刊印于同治三年（1864）的范祖述《杭俗遗风》，杭城人素有“敬惜字纸”的风俗，这一风俗也助成了丁氏兄弟委托周汇西搜书的义举。到了同治三年春，清军收复杭州，丁氏兄弟回到杭城，兄弟俩已陆续收获“阁书共八千六百八十九本”。这个数字见于同治三年十一月初十丁申《恭缴阁书拟暂储杭州府学尊经阁呈》，即丁申向杭州知府的呈文，将历年“珍收”文澜阁残丛暂贮杭州府学尊经阁（原址在今杭州碑林）。杭州知府薛时雨见丁申禀文即给予全力支持，第二年六月这八千六百余册阁书收藏进了杭州府学尊经阁，又选派董事四人与府学教授督同管理，丁申亦为董事之一。此后丁氏兄弟继续留心搜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至同治十三年（1874），贮于杭州府学尊经阁的库书总数已达九千零六十二册。

▲文澜阁排架图

丁氏兄弟“虎口余生之际”用心抢救，使后来的重建文澜阁有了可能。同样毁于战火的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同治四年（1865），著名学者莫友芝曾专程访镇、扬调查两阁《四库全书》情况，一无所得。没有了《四库全书》，重建也就没有了来由。杭州文澜阁库书，幸得丁氏兄弟以及书商周汇西等的奋力救护，库书残存可以搜集汇存。这也就给重建文澜阁奠定了基础。

清光绪六年（1880），文澜阁重建，重建图纸由丁丙绘制，谭钟麟审阅，指定丁丙、应宝时主其事，丁丙、邹在寅负责工程事项。实际费用一万八千银圆，远远超出原先估算的工料费一万二千九百十三银圆。超支部分亦由布政使命厘捐局照拨，但事实上仍有部分经费未能官款填补，这部分则由丁丙担负了起来。

▲文渊阁书橱、图分橱图、书影等·介绍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二十二日，皇帝谕旨：“……浙江省城文澜阁毁于兵燹，现经谭钟麟筹款修复，其散佚书籍经绅士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也是在这一道御旨里丁申获封：“主事丁申著赏加四品顶戴以示奖励。钦此。”丁丙早在同治三年（1864）就被左宗棠保举做知县，是年十二月初二朝廷圣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又叙功加同知衔，皆不赴。谭钟麟深知丁丙为人，所以光绪七年（1881）十月十六日上皇帝的奏折里没有为丁丙向朝廷请封，但奏折里清楚写明丁丙“不求利禄，淡泊可风”。丁丙以人品、功绩在浙江政界、学林广受尊敬，陆光祺、杨晋藩、吴滔自同治三年至光绪七年，先后各作《书库抱残图卷》，以纪念丁丙救护阁书之业绩。陆光祺做过文澜阁典守。杨晋藩所绘图，左宗棠行书题《书库抱残图》名。

▲文渊阁书橱实拍

清亡之后，民国建元（1912），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归浙江图书馆接受并移藏浙江图书馆。从此文澜阁与《四库全书》分离。民国十八年（1929），西湖博览会举办，文澜阁被作为农业馆使用。浙江省西湖博物馆成立，文澜阁借作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之用。1953年，省立西湖博物馆更名为浙江博物馆（1971年更名为浙江省博物馆），至今作为浙江省博物馆的一部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澜阁

1981年文澜阁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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