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5月14日傍晚，浙江巡抚增韫（1860-1921）接获南洋密探报告，称有革命党人屈麟书潜入浙江，当即派大批巡警到板儿巷正谊堂客栈将其抓获。15日下午四点，巡警提调李太守督带卫队至两级师范学堂，拜会监督王廷扬之后，将该校师范生胡俊抓到巡抚衙门。次日经过审讯，查明胡俊与屈麟书只是小舅子与姐夫的姻亲关系，并不是同党，巡警于是将胡俊送回学校。结果被学生发现，将巡警围住，直到午饭时间才放出。“于是学生相率停课，要求监督三事：一惩罚警员；二开教育总会；三分明警察及学堂权限。”（《学生与警局冲突续志》，《申报》1909年5月17日）监督王廷扬一一允之，当即咨呈提学司，自请辞职，“且讲敝监督名位卑微，致令学堂之尊严扫地，实无面目以对学生，自请辞职，应请贵司选人接办云云，词极激烈”（同上）。其后，王廷扬奔丧回籍，浙师监督一职由沈钧儒继任。

增韫

1909年10月14日，浙江省咨议局成立，沈钧儒被选为副议长。其后，浙江咨议局议员杜子楙在会上提出统筹全省师范教育的议案，要求浙师删减优级师范，增添初级师范，限制师范生充当小学教员，得到沈钧儒的赞成。当时，咨议局会议就在浙师礼堂召开，浙师学生得知议案，以为对自己不利，于28 日发起罢课，并扬言要用野蛮手段对付议案发起人，对沈钧儒极表不满。沈不得已，只得辞去学堂监督一职。此前不久，浙江教育总会亦因会员意见争执、副会长吴雷川辞职而于10月17日进行重组，并选举富阳夏震武（1854—1930）为会长。此时，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已因病离职，其职务暂由浙江按察使李传元兼署。李传元对夏震武很赏识，在沈钧儒提出辞职之后，极力推荐夏震武以浙江教育总会会长身份兼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巡抚增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函请夏震武担任浙师监督一职。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主楼

夏震武在晚清时期是一个相当著名的死硬派人物，为人处事十分狂傲。他出生在富阳一个讲求理学的贡生家庭，20 岁考中举人，21 岁会试中式，虽因楷书不佳，屡延试期，但仍表现得目高于顶，不可一世。据李慈铭日记记载，丁丑（1877）年间，夏震武曾去拜访张之洞，称要求教。“之洞询以浙中师友何人。曰：无可友者。问曾识俞荫甫、汪谢城乎？曰：不识。问曾识钟子勤、黄元同、谭仲修诸人乎？曰：益不识。宾主嘿然，冰襟而出。出语人曰：吾今日见张之洞，固一字不识者也。”光绪六年（1880）夏，夏震武通过朝考，以二等的成绩被分派到工部营膳司充当主事。其时适逢中俄伊犁交涉，朝廷派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国，与其签订条约。夏震武则力主与俄开战，故越级上疏，要求弹劾当朝主和一派大臣如沈桂芬、王文韶及恭亲王等人。工部堂官开始不肯给他代奏，经其力争，将奏折递了上去，仍被留中不发。夏震武在工部曹中大哭了一场，称病告假回乡。1900年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西安，夏震武以退职官员身份奔赴行在，被任命为工部学习主事。其后，他又多次上疏纠弹大臣王文韶、李鸿章等人，还毛遂自荐，要去充当与洋人交涉的专使，结果受到朝廷的斥责，称其“直以国家重大之事视同儿戏”，“盖欲自博忧国敢言之誉，而贻朝廷以弃贤拒谏之名，实属狂愚谬妄”，亦不准其再行渎陈。夏震武只得再次回到乡里，以讲学为名宣传他的自以为是的救世主张。

1909年10月，夏震武担任浙江教育会长后，自以为大权在握，就极力推行他的以理学为核心的“廉耻教育”主张。接任浙师监督之前，他又致函浙抚，表示要对师校进行“整顿”，并要求巡抚增韫“始终主持，不为浮议所摇，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摆出了一副十分强硬的姿态。12月21日，到任前一天，夏震武手书两函至师校，说是明日上午到校，请前监督沈钧儒揭示全校师生，教师需各按品级穿戴礼服，和学生到礼堂共同谒圣。次日上午十时，夏震武随带教育总会会员16人，以浙江十一府代表“公同调查”的名义，到校接任。落座未久，他就摆出一副新官上任的架势，检点校具，查收账簿款项，并要前监督沈钧儒传令全堂职员、教员和学生等到礼堂谒见。在场的教务长许寿裳表示拒绝，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其他教师也没有到场。夏震武很不高兴，就带着一干亲随径入礼堂接见学生，发表廉耻教育训词，声言：“神州危矣！立宪哄于廷，革命哗于野，邪说滔天，正学扫地，髡首易服，将有普天为夷之惧。守先圣之道以待后学，惟在诸生。”教员们感觉来者不善，立刻在会议厅集会，请夏震武和沈钧儒出席。相见寒暄过后，教员们发难，首先询问夏震武对教员通告以“揭示”为名的理由，称揭示本系上对下之语，只可用于师生之间，不可用于学堂监督和教师之间。夏说礼单理应揭示，并不说出理由。教员们接着责问夏震武为何邀请教育会中人到校调查，称学堂属于提学司管辖，并不属于教育总会。夏震武发怒道：师校名誉甚坏，教育总会理应调查，并行整顿。教师们愤愤不平，围住夏氏，要他当堂拿出“师校名誉甚坏”的证据，夏无以对，只说是“学校名誉甚坏，理应调查，理应整顿”云云，声色俱厉，夺门而出，并即揭示停课半日。教员们以夏不讲理为由，决定罢教以示抗议。署理提学使李传元得知交接出了问题，忙于当晚派二人到校与教务长许寿裳等人商议，要求教员次日照常上课，并得到了教员的应允。

不料次日，夏震武却以退为进，以教务、庶务两部不肯点交为由，到抚院请求辞职。巡抚增韫看他将监督一职视儿戏，宽慰他说，此系小事，何必辞职？夏震武以为有恃无恐，就发三函到校：一斥逐教务长许寿裳，责其“非圣侮法”“蔑礼”“侵权”，勒令许寿裳“请即辞去，无以污我师范”，声言“必不容（许）一日立于学堂之上”；一责备全体教员罢教，耽误学生宝贵光阴；一为拉拢学生，表扬“诸生以礼相见，谒圣之时，秩序肃然”，并“与诸生约，七日之内，教员上班，则仍听讲，或有教员不上班，则愿诸生自习，使人知诸生能以表率自处，保全名誉……”（《全浙师范学堂大风潮续志》，《申报》1909年12月27 日）在此情形下，许寿裳等人只得继续维持全体罢教的原议，并以全体名义上书浙抚陈情。次日（12月24日），新旧提学使派员二人，暨浙江咨议局议长、议绅到校，挽留教务长及教员，令即上课。教员交还关书（即聘书），表示辞职。经劝解，乃允暂留三日。夏震武却于当日致书教务员叶某，表示许寿裳所任各科，可以“暂听阙如”，次日又致函教员，以“可以不辞”一语相“慰留”，并责其全体辞职之过激，结果再次引起教员公愤。12月26日，全体教员携带行李辞职离校，搬到湖州会馆，并电告学部，上书浙抚及提学使，请为辩名誉甚坏之诬。新任提学使袁嘉谷（1872—1937）因“甫经接任，于浙江学务党派一切茫然”，为息事宁人，请浙江巨绅陆春江、高等学堂监督吴雷川、杭州府中学监督姚作霖出面，于12月28日到湖州会馆调解。同时致函夏震武，请夏从大局出发，收回辞退教务长的成命，“俟明正再定去留”。夏却一意孤行，复函提学使表示不愿“姑息”，声称“许君当日如此决裂，万无再留之理，听其辞去，即所以为许君地也。否则，不为许君存一分廉耻，即为弟留一分地步，将来百事无可整顿，弟惟有告退而已”。

鲁迅与绍兴籍留日同学合影，1903年摄于东京。后排右为鲁迅，左为许寿裳，前左邵明之，前右陈仪

这时，在校学生中，却起了纠纷。12月26日，教员离校后，有嘉兴籍学生宋文保摇铃通知学生到礼堂开会，商讨要求夏震武挽留教员事宜，被拥夏派学生殴打。夏震武来校，学生问他对打人者如何处理，夏震武含糊应付，引起学生不满。次日，夏震武派教育总会会员夏超为斋务长，晚上到校，召各室长开会，宣布日本教员先行上课，遭学生拒绝。该晚，夏又派池某来校，在职员中活动，拟分化教职员队伍，为职员所讪笑。夏震武新委任之第一斋管理员到校，请各室长十余人开会，以香烟笼络，室内烟雾充溢，学生不发一言。当晚，又一名学生为拥夏派学生殴打。28日中午，夏震武来校，出示内定之“十府学生代表”名单，拟片面处理嘉兴学生被打事，遭学生反对。12月29日，夏运动少数同乡和拥夏派学生在教育会秘密开会，假冒全校300余学生之名义，上书给提学使署，要求提前放寒假。事泄遭学生反对。午后，有200余学生至提学使署请愿，要求上课。后复至教育总会请夏震武及早处理殴打学生事。夏不但不敢出见学生，反而于31日颁布告示，声称应学生迭请，“遵抚宪面谕”，于即日起“从权提前放假”。此时，夏震武颁布的一周假期已满，然夏新聘之教员，尚无踪影，校中因无人管理，秩序大乱。夏身边也有人劝其辞职，但夏留恋权位，身边其他人更贪图两个月假期的薪水，于是出此下策，而自以为得计。

不料告示一出，众议哗然，形势急转直下。1910年1月1日，省城十三个学校代表在木场巷仁钱教育会开会，联名向巡抚控告夏震武滥用威权，蹂躏师校，摧残教育，并质询是否同意夏震武提前放假；嘉兴、湖州两府教育会发起召开全省十一府教育代表会，讨论驱逐夏监督以维持师校；浙师学生发表宣言，声讨夏震武九大罪状。1月3日，杭府各校代表五十余人再次在仁钱教育会开会，决议：若官方在二日内无良好解决的办法，就全体罢教以支援师校。新任提学使袁嘉谷本“为兴学而来”，但赴任后，“除师校外，竟无暇及于他事，心中恼恨之极”，此时夏震武自作主张，“提前放假，显违部章”，给了他“实行干涉”的正当理由，他是个能办事又有决断的人，以经济特科状元的出身，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的资历，受命整饬浙江学务，自然不怕得罪一位不得人心的监督，于是就与巡抚商议，决定撤销夏震武的监督职务，由自己暂行代理，得到了巡抚增韫的同意。1月4日，袁嘉谷明令夏震武，称奉巡抚谕，师范学堂监督由他暂代。5日下午二时，袁嘉谷到堂接任，清理账务，会计报告：自夏监督接手后，用去英洋一千六百元。闻旧存学生保证金，亦均用去。又夏监督薪水洋二百元，闻已分捐入国债会及教育总会云云。夏震武于任教育会长及学堂监督职前，为邀令誉，“均先自声明，试办三月，不守薪水”，离任后犹信誓旦旦，以清廉自命，指斥两级师范学堂“积弊已久，前后监督，植党营私，任意糜费，百事败坏……岁糜巨款八万四千，无一实用”，并且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但是，就连当初任命他担任监督的巡抚增韫，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很不以为然。1月27日，夏氏同党、萧山举人黄元寿具廪抚宪，为会长夏震武保全名誉，增韫深知其意，于是批示道：

夏会长生平行谊事实，早已脍炙人口。取销监督，原因系为保全夏会长名誉起见。学堂监督与从前书院山长不同。山长只须于旧学渊通，道德夙负。监督则旧学而外，兼以新知。即以伦理一项而言，有社会之伦理，有国家之伦理，范围较大，非笃守程、朱所能包括。程、朱若生于今日，必不仅以旧学见长。夏会长行谊卓然，兼以前署提学使之揄扬，是以经如其请到堂。因与教员龃龉，本部院将谓夏会长人望允孚，且至诚足以感人，决不至断然决裂，是以竭力挽留，冀得和平了结。乃数日之后，学生秩序紊乱，甚至互相争殴。学界风潮每由学生而起，此次独出于教员、管理员。来年开课，使学生又出而效尤，势必构成厉阶，徒生嚣竞。师范为全省教育之根本，行政官岂能毫无办法，徒守中立？迟决一日，则多一日之风潮；早决一日，则少一日之荆棘。取销监督，则夏会长得保其从前道德之名誉，仍可发挥其廉耻教育于教育总会之中，不至因小小龃龉，致滋口实。是本部院牺牲行政官之名誉，所以为夏会长计者，不为不周。该举人所廪各词，本可存而不论，但本部院一片苦心，不妨尽情倾吐，以释群疑。仰即传知学界，使服膺夏会长者，无改其平时崇拜之诚可也。（《浙抚取销夏监督之用意》，《申报》1910年1月27日）

增韫虽为满族亲贵，但在晚清官员中，却算得上是个比较开通的人物。他于1909年间主持浙省立宪，1910年吁请朝廷建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其见识远过于昧于世事的夏震武等辈。包括他对伦理的理解，也是以理学自命、侈言廉耻道德的夏震武所不及的。对此，美国旅行家威廉 •埃德加• 盖洛的《中国十八省府》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见证。据盖洛记载，他在1909年10月13日上午十点到巡抚衙门拜访增韫，与他交谈了一个半小时。在谈到教育时，增韫“承认目前已经取得的结果并不理想，因为缺乏一个彻底的协调和分级制度，就像旧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做到的那样”。当盖洛问到“你认为中国最急需的是什么”时，增韫答道：“首先，我认为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学会识字；第二，所有人都得学一门谋生的手艺。这两样是最重要的。”而在10月15日的回访中，增韫还和盖洛谈到了杭州的人口问题，说杭州当时的人口只有二三十万，而盖洛曾听别人说有近百万。所以他认为增韫“节制中庸、毫无妄自尊大的倾向”——这也正是增韫与夏震武在性格上最大的不同，对夏的去职恐怕也有一定的影响。

夏氏去职后，师范学堂教员额首称庆。1月9日，新任学堂代理监督孙智敏（本职系高等学堂监督）亲到湖州会馆，拜见许寿裳等25人，并送还聘书，请速返校上课。返校前，25 位同志者合摄一影表示纪念，擅长书法的张宗祥题之为“木瓜之役”，“盖夏氏木强，鲁迅等均呼之曰‘木瓜’，因即以此名之。从此凡同在照片上的人，相遇则呼曰某木瓜”。直到20世纪60年代，张宗祥与杨乃康相见，仍互以木瓜相呼，至其娇女张玖仍以木瓜伯伯称杨。（张宗祥：《回忆鲁迅先生》。）而夏震武的“木瓜”形象，也就在这种笑谑的戏称中固定下来，成了一种典型。

鲁迅在“木瓜之役”中，虽不是首当其冲的人物，但因其与许寿裳的关系，表现得比一般人激烈。据张宗祥说，全体教员搬出学堂后，“夏监督方面当然也有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的学生，为之出力奔走，想分散教师的团结。自然有几个和平的，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他也没有意见。碰到了鲁迅和我，就不客气来一顿‘冷嘲热讽’。因之对方就用梁山泊上的混名编排了三个人：许季茀是‘白衣秀士’、周豫才是‘拼命三郎’、张冷僧（即张宗祥）是‘霹雳火’，还有一名‘神机军师’像是说许缄甫的。相持一两星期，政府邀请杭州耆绅如陆春江之类，到校挽留诸教师；教师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官话之后，大家就拿出聘书向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既上堂亦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均在，请即从此告别。大家就起身出屋”。——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木瓜之役后，夏震武一边向抚院告状，一边辞去了浙江教育总会会长一职。3月间，又接受了北京经科大学监督刘廷琛的邀请，北上任教。临走时，还发表了一篇《留别两浙父老书》，高调鼓荡舆论，声称“教育总会乃将自此而亡”。许寿裳为表示不恋禄位，亦正式辞去教务长一职。此时，师校监督已由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1845—1918）接任，此人系光绪九年（1883）进士，为官多年，难免有些官气，就连出一张布告也要写上京畿道监察御史官职全称，鲁迅与他气味不相投合，加上师生关系可能也有些紧张，于是，到了期末，他就提出辞职，离开了杭州。在此前后，张协和、朱希祖、许寿装等人亦相继离校。徐定超为了稳定教师队伍，特命代理师校教务长的杨乃康专程赶到绍兴，接鲁迅回校续职。鲁迅却跟杨乃康说：“徐之为人，未必有胜于夏，你要留心。”其后，徐定超聘任从日本学成归来的经亨颐担任教务长，杨乃康成了普通教师，有一回碰到鲁迅，竟“呼謈称冤，如堕阿鼻”，可见师校毕竟是个是非之地。

不过，要说徐的为人，却也有很好的一面。1918年1月4日，徐定超从上海乘普济轮回温州。轮船行至吴淞口铜沙洋三夹水海面上时，突然，迎面驶来一艘英商的“新丰轮”，撞断了“普济轮”的左舷，“普济轮”很快就沉没了，船上将近300名乘客，只有37人获救，余下260人均葬身大海，其中就包括时任浙江通志局总办的徐定超。据幸存者黄曾铭在获救后第8天发表的《普济惨劫记》一文所述，徐定超在船上和他人一起疏散乘客，并不顾及自己。黄曾铭让他赶紧抱住栏杆，他却说，生死由天。由此看来，徐定超却也是个有担当而能舍弃的士人，比那些贪生怕死、见利忘义之徒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