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方兴。回顾浙大百余年办学历史，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成绩斐然。为传承浙大文脉，弘扬求是精神，特推出“致敬求是‘大先生’”专题栏目，选编纪念研究浙大名师相关文章，展现求是师生精神风貌。本期推出田正平、潘文鸯《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下），以见先辈风范，扬求是校风。

郑晓沧简介

郑晓沧（1892-1979），名宗海，字晓沧，以字行世。浙江省海宁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郑晓沧从1929年8月起，一直在国立浙江大学执教、任职。新中国成立后，郑晓沧继续担任改名后的浙大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郑晓沧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196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64年浙江师范学院迁金华，郑晓沧回杭州大学，任教育学系教授、杭州大学顾问、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1979年逝世。

三、担任分校主任，独当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沿海大学纷纷西迁，浙大也从浙江迁往宜山。校长竺可桢考虑到东南各省很多青年学生因交通阻隔或经济困难不能升学，于是在1939年初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在浙东设立分校，并于2月初决定派郑晓沧和陈训慈到浙江筹设一年级分校。

1939年6月23日，国立浙江大学分校筹备处在浙江永康成立；7月底在永康招生；8月21日起在龙泉办公；10月1日，浙大浙东分校在龙泉坊下曾家大宅开学；10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10月11日全体学生开始上课。浙大浙东分校成立了，主任是陈训慈，不是郑晓沧。这件事还要从5个月前说起。一开始，关于分校主任的人选，竺可桢属意的是郑晓沧。不巧的是，5月中旬，郑晓沧的父亲去世，郑晓沧便致电竺可桢，辞去分校主任一职。之后不久，郑晓沧本人又因肺病咯血，只能遵医嘱在缙云静养。而分校主任一职经多番考量之后，竺可桢决定由陈训慈担任。郑晓沧因为生病的缘故，就被竺可桢安排“以分校‘特约教授’或讲座名义，支原薪半数，可不教课(痊愈到校为学生讲课几次更好)。但仍可为分校协助”。

竺可桢与郑晓沧两家人合影于杭州西湖高庄

分校成立之时，草创维艰，困难颇多，陈训慈十分尊敬并信赖郑晓沧这位昔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常常向其请教；而郑晓沧也十分赞赏并支持陈训慈的工作，曾写信给竺可桢夸其“忠贞周到，自可信托”，并在陈训慈工作遇到困扰时安慰他说，“求全之毁，谁则能免，悠悠之言，幸勿置怀”。

1940年4月2日至4日，分校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即发生了一次风潮。陈训慈被学生围困，被迫辞职，竺可桢即决定，由当时在分校任特约讲师的郑晓沧继任分校主任。郑晓沧担任分校主任后，工作尽心尽责，在偏僻山村的简陋校舍内，团结了毛路真、朱叔麟、夏承焘、孟宪承等一批知名教授，在四年多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据统计，龙泉分校办学期间，先后招生1000余人，几十年后，竟然出了100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其中，郑晓沧付出了许多心血。

郑晓沧任龙泉分校主任期间，在遍地烽烟和生活艰难的环境中，发扬我国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师生关怀问辩，亲密无间，启发开导，教学相长，深入实践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

1.爱生如子，关心教职员。作为一名教育家，爱心可以说是郑晓沧最基本的品质。1941年下半年，学生罗斯文刚入分校不久，被诊断患了肾脏病。当时交通闭塞，物资紧缺，因为没有药物，医生对此束手无策。郑晓沧在自身经济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自掏腰包，千方计寻找救治办法，最终治好了罗斯文的病，救了她一命。在罗斯文病好后，郑晓沧又替她安排复学事宜，并嘱咐食堂专门为她提供淡食。

郑晓沧爱生如子，与其对“教师”一词的理解密不可分。郑晓沧在《广师说》一文中写道：“今之所谓‘教师’则且兼‘师，保，传’等之涵义，于其所领导涵育之未成年人，实兼负教养之责任。”

2.启发引导，教学相长。郑晓沧重视学生的学习生活，注重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做中学”。1941年的某一天晚上，学生朱兆祥和陈俊元正在操场上观星，郑晓沧走过去，发现了他们的天文学爱好。之后，郑晓沧在得知9月21日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日全食，可是龙泉在日全食带之外后，就鼓励两位学生组织一个小队伍去邻省的浦城观察日食，并先搜集一些资料。分校图书馆的图书太少，郑晓沧就亲自带他们去邻村浙江图书馆的战时藏书处查资料，做了一个月左右的准备。日食前几天，郑晓沧和学生一起出发去浦城。可惜日食时，太阳刚好被乌云遮住，他们一行人没有看到日食。但这次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观测星象的积极性，1941年底，分校学生还组织成立了自己的“天文学习会”。

郑晓沧对学生的教育非常注重启发诱导。他说“夫教师以识途之老马，为学者长征之前导。明灯在望，步步前趋。若或后也，则有以挽之；或若馁也，则有以激励之。使其能不惮跋涉，不避艰险，盖其不回之志与其行远之力，已培养于无形矣。”

3.热爱生活，积极乐观。龙泉地处穷乡僻壤，还常常处于日寇南侵的紧张气氛之中，分校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郑晓沧以自己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感染、教育和团结分校全体师生度过各种难关。郑晓沧把分校所在地“坊下”改名为“芳野”，寓意芬芳满垄，桃李遍野。他还将分校的一幢单身教职员宿舍命名为“风雨龙吟楼”，和住在那里的单身教职员结社吟诗：“高士爱幽林，宁嫌云屐深？虬松能折节，空谷有知音。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芳野”和“风雨龙吟楼”的名字都会让人联想到很多诗情画意的美好画面，但事实上，“芳野”只是浙江一个贫困的小山村，而“风雨龙吟楼”则是一座在下雨时无法令人入睡的竹子松皮搭盖的集体宿舍。物质生活虽艰苦，但生活在龙泉的浙大师生相互鼓励，精神上还是愉快的。这也体现了郑晓沧的教育主张“欲使学生心神安泰而愉快，则教员必先从本身做起，顾教员既劳精疲神于教课及管理之事，其心神常不易宁静，更不易发扬。聘教员时，固当避去抱消极的人生观者，而已任教员者尤宜时有同乐之组织。”

整整四年，在郑晓沧的主持下，地处贫困山区的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办得声名鹊起，成为“那时东南各省青年学生最向往的大学”。1943年夏，郑晓沧调回遵义浙大本校接受新的任务。消息传出后，同学们都依依不舍，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欢送演出。

四、服从工作安排，不计名利

1939年底，郑晓沧还在龙泉分校期间，广西南宁失陷，桂南形势紧张，浙大所在的宜山天天在警报声中，于是不得不进行第四次迁徙。这次迁徙是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等地，也是浙大的最后一次迁徙。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最终将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文科设在遵义浙大本部，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设在湄潭，而一年级在永兴上课。

1943年7月8日，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郑晓沧从龙泉来到了贵州遵义。竺可桢把郑晓沧调到贵州，是要让他去湄潭担任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院长。国立浙江大学研究院成立于1942年7月，它的创立可以说是校长竺可桢和浙大教师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早在1939年8月浙大就设立了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之后又于1940年8月成立理科研究所数学部；1941年8月设立了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1942年8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

竺可桢十分重视浙大的研究工作，他曾在1941年4月21日一次总理纪念周讲话时说：“浙大同学读书果甚用功，教授授课亦颇努力，但研究成绩尚难自满，对于世界学术上之贡献尚少。本校以往四年，时在迁移，生活未能安定，今后则居处渐定，预期当有研究所得之贡献。再者教授之培养，今后亦希望能由助教为起点。现在助教之待遇甚低，欲由助教培养成教授，似甚困难，但亦只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不难应用自己的师资及设备而培养未来之教授，须知出洋留学为不得已的办法，亦足以说明本国学术之落后，故应急起直追。他日在教授方面，亦当自给自足为是。”可见，在竺可桢的办学理念中，大学成立研究院不仅对国立浙江大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也是振兴中国学术的必要之举。

因此，1942年研究院成立伊始，竺可桢便自兼院长。但是，“嗣以成立单位渐多，且散布遵湄两地，联络不易，爰于八月聘请郑教授宗海兼任本院院长。”竺可桢选择郑晓沧担任研究院院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前所述，郑晓沧和浙大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深得浙大新老教师的认可，他人品敦厚，人脉关系和谐，善于团结同事一道工作。此外，在自己的专业教育学科之外，郑晓沧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并有相当的造诣，“对于国内外新输入的资料，不论是文、理、工、农、医等方面的书刊，他都认真阅读，而且勤借勤还，周转很快，学习抓得很紧”。

郑晓沧担任研究院院长后，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1944年10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受竺可桢的邀请到湄潭，参观浙大湄潭的研究所，并出席中国科学社卅周年纪念在浙大湄潭举行的年会。作为研究院院长，郑晓沧协助校长竺可桢负责组织这一重要活动。在李约瑟到浙大之前的10月16日，郑晓沧等人就已经着手筹备招待李约瑟的膳宿等问题。10月23日下午，李约瑟一行到湄潭后，对住宿安排十分满意。在李约瑟吃完午饭后，郑晓沧等人陪李约瑟到川主庙梵天宫参观了化学室，后又和李约瑟共进晚餐，并决定了“两日来之日程”。10月24日，李约瑟在学生膳厅发表了“科学与民主”的讲演，郑晓沧担任翻译。李约瑟演讲并不用讲稿，而且临场发挥极多，演讲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还讲到许多科技新成就，如原子能、火箭、导弹、遗传工程等。内容的广泛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郑晓沧的翻译十分顺利，许多科学术语的翻译信手拈来，轻松自如，就连李约瑟本人（李约瑟驻华多年，不但会读汉语也会讲汉语）也对他的翻译频频点头，表示赞赏。郑晓沧之所以对科学术语的翻译如此了解，与其重视科学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修学指导》中，郑晓沧将“科学”放在第一章，他指出，科学“能昭示吾人以适应之方，使人类生活加良”；“学习科学，不仅有直接的实利，并且能帮助我们解释环境，认识环境，使我们得到一种正当的宇宙观”；“学了科学，可以得到几种有普遍功用的观念和方法”。

李约瑟与夫人参观浙大实验室

李约瑟原定10月26日离开湄潭回遵义，但是由于他对浙大的研究情况十分感兴趣，“以此间可看之工作甚多，故遂延后日廿八走”。李约瑟在看完浙大湄潭的研究工作后，对浙大的科研水平做出了高度评价。回国后，李约瑟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撰文写道：“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浙大的科研工作能够得到李约瑟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如此高的赞誉，无疑也是对作为研究院院长的郑晓沧工作的最好肯定。

此次浙大之行，李约瑟对郑晓沧的印象非常好。在李约瑟研究所保存的李约瑟档案中，藏有李约瑟记载的关于郑晓沧的信息：郑宗海(晓沧)，教育家，陈立夫任命为湄潭浙江大学研究院院长，不过和蔼可亲；热衷科学；写过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剧本；初次见面于重庆，后相会于浙江大学。

浙大西迁时期各科研究所的毕业研究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陈述彭、程民德、施履吉、徐僖等7名，大多数毕业研究生成为国内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浙大研究生教育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有郑晓沧的一份功劳。

1945年9月，郑晓沧奉派出国考察，1946年底返回杭州。郑晓沧回杭时，校长竺可桢正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并在会议结束后去瑞士、英国、美国访问考察。竺可桢临走前请王琎代理校长职务，并嘱咐在郑晓沧回国后由郑代理校长职务。郑晓沧这次代竺可桢主持校务达半年之久。而此时的浙大并不比十年前的浙大容易管理。国立浙江大学已经由1936年的“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70位教授、副教授和512名学生”发展到“文、理、工、农、师范、法、医七个学院27个系，201位教授、副教授和2171名学生”的规模，且正值刚刚复校不久，百废待举，一切教学、管理尚未走入正轨，任务繁重、头绪众多，但在郑晓沧主持下，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947年6月，竺可桢自美国返国回杭，郑晓沧功成身退，继续担任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学系主任，辅佐竺可桢建设浙大。

1929年8月，郑晓沧应聘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此后，国立浙江大学经历了抗战西迁、胜利复员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1950年10月，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郑晓沧在这21年间，可以说是和国立浙江大学的命运休戚与共，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国立浙江大学。纵观郑晓沧在国立浙江大学的经历，我们从中能看到的不仅仅是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可以感受到郑晓沧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丰富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作为一位教育家所具有的热爱学生、敦厚谦和、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情操和品质。

郑晓沧在书房

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的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1963年，71岁的郑晓沧曾写过一首歌颂雷锋的五言绝句，其中他最满意的句子是“平凡见高处，高处不平凡”。这个句子或许也是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关系的最好写照吧。

        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7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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