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889—1890年间康有为经学观念的转变，既是康有为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分水岭，又是考察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的重要前提。康有为屡次修订旧稿为学界考察其思想转变增添不少迷障，新近发现的1889年康有为《周礼》札记，为康有为早期政学思想提供确切的时间坐标与可靠的文本。以此为线索，可以丰富对康有为治教合一与官师合一理念的认识，证实廖、康羊城之会期间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变化，为解释众说纷纭的廖、康学术公案提供新的思路，进而考察近代今文学之于经史转型与学术嬗变的多重内涵。

关键词

　　康有为  廖平  今文学  《周礼》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不达，1889—1890年间其经学思想迅速转变。这既是康有为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分水岭，又是考察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的重要前提，更关涉维新思潮兴起以及晚清今文学何以影响政治等重要问题。然而，由于廖平学术六变，康有为屡次删改旧文，使得康有为的学术转变以及廖平与康有为的学术关联成为百年来尽人皆知的“学术公案”，代有学人研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分别源自廖平《辟刘篇》和《知圣篇》。诚如有学者所言若过分纠缠廖、康交涉而忽视学人思想的内在理路，以后起门户认定起先学人学术立场，难免扞格难通。近年有学人从文本语境与思想线索等视角力图为之裁断或盖棺论定，却仍留有较广泛的讨论空间。新近发现的1889年康有为《周礼》札记为康有为此时的政学思想提供可靠的文本，同时综合考察廖平、康有为学术演变的分合，可以提供厘清廖、康学术公案的有效思路，进而揭示今文学与近代经史转型的多元路径。

一、 官师合一：1889年《周礼》札记

诚如有学者以《教学通义》为线索，考证康有为早年尊周公、重《周礼》的理念源自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教学通义》贯穿着重视“时王”之制，“通变宜民”的“经世”精神。然而，关于《教学通义》的撰述时间，以及是否有康有为今文转向后的增删，学界争论不休。西泠印社2021年春拍新发现康有为的《周礼》笔记，开篇称该笔记始于“己丑九月十一日”，即1889年10月5日。依据康有为《自编年谱》，1889年底，康有为由京城返回广东，此时正途经杭州。康有为此时阅读顺德伍兆芳音释，古冈谭昭臣增订，道光戊子新刻的《重订周礼正文读本》，随文点读与批注。顾颉刚称：“此为读《周礼》时之笔记，不见于丛书目录，且缺下二册，将来可钞出编入笔记以见先生早年对于《周礼》之意见”，“似先生少年墨迹，其中议论多发前人未发”。现存读书笔记仅一册，并附有民国学人誊抄本。该笔记与《教学通义》的经世思想若合符节，是考察康有为今古学术立场转变之际最为直接的文献。

康有为认为《周官》为先王之政典，“吾读《周官》而叹先王之厚民”，民至朴，先王制作礼乐为规范，“凡百咸备不阙”。起初，康氏自称怀疑舜、伊尹由躬耕之人何以忽而登朝，“岂能习礼容通掌故”，后探究其原因或在于“豪俊之士伏处田间与六代之礼乐日相接矣”。先王之政与圣人之意的精妙正在于“明于分数”：

王者所以将地，亦明于分数而已。地之分，有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异，王者因得各察其所宜，以繁其生植，阜其材用，有所谓辨之，有所谓宜之，则必有学焉。辨十二土、十二壤，以阜人民。蕃鸟兽，毓草木，任土事，教树艺，分其学焉耳。

先王与圣人之法实为“本俗之政”，依据风土民情，制礼作乐，教民安民。时下大儒专精的礼学不过三代之民耳濡目染、日常习用的礼节，“国朝诸儒精于礼学，然所考据亦为空谈，器不存以矣，度不存矣”，“今之学士通儒乃不如三代之民，何民生三代时之幸也”。三代之国为君民共有，政制法度以民为本，“大司徒之所以教民养民者纤悉毕尽矣，民咸知君之我爱矣”，“君既尽心于民事，民岂可自偷其力乎？”维持君民共有之国和以民为本之政，正有赖于有效的治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机制。

康有为认为三代学校制度详实可考，教学分科层次分明，公学、私学与大学各司其职。“后世之艺，有经学，有史学，有义理，有掌故，有词章，皆以读书得之”，古之六艺为公学，“自庶民以至天子，日用所必需通之”。私学为专门之学，“讲明德新民之道或授以官，则官有专学，更当从事考求。然自此之后，人各异业，分门以求精矣。”修习私学者，“各不相知，不以为耻，分道致学，材业日精”。《教学通义》尊崇周公为集大成者，明确区分“公、私”之教与学，“天下之公学，自庶民至于世子莫不学之。庶民则不徒为士，凡农、工、商、贾必尽学之”，举天下皆受教焉。私学则“各有专官，各有专学，则各致其精，各不相知，如耳、目、鼻、口各不相通，而皆有专长。其他不能，不以为愧，不知，不以为耻。材智并骛，皆足以致君国之用”。大学旨在“明德新民”，是以官为师，“卿士师儒所讲求者”：

师氏以德行教国子，保氏以道艺教国子，即九两之‘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盖德行、文学自古分途，《宋史》道学儒林分传，正深得古人之意，用使学不淆混，各程其功而必于成，不相攻诽以致其大。至于统一大道，则在学者知类通达，兼举本末而自得之，非教者所能兼长也。

以此为基础，先王之为治，在使官各司其职，民皆有所守，“六乡之吏，受法于司徒，以董劝其民，而其所重者在六行”，“先王至仁之政莫有过于是也”。

先王之政之所以有效，在于以乡官之制衔接王官与民众，官师合一基于民生日用。三代之治皆立足于乡，“经营之纤悉周匝，教养督劝之备至，故德能下流，情不上壅”。乡官之制并非当政者所强行设置，而是基于天理，“职官之始也，民功之权舆也。特不设于上则无以行征役、习礼、读法、兴学之政，故教化不兴，今不如古在此”。治理天下而不始于乡官，犹如“木无根，屋无基，未有不蹶颠”。“秦汉之治所以不及民者，乡官之治不举而已”，王莽、王安石效仿周礼而革政，“若不复乡官之制，而妄举其他，即使举《周官》尽行之，其益增其亡而无补于治，犹是也”。

春秋之际，礼崩乐坏，圣王失统。秦汉之政，丧失王官政教之本义：“胥吏代其政统，曲师代其乐统，妇人代其礼统，幕友代其刑统，武夫代其兵统，商贾代其算统，此亦可惊可骇之事也。”官师合一之时，先王广设官员督劝民众，奖励民之善行而挽回其弊端，“后世教化既无专官，即有博士教授之员，不过以授经为业，施于诸生，已为空名”。古今政制的变化在于三代之政以“极密而得治”，两汉以后之政治以“极疏而不乱”。学古贵在通今，三代之政官制严密且官民相接，故能洞悉民情而得治；后世“官尊而地远”，不得不假手胥吏，其流弊在于无法规避胥吏的害民之举。“王莽与安石不知变法于本原而徒择一官而师之，沐猴而冠其不足列于人道固也。若因猴之冠而裂冠毁冕以为周礼之不可行，则因噎废食必将饿死，其弊殆过于猴冠者。”可见，古代教学“公”“私”有序，官师合一，政治法度周密，后世却固守经典而不明其义：

后世徒守国学诗书礼乐之说，忌专门之学，故庶政不举，而民生日艰。岂知诗书礼乐之学尽人同事，而各官专学则世守专门，二者并行，原不相悖，汉人制度既殊，虽守遗经而大义不复，忽二千年冥晦已甚，自刘向歆父子发明之，章实斋大新之，而后官师之义乃明。虽凌夷已不可救矣，夫为政在当本末并举，有末而无本，事固不经。若举本而无末，则政亦多滞。况所谓本者亦名存而实废，于是先王之制扫地尽矣。

周公之治正在于“以天子之尊而欲知民所避忌，其俯顺舆情至矣”。康有为向来主张以治为教、治教合一的理念，“古之道术以治为教者”。“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教、学之意不明，导致人才不兴，进而国家不治。古之“教、学”基于民情、人道，万民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先王之法与圣人之道均因缘时势，俯顺民情。后世不明先王制礼作乐、官师合一的缘由，以道在六经之名义拘守先王典章的形式与六艺的空说，未能辨析圣人何以为圣人之道。

康有为慨叹“今天下穷民何其多也”，广东南海号称天下上府，乡民中耕种“则苦于大水”，织布“则夺于洋布”，民众生活极为困苦。游历京师所见尤有甚者，“乞丐接车轨，饿殍在衢道”。近来沿海贫民常逃往海外，古巴南洋等地“咸鬻中国人为奴，鞭策寒饿之事，惨酷万状”。康有为提出，时下应当经世而致用，通变宜民，师法圣王之义以拯救时弊。他标举的仍是周公之治与以吏为师、士民治教不分的古典政制传统，但为何施行治教合一与官师合一的《周官》之制，仍会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况，或难以应对时代之局面？面对外夷之入侵，上书不达似乎预示难以发挥既有学说落实官师合一之义，应当以何种“教与学”实践经世抱负？这无疑是康有为尊奉《周官》之学无法回避的难题，康有为随后思想的转变，既与经世抱负难以施展的内在困境有关，又与廖平的启发不无联系。《周礼》札记不仅为理解康有为早期政学观念提供一手资料，更为梳理廖、康公案确立可靠的思想起点。

二、 再论廖、康公案

近年学界揭示廖康公案中康有为“剽窃”廖平学说的观点多源自廖平及其后学“层累失真”的记述，同时现存《教学通义》《古学考》《知圣篇》均一再修订，夹杂着康有为、廖平后来的思想，为澄清公案增添迷障。有鉴于此，学人尝试从史事与学理层面完满解决廖、康学术公案。刘巍依据《〈知圣篇〉自序》《廖季平年谱》中节录的刘子雄日记等廖、康羊城之会之前文献，澄清廖、康二人羊城之会时围绕稿本《知圣篇》与相关“谈论”展开，阐释廖平之于康有为的影响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的截获。吴仰湘在追溯廖、康“学术公案”由来的基础上，从记载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的原始文献出发，认为羊城之会时《新学伪经考》已成稿，廖平并未完成《辟刘篇》，康有为绝不可能“剽窃”《辟刘篇》，不应夸大羊城晤谈对康有为学术转变的影响。不过，前者过于强调康有为的“心术”与“学术”不正，有心掩盖剽窃之举；后者虽以极为审慎态度辨析廖、康晤谈之后康有为极有可能修订过的文献，但解读文献仍有意无意间回护康有为，近乎否定廖平对康有为的启发。可见，学界在讨论廖、康公案时，受限于原始文献与立论视角，对于廖平、康有为二人的相互影响与学术异同仍不乏模棱两可之处，落入为“剽窃说”辩护与指责的窠臼之中。

鉴于后学追认所造成的种种误会，若要澄清廖、康公案，有必要返回二人交往的历史语境与学术源流之中，来考察二人1889—1890年间的思想状态。1886年，廖平撰《今古学考》，以礼制平分今古，厘清经学的层次，重建六经系统，揭示周公、孔子二人之制的内外纷争。此后，在师友间讲学与论辩的过程中，廖平从起初的“今古同重”，发展为赞成李滋然所讲“古不如今”，怀疑刘歆篡伪《周官》，意图解决今古学中孔子与周公二宗并立的局面。1888年，廖平虽有知圣之意，但如何处理今古文的分合，以及古学形成的事实尚未有定见。刘子雄日记记录了廖平此时的焦虑与纠结。廖平拟撰《续今古学考》，并向挚友刘子雄全盘托出，“周制全不可考，概为孔子新制。《周礼》固为伪托，即《左氏》之言《周礼》者，亦推例而得。以《周礼》同《王制》者多，异者不过数条。又无师说，故知袭今学而作，即《国语》亦是今学”。刘子雄批评廖平这一转变仓促且武断，开辟新说应当广博与专精并重，融汇六经。1889年，廖平应张之洞邀请赴粤，居住于广雅书院，与朱一新、屠寄、陶濬宣论学，希望解决为学困惑。“一日闻蓉生言，讲学问须自作主人，勿为人奴隶”，廖平急切询问“如何方能作主人”，听罢朱一新所言，视之为“奴隶之奴隶”。朱一新为学将治经转换为治史，力求达到不分汉宋的境界。廖平对此显然不以为然。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建议依据周秦之制改革弊政，“今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汉之法意，即深得列圣之治术者也”。《周礼》札记作为己丑庚寅之际康有为学术思想可靠的一手文献，可以确定在南返之时治教合一与官师合一的《周官》之制仍是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基石。己庚冬春之际，康有为回到广州，慕名拜访廖平于广雅书局，廖平对此次交涉有如下记述：

（康有为）戊己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黄季度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

廖平已经完成《知圣篇》，在广州时“欲刊此本，或以发难为嫌。东南士大夫转相抄录，视为枕中鸿宝，一时风气为之改变”，东南士大夫自然包括康有为。第一次广雅书局的会面，廖平应将《知圣篇》稿本交由康有为抄录。康有为病逝后，顾颉刚、钱玄同曾受家属之托，参与整理康氏遗文。在康同璧家审阅康氏遗稿时，顾颉刚称曾见到《知圣篇》最初稿的抄本，此稿与刊刻本区别颇大，顾颉刚遂在扶轮社的《知圣篇》排印本上摘抄其异同。其次，廖平并未提到《辟刘篇》，其《古学考》成书也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后。廖平在赴广州之前，曾致信赵凤昌称：“昨得郑君手示，言师帅取阅《周礼删刘》。草本一册，当交来使送呈，至询寄还之处，则仍寄伍山长处可也。弟驳刘歆之书，尚有《辟刘》一篇，言其详悉终始，因涂抹太乱，未便上呈，俟还家后，重理清本再寄陈，以博师座一噱。”因此，第一次会面时，康有为未见到《辟刘篇》，而是借阅、并抄录了《知圣篇》。

如今《知圣篇》最初稿未能得见，关于该书的缘起，1888年廖平称：“六艺之学，原有本真。自微言绝息，异端蜂起，以伪作真，羲辔失驭，妖雾漫空，幽幽千年，积迷不悟”，遂撰《知圣篇》，旨在“援经测圣，正如以管窥天，苟有表见，无妨更端。踵事增华，或可收效锥管。若以重光古法，功同谈天，则力小任重，事方伊始，一知半解，何敢谓然。”《辟刘篇》（即《古学考》）尊今抑古，澄清今古门户相争的事实，辨明家法。《知圣篇》发挥今学，“无论传记、子史皆以六艺传于孔子，并无周公作经之说”。顾颉刚亲自见到康家所藏《知圣篇》原书稿本“颇多孔子改制说”。钱穆指出，廖平虽多次提及对康有为的影响，但“长素则藏喙若噤，始终不一辨”，“长素书出于季平，长素自讳之，长素弟子不为其师讳也。其书亦本由其弟子助成之，而其弟子即不尽以师书为然”。顾颉刚后来一再追述：“廖氏《今古学考》及《古学考》为康氏《新学伪经考》所自出，《知圣篇》则为《孔子改制考》所自出，证验分明，无事辩论。康氏盗之而没其名，心术诚不可问也。此书予在大学时曾读过，后乃失之。兹返苏州，得于书肆，当再点读一过，以穷改制说之源焉。”近来学者以《知圣篇》对应《孔子改制考》，《辟刘篇》对应《新学伪经考》，诚有正本清源之功，但一一对应不能太过，未见到《辟刘篇》并不意味着未受其影响。况且廖平业已草拟《周礼删刘》，并呈交张之洞审阅。“《周礼删刘》举例十二证目，己丑作八证，辛卯作十证，甲午乃益为十二”，该书指出刘歆羼杂臆说，导致《周礼》真伪相杂，拟删除刘说，恢复《佚礼》原貌。事实上，“知圣”与“辟刘”之间，“知圣”是主旨，意在阐发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微言大义；“辟刘”乃是拨除历代经说之迷障，为“知圣”提供史事论据。顾颉刚、钱玄同亲见《知圣篇》抄本，均从疑古辨伪的视角称赞康有为比廖平更为高明，但仍认定《知圣篇》对《新学伪经考》有所启发，或可推测《知圣篇》最初本应主张孔子作六经，并涉及伪经、辟刘等问题的思考。况且，即便《辟刘篇》尚未定稿，但廖平在二人的首次详谈中言及刘歆造伪等议题，应符合情理。钱玄同曾携廖平著作与张西堂研讨，认为《知圣篇》《新学伪经考》《古学考》中，康有为著作刊行虽在《古学考》前，而实际上受到《知圣篇》的影响。

不过，康有为接受“知圣”“辟刘”之论仍经历了转变思想的过程。在京期间，康有为从沈曾植处得见廖平著作。据沈曾植所言，“南海入京，几于每日见顾。余自译署及刑部画诺归，疲倦异常，南海已在座，乃言：‘今日困极，不能奉陪，廖季平适寄著书来，可持回视之。’南海以此心醉《公羊》，由季平之书导之”。此处所言康有为醉心《公羊》受廖平之书启发的说法或有后见观念的掺杂，康有为所见之书为《今古学考》，该书以礼制平分今古，而康有为曾立志追步朱子，编纂“礼案”，期望以礼乐之制复兴政教与学术。两人初次会面，康有为认同廖平《今古学考》，对《知圣篇》、辟刘之议却不以为然，致函近万言，斥责廖平“好名鹜外，轻变前说”，应当立即焚毁。可知，此时康有为仍坚信《周礼》官师之义为刘向歆父子发明，章学诚发扬光大而推陈出新。廖平回复改期面谈，“再决行止”。数月后，廖平赴安徽会馆拜访康有为，此次晤谈的相关记载如下：

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鄙人《左传》经说虽未成书，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因缘而及互卦，尤为支蔓。在吾子虽闻新有左氏之说，先入为主，以为万不相合，故从旧说而不用新义，此不足为吾子怪……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为好名，名已大立，当潜修，不可鹜于驰逐。纯为儒者之言，深佩之。

初次会面康有为批评廖平“攻新莽”之举，再度会面双方在“知圣”层面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分歧集中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廖平此次广东之行的重要任务即是受张之洞之命编纂《左传》长编。《四译馆经学目录自序》云：“昔治二《传》，隔膜《左氏》，南皮师命撰《长编》，因得收三《传》合同之效。”廖平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应张之洞之召前往广州，在与康有为会面之前，廖平曾拜访俞樾，告知其学术转变与“三《传》合通事”，随后完成《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证》12卷。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廖平又赴京参加殿试。廖平曾自述对《左传》性质认识的前后变化云：“《左传》旧以为古学，与二《传》异，丙戌（1886）曾刊有《凡例》，专主此义。己丑（1889）以后，专力治之。五年以来，愈觉其水乳交融，无一不合。旧说异处，多由于杜，非在《传》。”

相形之下，康有为此时直接将《左传》归于刘歆造伪，“强调刘歆辨伪群经”。可见两次会面之间，康有为“新学伪经”的思想逐渐成形，并着手编纂《新学伪经考》，方才有廖平所言“戊子应南皮师之召入粤，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康长素，有《伪经考》”。康有为相对系统的新学伪经说，为廖平尊今抑古提供史事依据，《古学考》多次援引《新学伪经考》。1912年，在回复江瀚关于今古学的批评时，廖平直接将质疑《周礼》与《左传》的功劳归于康有为，这恰好能说明羊城之会之前，廖平对于如何安置《周礼》《左传》，仍未有定论。廖平弟子蒙文通提出正因为受到康有为“古文学出新室”学说的影响，后又知晓康有为学说难以自洽，又转变为大小天人之学。可见，羊城之会廖、康晤谈对廖平学术亦不无影响，促进其将《辟刘篇》改写为“学术上更成熟”的《古学考》。

可见，廖平与康有为羊城之会始于康有为慕名来访，廖平示以《知圣篇》，康有为“驰书相戒”，廖平赴安徽会馆面谈，二人“两心相协，谈论移晷”，往复论辩后，“议论相合”。在此，或许可做一大胆却合理的推测。由《周礼》札记可知康有为仍以官师合一与《周官》之制为经世之道，但第一次上书不达后“绌于国”的境遇，以及前文所述《周官》之制内在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困扰着有经世抱负的康有为。拜访廖平即有寻求突破的意味，起初，廖平的辟刘之议与知圣之论，对于康有为无疑有着极大的冲击，遂致函批判廖平学说。但为何康有为不久却认同廖平辟刘与知圣的观念，而且在辟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正在于廖平学说为讲学于乡的康有为开辟出新的经世道路。廖平三变之学，由平分今古到尊今抑古，再到大统、小统之说，一贯主张学术大同，颇有立教的意味；康有为由官师合一的《周官》之制转向为新学伪经与孔子改制学说则志在革政，康有为由此创造性地重塑孔子的地位与功能，重建学统，开辟新的经世之法。

廖平、康有为的羊城之会，诚如廖平所期许的“朱陆鹅湖之会”，本是相互影响，但为何百余年来迷雾缠绕，纷争不断。究其缘由，既有廖平及其后学的张大之词，以及因抨击“康党”引发的政学纠葛，又不乏康有为对此事的讳莫如深。在康有为的辩解中，《新学伪经考》有一套自得的史事因缘。1913年，康有为回复廖平时称：

仆昔以端居暇日，偶读《史记》，至《河间献王传》，乃不称古文诸书，窃疑而怪之。以太史公之博闻，自谓网罗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若有古文之大典，岂有史公而不知？乃遍考《史记》全书，竟无古文诸经；间著“古文”二字，行文不类，则误由刘歆之窜入。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为伪，即信今文之为真，于是推得《春秋》由董、何而大明三世之旨，于是孔子之道四通六辟焉。

康有为此处所言“端居暇日”或即《重刻〈伪经考〉后序》所称居西樵山时，偶得《史记》中《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并无“得古文经”之事。目前无法判定此事的具体时间，但极有可能在初次拜访廖平之后，廖平的辟刘之议或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康有为去正视、解释之前所发现的《史记》《汉书》中“古文”之别。换言之，二人初次会面唤醒了之前的读书发现，正因于此，《新学伪经考》才得以速成。《左传》归属的讨论从侧面反映康有为在安徽会馆之会时关于新学伪经的框架已经成形，廖平《知圣篇》的内容成为康有为从“新学伪经”到“孔子改制”的重要环节。

1917年，《新学伪经考》重刊之际，康有为详述《新学伪经考》的著述机缘与成书过程，再度申明刘歆造伪古文的观念源自考校《史记》《汉书》。康有为感慨时下“经学废尽，则孔教毁，人道亡”，究其原因在于刘歆造伪古学而乱真经，由此经学遂有今文、古文之别。有清一代，学者高谈汉学，祖述许郑，“不过扬伪古文之残灰而已”。“既道、咸后，今学萌芽，然与伪经并行尊信，未能别白真伪，决定是非，令学者舍伪从真而知所从事也。”康有为以后起的今古文派分，自述早年研习古文经说，因受到刘逢录、魏源、龚自珍质疑刘歆作伪的影响，难以判分今古之真伪。直到结合《史记》《汉书》等史说辨析今古真伪，方才确立今文学说与周秦、西汉群书，无不相合。其中窜乱与儒家以外之杂史均源自刘歆，今古问题由此而涣然冰释。康氏自称因担忧“天下学者穷经之入迷途而苦难也”，遂撰《新学伪经考》。康有为曾将廖平引为同道，誉为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辨，或暗有相合者”。然而，廖平既尊今抑古，又皇帝王霸之运尊奉《周官》，“矛盾自陷，界畛自乱”，与前代杂糅今古的学者没有差别，无法揭示孔教之真，启发士人。

综上可知，羊城晤谈之初，康有为因《今古学考》将廖平视为知己，慕名赴广雅书局拜访。然而，廖平示以《知圣篇》稿本与辟刘之议，这与康有为所信奉的治教合一与官师合一的《周官》之制颇为不合，遂致函严词规劝。然而，改制学说与辟刘之议启迪康有为创发新的经世与革政之路，并将之与考校史事的经验相配合，萌发出系统的新学伪经学说。当廖平至安徽会馆回访康有为时，二人议论大体相合，相辅相成。不过，康有为追述其经学思想转变机缘时，有意回避廖平的影响，与其完全归因于学术品格，不如从中揭示廖平与康有为二人及其后学转化“今文学”路径的经史之别。

三、 经史分流

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从最初的传闻，经持续发酵、不断演绎，最终变成“学术公案”，意气与立场之争导致廖、康学术交涉所蕴涵的近代经史分流的线索长期被忽视。从廖平与康有为两位当事人的态度而言，康有为对此事要么是不以为意，要么是讳莫如深；廖平起初并未纠结于抄袭之说，而是澄清二人学术取径的分合，以期能够珠联璧合，开辟新局。1895年前后，廖平致信康有为，提到二人学术交往，并未提及“剽窃”之举，仅是规劝康有为不当“私立名字，动引圣人自况”，仅是希望“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二人应当“称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闻，患难与共”，通力合作是当下急务。廖平既称道康有为奇才博识，《新学伪经考》与《今古学考》“永为治经之门径”，又指出《新学伪经考》在揭示经学大义层面仍有不足，“《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足以耸一时之耳目，而内无底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怀也”。

廖平认为康有为学术本于王阳明之学，“熟于廿四史、九通”，遂“长于史学”，经学则属于门外之谈。廖平对康有为经学门外汉的评述不无门户之见，不过廖平所言康有为学术以阳明学为本，可谓见道之论。阳明学术从流行变化的视角讲道，理不离事，言不离境，日用的事理与生活的方法是道最切要而普遍的内涵。道事合一与《周官》之制所言“以法存道”的观念仅一线之隔，制、事必须合乎历史时势。康有为问学朱次琦之时，颇用心于史学与掌故之学，有志于通古今之变，经世而救国。康有为撰《教学通义》，以历史的眼光，考察礼制沿革，“举‘六艺’之意，统而贯之，条而理之，反古复始，创法立制”，将反向复古与正向开拓有机融合。康有为认为制度因时而变，“一王之兴，莫不有新制，以易民观听”。康有为编制礼书，即是历时性探究古今损益的演化历程，师其义，定取舍，“分四代之古礼，别周、孔之异制，下及汉、唐二千年来礼制之因革沿革，定为一书，谓之《礼案》”。康有为以历史的眼光回溯经制缘起，并非“泥古”与简单的复古之法，而是意图“师古”，洞察时势变迁中的常与变，重建周公之政与教、学之道。康有为指出时势是道理、义理的前提与土壤：“势生理，理生道，道生义，义生礼。势者，人事之祖，而礼最其曾、玄也。”理势互动，因势而生理，循理而行事，“酌古今之宜，会通其沿革，损益其得失，而后能治也”。在《重订周礼正文读本》注疏中，康有为认为《周官》所凝聚的先王教化至密之良法湮没近两千年，时下固然要接续先王爱民之义，但制度应当变通，“正不必泥古法耳”。

康有为讲学长兴里，以孔学、佛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己丑、庚寅之际，康有为经学思想经历了周公之政到孔子之教的转变，孔子与《春秋》在其政教系统中具有核心地位，但其寻求“可行于今”之制以期“变通宜民”的经世关怀与学术主旨却一脉相承。正如梁启超所论康有为贯通经史，寻求治乱兴衰、制度沿革的原理，“盖先生之学，以历史为根柢，其外貌似急进派，其精神实渐进派”。康有为在时势变迁之中思考经世问题，学古所以切今，《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皆意在切于时用，二考虽然质疑儒家正统的历史叙述，但却开启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考察古今时势。

学界在辨析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时，颇为关注梁启超所言“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相形之下，较为忽视梁氏所言二人“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牵于例”，即从家法条例辨析经今古文，阐发六经中所载之制度与道理；“究于义”则是进一步探究六经何以为六经之道，指示将来。廖平致力于厘清经学的层次，以家法条例重建道与六经的关系，试图以六经整合古今学术系统，从孔经哲学的视角维系并转化六经价值，“欲求世界大同，必先于学术中变大同，以《六经》为主，以九流为之辅。此吾中国学术之大同也。能化诸不同以为同，推之治法，乃有大同之效”。康有为以改制学说与大同理想察往知来，为革政与维新提供学理基础。康有为因事而阐发改制之义，以三世说解释《春秋》，以进化的原理解释经史，启导方来。1904年，崇尚今文学的夏曾佑撰《中国古代史》，“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所明之理即古今之变，人事相嬗之故，遂以历史因果解释经义之变，公羊三世说与国史演变相对应。

廖平、康有为学术重心的差别，预示着今文经学在近代经史转型过程中的不同道路。胡朴安认为廖平今文学造诣颇深，“本《礼运》而为‘三世’之说，本论语而为‘先进’‘后进’之说，其说多奇而可喜”。康有为张大其词以号召学者维新变法，康氏之学根植于今文学精神，假借欧美新学之形式，以资变法维新，“与其谓之新学派，不如谓之今文学派”。今文学派“敢为创论，喜事放言，思想活泼，举止轻率；所以其发为议论也，燏煌光怪而有余；其施于政治也，诚实恳挚而不足。有燏煌光怪之文，所以能奔走浮华之士；无诚实恳挚之意，所以未能确立巩固之基”，进而导致浮华之士日进，学术声气广却无巩固之基，“政治终不足以有为”。梁启超在清学史叙述中将康有为以公羊改制视作近代今文学的主流与康有为在近代今文学谱系中的地位，廖平学术成为康有为公羊变法学说的注脚。然而，民初不少学人将廖平视为学风转移的枢纽。蒙文通认为清末民初今、古文两派成为学术主流，康有为、章太炎作为两派领袖，二人学术仅为《今古学考》的修正派无独有偶，傅斯年与顾颉刚一致认为近世“风从最众，建设最著”的学者仅康有为与章太炎，二人皆受到廖平启发，“廖君洵开创时世者已”。不过，顾颉刚颇为惋惜，因“廖氏条例散乱，文辞晦涩，读其书如诵古籍，要费一番整理功夫，与康氏之清楚显豁者大异，此康氏之书所以能鼓荡一代思潮，而廖氏终不过涓涓之流也”。吕思勉辨析廖平、康有为学术，廖平以礼制分别经今古文，使今古文分野判然分明。康有为提倡孔子托古改制，破除厚古薄今的观念，以历史眼光考究古代史事方才“一无障碍”。

晚清以降，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社会的转型需要一套与之相配合的现代学术与话语体系。顾颉刚指出，现代学术应当以史代经，提出新见解，建立新系统，而非抱残守缺、笃守家法。康有为破除“后古胜于今之观念”，为古史辨运动提供方法与思想动力，呼应以科学整理国故的时代思潮，助推新文化派以现代眼光重新条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古史辨派以今文学的怀疑精神与刘歆造伪说，推翻正统古史观念，“经学”系统被古史研究消解，汇入科学整理国故的洪流。然而，科学的客观往往以后见之明，形成更深的带有时代烙印的主观偏蔽。在现代学术注重客观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发掘传统学术近代转向的多元道路，从中汲取反思现代学术的有效资源，有助于直面并解决现代生活世界的难题。廖平弟子蒙文通则以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以经驭史，以史证经，重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期望以国故整理科学，倡导“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明”，尝试以儒史相资的方式在义理价值、制度体系、历史变迁之间建立有机关联。 “以科学整理国故”侧重破旧立新，以期接轨世界学术；“以国故整理科学”旨在先因后创，立足文明主体性，丰富现代学术的维度。时下充分辨析廖、康学术公案之于近代学术流变的丰富内涵，在“国故”与科学之间确立能动关系，或能开辟出“事义兼备”“理事相即”与“今古融合”的学术系统，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提供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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