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在英国伦敦创立，1851年传入北美，逐渐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传播基督教的社会服务机构——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北美协会派遣大量干事到日本、锡兰、印度、巴西、中国、俄罗斯等国，推动青年会在全球迅速扩张。在北美协会支持下，中国青年会兴起，仅中国人创办至少47家城市青年会。北美协会曾为在华西方干事建造住宅，其中许多保留至今，成为各种级别的建筑遗产，如杭州岳王新村8号建筑原来就是青年会干事住宅，2004年列入杭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编号LSJZ1-22），建筑为砖木结构，现产权归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据说最初属于北美协会代表鲍乃德。

岳王新村8号别墅

目前关于近代中国青年会干事住宅的研究成果有限，而关于杭州干事住宅目前仅有简单的文字介绍且没有注释史料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主要利用上海档案馆特别是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收藏档案深入考证杭会干事住宅特别是岳王新村8号的建造、转让及历史背景。

“杭会”成立

清末民初，杭州市政建设与对外交通日趋近代化，许多近代公共机构伴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的扩张不断涌现。当时杭州及其郊区人口刚超过23万人，外国在杭人口在1911年只有300人，相当一部分是西方传教士及其家人。沪甬开埠后，西方基督教传入杭州，其中以美国南北长老会、英国圣公会与内地会最著名。他们在杭州创办了近代医院与学校，如英国圣公会创办了广济医院、西医学堂、产科培训学校与麻风病收容所，其毕业学生创办了保庆医局。当时中国青年会的全国性机构——中韩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简称总委办）在上海，沪杭铁路已于1909年开通运行，全程193公里，往返火车每天三次，快车只需要5小时，如果乘坐轮船则需要大约24小时。

1909年，总委办派遣美国干事鲍乃德（最初译作“柏内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到杭州筹建杭州基督教青年会。1913年，前身为总委办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聘请12位杭州教会知名人士组成临时董事部，公推张葆卿为临时董事部长；同年秋敦聘马文绰为干事，并租用大方伯张葆卿的保庆医局为杭会临时会所。1914年2月12日，杭会正式成立。

“杭漂”

随着杭会的筹建与发展，几位美国干事先后来到杭州，但是他们最初只能租房居住，而且经常搬迁，成为“杭漂”。

首先来杭的是沪会总干事鲍乃德。鲍乃德与其新婚妻子伯莎·史密斯（Bertha Smith）于1910年11月4日到达上海。1911年1月26日下午，鲍乃德夫妇从上海乘坐沪杭铁路火车到达杭州。他们从艮山站下车，穿过天水桥到达美国南长老会居住大院。美国南方长老会传教士原本居住在杭州城隍山坡上，后来在山下居住的一位官员的儿子生病了，被大夫和算命先生归咎于山坡上的外国人，于是传教士被迫搬迁至此。此处原本已经被战争夷为平地，传教士在这里建起教堂、学校和住宅，聚集成巷。

鲍乃德夫妇来杭共11年，先后居住过4个地方。最初六个月，他们居住在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尔家中，之后通过美国南长老会租到一座位于丰乐桥的房子，由于美国南长老会另一位传教士的到来，他们不得不搬到马市街英国圣公会的一处住宅。1917年，他们搬到在杭州的最后一个住所，位于西湖附近法院街。北美协会建议鲍乃德建造干事住宅，因为住宅用地已经购买好，资金也易筹措。但鲍乃德认为，自己住在新建的漂亮房子里而让上帝住在帐幕中是不合适的（指当时杭会还在大方伯临时会所）。

鲍乃德在1920年9月中旬成为上海居民，1921年后期，他到上海担任全国协会校会组主任干事，最晚于1932年转为市会组主任干事，1935年下半年升为副总干事，1936年到纽约北美协会工作。虽然在杭期间居住很不稳定，但他的孩子却对这段生活怀有美好印象。他的女儿鲍金美(Eugenia Barnett Schuliheis)著有《杭州，我的家》（Hangzhou，My home：Growing up in“Heaven Below”）。

《杭州，我的家》

杭会西方干事除了鲍乃德，还有狄尔耐（E.A.Turner）、米德（Lawrence M.Mead）与伍立夫（J.C.Oliver），他们担任杭会干事时间分别如下：1913—1925年、1938—1949年（另说1937—1946年）、1914—1916年、1917—1934年。鲍乃德在1918年9月30日报告说他们不到8年换了5个地方，伍立夫在1919年11月报告说他们一家在两年内居住了四个地方，最近两个月就搬迁了两次，因为房东英国圣公会差会自家的传教士来杭州需要住所。当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广济医院院长梅滕更（Daivd Duncan Main）在建造一座宽阔的别墅，全国协会高级干事贺嘉立（C.W.Harvey）在12月与其达成协议，让伍立夫以每月50鹰洋无限期租用这座别墅，伍立夫计划居住两年，但因房屋还在建设中，仍需找房临时过渡。鲍乃德夫妇在法院街的住宅虽然足够宽敞，但结构不合理，保温性差，卫浴不便。总之，租房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建造干事住宅势在必行。

造房

截止到1921年5月7日，北美协会购买了12处中国城市青年会干事住宅用地，还在吉林市取得一块25年使用权的土地，在9座中国城市建造了5套干事住宅，还有一套干事住宅是协会购买的。到1921年年底，北美协会在中国的所有干事住宅中，有76座是租用的，可见此时干事住宅仍以租用为主。

1918年，杭会会员人数已逾1100名，仍寄居在大方伯狭隘简陋的临时会所。虽然他们于1914年在新市场获得了建设用地，但迟迟无法开工建设。1918年4月，杭会董事会与总干事鲍乃德分别致函全国协会干事贺嘉立，要求尽快建造会所。6月，北美协会批准拨款8万美元建造新市场会所。不久，杭会建筑工程委员会成立，成员包括鲍乃德、梅滕更、美国干事韩宁（S.E.Hening）、之江大学卫尔逊教授（J.M.Wilson）、美国南长老会明思德牧师（R.J.McMullen）、温世珍与杭州绸业会馆董事金溶仲（Y.C.Chin）等人，由北美协会建筑部克莱顿（Creighton）担任项目监理。克莱顿于1889年出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1912—1915年入读哈佛大学建筑学院，之后来到中国，先后服务于汉口与杭州的青年会。1920年5月，杭会新市场会所落成，这推动了杭会干事住宅的建造。

1903年签订的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第十四款规定：“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地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章后，该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该条款成为日后中国青年会建造干事住宅的重要依据。

杭州干事住宅地基今属岳王新村。岳王新村东起岳王路中段，西临浣纱路，清代属于杭州满城福星里。因明代官员邵琮素通天文象纬之学，一夕见五福星照家，遂名此地为福星里。1959年此地曾建房，因地近岳王路，故名岳王新村。岳王新村在民国时期是一块风水宝地，光别墅就有10余幢，现仅存岳王新村8号建筑。鲍乃德在1914年6月17日购买了这块干事住宅用地，面积为56500平方英尺（5249平方米），足以建造三座干事住宅，步行大约五分钟就能到新市场会所。鲍乃德曾不无抱怨地说道“在过去的五年里，杭会干事住宅设计了很多方案，但现在还是空中楼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战”导致建筑材料价格高涨。

杭州干事住宅总平面图

1922年7月，北美协会批准拨款给杭州干事住宅项目32000鹰洋。杭州两座干事住宅项目于1922年8月25日签订合同，1923年7月15日完工。1号住宅与2号住宅分别由狄尔耐与伍立夫居住，每座花费15750鹰洋，一共31500鹰洋，比协会拨款少花费500美元，因为杭州干事住宅项目没有总包商，而是聘用传教士建筑师即克莱顿监理，虽然增加了监理费，但是降低了劳动力与建材的价格。如总平面图显示，东西两座建筑分别是1号住宅、2号住宅，中间标有future的住宅实际上并没有建造，西边南北两个大小不同的木屋应该是管理员小屋与园丁房，东北角是门房，即杭州干事住宅大院总出入口，南边是网球场，网球场西边是一间附属小屋。需要说明的是，杭州干事住宅地基作为中国内地传教机构的不动产不能转让给外国私人或者外国公司，只能出售给中国人或者外国教会。

杭州干事住宅 2号旧址侧立面（北立面）与正立面（东立面）

北美协会原来打算建造三座干事住宅，但最后只建成一大一小、东西相对的两座住宅。唯一留存至今的2号住宅即“居安”别墅，具有典型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坐西朝东，共三层，带一架空层，平均层高在3米左右；架空层地基下沉，低于周围地面，也可视作半地下室；除了部分墙体为红砖，其他各立面均为清水砖墙；主入口由一转角水泥楼梯引入，大门上有一精美的雨棚；一层的中式木楼板和南面的内阳台水磨石地面相结合；整栋楼以“周福昌”“HTC3”等标号的高档青砖砌十字坡机平瓦屋面；窗户是中式为主、稍带西式风格的木窗。2号住宅建筑基本格局为一厅一卧，一厨一卫一内阳台，格局小巧，功能齐全，占地面积为112.75平方米，建筑面积407.57平方米。杭州干事住宅1号与2号都是坐西朝东，与现存杭会新市场会所主楼完全一样，呈现出西方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坐北朝南的形制完全不同。

转让

杭州干事住宅转让先后经历出租、出售两个阶段。非基督教运动自1922年开始，到1925年五卅运动特别是大革命期间进入高潮，随着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兴起，西方干事纷纷归国，留下许多空置住宅。1929年，大萧条席卷全球，美国社会捐款锐减，北美协会财政紧张，迫使其减少干事派遣，并出售在中国的资产来应付困境。

杭会在最鼎盛的1922年有15个中国干事与2个外国干事，而在1934年只有13个中国干事。如前所述，杭会四位西方干事中，只有狄尔耐与伍立夫分别在干事住宅居住到1925年、1934年。根据1927年11月4日的报告，伍立夫当时在沪杭之间通勤，他居住在一座杭州干事住宅中，另一座则按月租赁给一位商人，每月租金为125美元。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首任总干事鲍乃德（右）与青年会干事马文绰(中)、伍立夫的合影

1931年3月，由于杭州两座干事住宅中只有一座在使用，北美协会计划出售另一座。在原杭会总干事、当时已担任全国协会市会组主任干事鲍乃德的建议下，北美协会最终于5月批准出售西边较小的住宅（即2号住宅，后称“居安”别墅）及其周围3.5亩土地。而东边那座紧邻网球场的较大住宅（即1号住宅，后称“顾庐”别墅），用于全国协会干事居住。购买杭州干事住宅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李国基，但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不准其下属机构购买房产，因此这笔交易告吹。

1934年11月初，骆威廉（W.W.Lockwood）以71250鹰洋（不含佣金）出售杭州干事住宅，并且收到2000鹰洋订金，房款余额分别于12月1日、15日支付，但是资金并没有如期到账。当鲍乃德于12月3日携带杭州干事住宅产权证书到杭州收取买家西湖地产公司的房款余额时，才发现这份证书赋予外国教会的特别租赁权，他们对此并不熟悉，为此北美协会法律顾问梅博士（H.C.Mei）草拟了一份符合杭州土地规定的转让契据，特别规定如果买家不能获得简单所有权取代目前赋予外国所有者永久租赁权条款，卖家可以退还房款。骆威廉与鲍乃德于12月29日上午再次去杭州收取69250鹰洋的房款余额，但直到中午，还有20000鹰洋房款没有到账。当晚，买家收到银行通知说这笔钱不能按时提供，因为银行的现金被上海总行调走，因此汇款困难，这种货币市场收紧的情况持续到了春节后，因此北美协会在1935年1月只收到49250鹰洋房款，剩余20000鹰洋约定最迟在4月1日支付。房产证书托管于杭州中国银行信托部，直到西湖地产公司支付完最后余额才可以换取。根据1935年5月30日的档案显示，20000鹰洋房款余额应该如期收到，但只有19000鹰洋汇到北美协会纽约银行账户，另外1000鹰洋作为杭州干事住宅房款存于上海国民城市银行。北美协会购地与建造两座住宅一共花费36852.88鹰洋，最后以71250鹰洋出售。可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投资。

余论

杭州岳王新村8号建筑原是杭会干事住宅2号，与1号住宅东西相对、形制相仿，属青砖实叠洋瓦房别墅，建筑面积407平方米。东边的杭州干事住宅1号建筑面积稍大于2号，被称作“顾庐”。两座别墅均坐西朝东，共同组成一个总面积为5377平方米的美式风格庭院。鲍乃德于1914年购买这块住宅用地，在1934—1935年间出售两座杭州干事住宅给西湖地产公司。1942年，西湖地产公司股东将2号住宅以“居安”别墅之名卖给慈溪籍香烟商人陈锡三，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日本宪兵队、国民党宪兵队曾先后占据此楼。解放后，解放军部队家属曾使用此楼，后归还陈锡三。1951年，陈锡三将其卖给浙江省政府行政处（即今浙江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杭州干事住宅从租房、建造到转让，有不同而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反映了杭会传入、发展与自立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