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杭州，国民党主要部队逃窜，残余部队被很快扫清，杭州宣告解放。解放早已是人心所向，加上杭州地下党组织事前做了大量工作，杭州市区的形势迅速稳定下来。原党政机关、物资仓库、交通邮电、水厂、电厂、银行、报社、工厂等要害部门，大多保存完好。解放第二天，学校照常上课，商店开门营业，工厂正常生产，甚至电影院正在上映的影片也没有中断售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在一派和平安定的气象中跨过了新旧两个世界。

张永（前左一）与警钟社成员

5月10日，在国货路新华电影院，杭州地下党员、接管杭州的南下干部、萧绍地区金萧支队队员以及21军留驻杭州的同志举行了会师大会。尤其是30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在长期的单线联系之后，这是大家第一次公开见面。不少人发现自己的同学、同事甚至朋友，原来竟也是秘密战线上的同志。20岁的“无业青年”张永也在其中，在这里，他见到了入党领路人夏老师，还有自己的老领导柯里同志。

19岁进步少年成了地下党员

张永最初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在1945 年上半年，那时他是杭州市立中学的初三学生。

位于西湖金沙港的杭州市中，曾是解放前杭州最大的中学之一。那时，杭州市立中学初三年级8个爱好文艺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警钟壁刊社”，半月一期，搞起了名为《警钟》的壁报。而壁刊社的负责人，就是张永。

警钟社的进步倾向很快引来了反动学校当局的注意，却也使学校的两位女教师开始与这群十五六岁的学生接近。

这两位老师，一位叫夏汝南，一位叫余巾英。后来张永得知，两位和蔼的老师原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在学生中物色发展的对象。“夏老师的宿舍就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向她借一些文艺小说来看。”在夏老师和余老师的启发介绍下，张永和同学们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如蒋管区出版的进步杂志《民主》《文萃》《周报》《时代》和党出版的《群众》等，几乎是书店一到货就跑去买来大家传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就是那段时间看到的。”张永说。

1947年2月26日，张永准确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余巾英老师带着他，在一个隐秘的场合，他举起右拳庄重地宣誓。于是，19岁的张永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古荡张奶奶家住进个木炭商

苏堤、白堤、六公园、花港观鱼，这些环西湖的景点每天游人如织。1948年，环湖仍是游人如织的西湖美景，然而一些“游客”的心事则大不相同。

正如一些电影里的场景：游客甲与游客乙在白堤相遇，然后走到一起攀谈，似一对老友，实则是正用暗号接头的革命战友。

游客甲是新党员张永，杭州大中华文具店的一名普通店员；游客乙则是他的联络人和上级领导柯里，化名李翔秋。张永与柯里是单线联系的。柯里知道张永住在哪里，但张永对柯里的信息却一无所知。“我入党后，与入党介绍人余老师只联系了一个多月，她就因同志被捕离开杭州去了苏北根据地。接着是一位姓唐的同志，但只联系了两次，1947年6月我的关系就转给了柯里。”

“每次，我从一公园、六公园向昭庆寺（今少年宫）方向走，柯里从岳坟、六公园向一公园方向走。然后，我们会在湖边的某个地点巧遇。每次相遇的地点都不固定，白堤相对多一点。”于是，“游客甲”与“游客乙”邂逅之后，会坐到湖边的石凳上“聊天”，或是边走边谈。张永向柯里汇报情况，柯里向张永传达党组织的消息或者布置任务。他们一个月要在西湖边碰面两次，“湖边人多，不容易引人注意”。

这样的见面一直持续到1948年7月。一次见面后，柯里问张永：“能不能帮我在乡下找个住处？”

不用柯里多说，张永也明白，城里军警、便衣特务多，并不是安全的住所。他略一思索便对柯里说：“你看住到古荡我家怎么样？”柯里看着张永年轻的脸孔，点了点头。

杭州城西古荡，现今已是车水马龙的新兴城区，70多年前却是一派田园风光，鱼塘掩映着竹林，水田间夹着桑园。张永辞去文具店工作后就住在古荡俞家圩的外婆家。“我舅舅当时在拱宸桥开了一家运输公司，外婆就是古荡人，家里有8亩水田，还有一些竹园和桑地，住的是上下两层带院子的房子。”这样的家境在当时的农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家世是种很好的保护色。

这年8月，柯里带着夫人张幼云（也是地下党员）和一个孩子租住进了古荡“张奶奶”家。张永和母亲、外婆住楼下，柯里一家住楼上。张永对家人说，这是他的中学老师，现在在临安和杭州之间做贩卖木炭的生意。

秘密编写《杭州概况》

柯里，青田人，1938年5月入党。1943年5月，浙东区党委派他前往杭州开辟工作，1947年至杭州解放后，历任上海局杭州特派员、中共杭州市工委书记、杭州市委常委等，1952年调往中央组织部工作。

当时，张永并不知道柯里的具体职务，柯里搬来后便布置给他一项特别的任务。1948年11月的一天，柯里把张永叫到楼上房间，拿出一叠手抄的材料告诉他，杭州解放一定是指日可待了，为了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他接到上级指示，要收集各方面材料，将杭州各界的情况掌握起来。“这些材料是同志们冒着危险收集的，请你把它们誊抄两份，一份留底，一份由我带走。”柯里说。

“我一看，那上面有杭州军事机关的地址、负责人、人员、枪支数，还有特务机构的配置。一般的地下党员不可能了解到这么详细的情况。”张永说。

从这天起，“张家公子”开始闭门不出。对家人，他总说在楼上后厢房里看书，实际上却是不分昼夜地抄录着资料。

这些资料，有的是来自军政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文件，更多的是地下党员们调查收集情况后用钢笔写成的分析材料。材料之广，涉及杭州军事、政治、工业、交通、公用事业、金融、教育、社会团体、文化等各方面的人事、派系、配置、动态等情况；而调查之细，更让人感受到地下工作者无畏的勇气和工作的细致。在杭州市档案馆1999年根据张永当年抄写的原稿编印的《杭州概况》一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浙保6团2营5连，钱江大桥，李明陶，兵120，轻机2，步70，卡宾3，弹100，系38 年1月10日接防。”

对杭州市重要部门的要害人员，其出身、履历、作风、思想、能力、兴趣、交友、家庭等皆有扼要的叙述和分析，甚至详细到谁与谁正在谈恋爱的地步。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柯里每个月带来一批这样的材料交给张永。张永再用绘图笔，将其誊抄到十多厘米见方的打字机用拷贝薄纸上。每次抄好两份，一份柯里带走，另一份张永留底。按照柯里的交待，原稿抄完都立即焚毁，不能留存。“万一被敌人搜去，查验笔迹，会暴露潜伏的同志。”张永说。

在那样白色恐怖弥漫的年代，那份留底的材料，张永又是怎样处理的呢？“老式的房子，楼上窗户外面都有瓦片的。我把材料折小，再用油纸包好，放在一张瓦片下面。上万张瓦片，很难查的。”张老有些得意地说。

《杭州概况》部分原件

50 年后才知自己抄的是什么

30多户人家的古荡俞家圩村，鸡犬之声相闻。一个陌生人突然住进张家，而且时常会消失个两三天，这就引来了某些人异样的眼光。“1949年春节前，甲长忽然来到我家，装做很随意的样子，问起我家租户的情况。我告诉他，这是我的老师，现在在做木炭生意，经常要出去做生意的。”

甲长一连来了两次，两次柯里正好都不在。机警的张永觉得，或许是保长和乡长察觉到了什么，才派他来打探，于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柯里。为了安全，1949年1月柯里一家搬走了。

但是，收集情报的工作并未停止。“我们还是一个月见一次面，他把材料交给我，我把抄好的纸张交给他。”年轻的地下党员张永从此提高了警觉。农村里睡觉大家习惯光着膀子，但他上床时只脱掉棉袄，总穿着线衣，为的就是万一有事能迅速应对。张永的母亲虽然不知道儿子在从事地下工作，但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了张永生活习惯上的异常。她后来说：“即使住在家里，张永晚上睡觉都是从来不脱衣服的，半夜有狗叫他就会一骨碌爬起来。”

这项工作一直到1949年3月末才告一段落。最终形成的调查，分为41条目，共有3.2万余字。解放后，张永将留底的资料上交给了中共杭州市委。

柯里对张永无疑是信任的，但是出于组织纪律，资料的来源、去处、用途，他始终没有对张永说过。直到1999年，杭州档案馆准备将这批文件汇编成书，张永写信向在北京的柯里询问，才知道这批文件派了什么用途。

原来这批解放前夕的杭州概况资料，是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索要的。柯里在信中说，当时布置杭州地下党组织各系统收集，有的是在那个单位工作的同志整理的，如浙赣铁路局的金家坚、东南日报馆的谢岳或周令；有的是负责联系该系统的同志收集的，如学校系统的方琼和许良英；也有些是从报刊上摘录的。这些资料经张永整理后，通过地下交通网络，交给了外县工委。

柯里在信中讲到的一个细节，更让张永在50年后再次为当年做过的工作激动不已。1949北京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请国统区也派代表参加。杭州代表、地下党员卢月梅4 月抵达淮安时，遇到了南下干部大队。听说卢月梅是杭州来的，准备赶赴浙江工作的干部们邀她一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卢月梅发现很多干部手里都有一份油印材料，上面的许多详细情况，甚至连她这个在杭州工作的同志都开了眼。张永这才知道，他当初整理的资料，为人民军队顺利解放和接管杭州，为南下干部迅速开展工作、管理杭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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