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河，他们说流了五千年了。”

一位诗人在微信公众号上写下这句话后，还配上了几张金黄稻田的照片。

这些照片拍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怪不得说五千年呢！

因为这条河可能就是有来历的，或许跟良渚水坝工程有关，这个工程用概数说是在五千年前的。不过也有一个疑问，如果三千年前西湖还是一片海侵的汪洋，那为什么离西湖不过20多千米的良渚城外已经是阡陌纵横、河道通畅？

这个疑问也许不难解答，良渚王城的发掘，可能会让人们产生另一个疑问，这个王城是怎么消失的呢？洪水说就是其中一种观点。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或者说是另一本书的内容了，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良渚的水坝和水利系统。

良渚水利工程是良渚申遗前最近的一次考古发掘，那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关于这一内容已经有王宁远的口述文章《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发现记》，记述甚为翔实。而在浙江卫视的三集纪录片《良渚》的第三集《文明之道》中，主要就是讲述良渚的水利工程，按片名所寓的意思，这良渚的河流与水坝，正是一条文明的河流，绵延五千年，你看她的时候她不动，但她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流动，与土地与人类发生着关系。

是的，人类自古怕水，却又逐水而居。

人类自古怕火，却又烧火做饭取暖。

都说水火无情，可是人类的早期文明无不在水火之中催生，利用好水和火，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文明。

人类智慧之源也许正是来自与自身相生相克的水和火。

如果我们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观察，人类早期文明基本以河流及流域为发源地。

古巴比伦起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即人们常说的美索不达米亚。

古埃及国土紧密分布在尼罗河周围的狭长地带，古埃及人通过治理和控制尼罗河年复一年的雨季泛滥获得了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功。

古印度文明首先起源于印度河文明，接着诞生了恒河文明。

说到中国文明起源，同样离不开中国的两条大河：黄河与长江。

之前的所有考古发现，都把目光停留在黄河文明上，从20世纪30年代起，尤其是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之日起，长江文明已经和黄河文明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专家们开始用“多源文明”和“重瓣花朵”等词语来概括中华文明。

在中国的不少古老传说中，就包含了先人对自然万物的探索，如后羿射日和夸父追日都是关于太阳的，嫦娥奔月是关于月亮的，牛郎织女是关于天河（银河）的，而大禹治水则是关于水和洪水的。

大禹治水的传说，在中国虽然家喻户晓，但那只停留在传说层面，因为没有发现大禹治水的实物和实迹，所以禹这个人物，虽然出现在尧舜禹的谱系当中，但还是缺少了实证支持，大禹治水的传说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先民恐水的普遍情绪，所以渴望出现一个会治水的圣君。

圣君可能有，圣君也可能没有，但是先民的智慧却是无与伦比的。

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神秘面纱的层层揭起，之前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谁都不敢想到，在长江下游一个丘陵地带，在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西北方，在天目山东端北支余脉大遮山，居然发现了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同时期又在当时绝对举世无双的庞大水利系统工程，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早了一千多年。

事实上，余杭这块土地，也是洪水多发地区，包括良渚古城的消失，原因归咎于洪水也是一个主要的说法。

而要说到良渚古城遗址水利系统工程的发掘，王宁远是领队，就是以他为主，将良渚古城遗址的完美呈现推向了一个极致，在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前，为80余年的良渚遗址考古发掘史提供了一台压轴大戏，并为良渚古城遗址未来的进一步发掘研究注入了更大的梦想与希望。

王宁远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由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城址区构成。其中，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共同构成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的西面和北面，是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工程。修建于距今5000-4850年，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

▲高坝低坝形成的库区推测

这里最亮眼的一句是——城市水资源管理工程。

具体来说，谷口高坝区实际由两部分组成。左上方连接自然山体的3个坝（秋坞遗址、石坞遗址、蜜蜂垄遗址）同守一个谷口，阻截了来自大遮山左上方的支流，正北方的3个坝（周家畈遗址、老虎岭遗址、岗公岭遗址）同守一个大谷口，似乎阻截了来自大遮山深处的主流。这两组高坝截阻后的溢流汇集其他支流又被山脚串连小丘而筑的平原低坝阻截，形成第二道防洪大堤。这条大堤其实又可分为三部分——由西部的平原低坝区、中部的山前长堤区和东部的塘山遗址组合而成。西部的平原低坝区又由梧桐弄遗址、官山遗址、鲤鱼山遗址和狮子山遗址4个坝串成。上下两道坝系，形成两道防线，无疑是一套顺应山势地形而又充满智慧的组合拳，是拳拳落到点位的真功夫。

这两道防线，共由11条水坝组成，设计在良渚古城宫殿、内城、外城三重结构之外，整体控制面积达100平方千米，既解决了大遮山脉丰沛的水量对古城的冲击与危害，而坝系造就的诸多大小水库，又可合理调节古城内外水位，为农田灌溉带来水利之便。

早在1981年，省考古所在瓶窑吴家埠遗址现场建立常驻基地那年夏天，第二代良渚考古人王明达就已注意到孤丘北侧有一东西向的长垄，绵延甚长，形态规范，从土路的断面观察，应属人工营建。但那时土垣上连陶片都不见一片，所以一直没有获得更多的关注。

尽管土垣的性状不明，但当时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已成学界共识，规划人员和考古工作者还是很敏锐地将其整体划入到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

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深入了解遗址分布，确立重点保护地段，考古工作者展开了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土垣的年代判断就成为工作目标之一。1996年12月-1997年1月，由王明达带队，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两个地点进行了三次试掘。1997年1月2日，露出了良渚文化层。在试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对土垣沿线和周边环境进行了调查，根据当地村民对遗址的称呼，正式改“土垣”的称谓为“塘山”，这就是塘山遗址名称的由来。这条位于良渚遗址群西北部，长5.5千米的水坝，能让古城避开北面来自大遮山的山洪侵袭。它从西到东分成三段，东、西段都为单层坝体，而中段则为双层坝体结构，北坝和南坝有着20-30米宽的稳定间距，并且保持同步转折。

王宁远在接受浙江卫视的采访时这样说道：

这是一种非常精密的控水结构。水利专家其实看见了这个东西，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就觉得5000年前设计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当时山洪来的时候，它同水流进来以后，流经这里以后，它相当于蓄在一个比较缓的一个水柜里面，那么因为水势减弱以后，泥沙就沉下去了。好，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泥沙疏浚掉以后，它整个水路是畅通的，可以保证整个水利系统不会被淤死。

2002年4-7月，考古队对塘山金村段再次进行发掘。在此次发掘中，对塘山遗址的性质功能有了比较明晰的判断。《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第一版发表了王明达、方向明、徐新民、方中华联合署名的《良渚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一文，认为塘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多位学者的一致认同。

接着是高坝系统6条水坝的发现。

2009年9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在遗址群西北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现场暴露出大量青膏泥。

岗公岭地属瓶窑镇彭公村，位于良渚古城西北约8千米的山间，宣杭铁路和新104国道在此处转了个近90度的大弯，沿山谷朝东北方向上行通往德清。这个山谷南端最窄的位置有个东西向的小山，正好处于铁路转角和公路转角之间的位置，表面长满植被，几乎不能把它和两侧的自然山体区分开来。2009年，彭公村有人将其租用，拟开办竹器市场，结果平整后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因为青膏泥非常致密，战国到汉代的大型墓葬常用它作填土，以隔绝空气，达到防腐的目的，如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即是如此。盗墓分子的嗅觉一向非常灵敏，紧贴新104国道的这处青膏泥很快引来了几个不法分子，他们到彭公村后，找当地村民试探，意图合作盗墓，不想没能谈拢，没来得及动手就被举报了。这也可见良渚老百姓的觉悟有多高了，公安机关及时进行了查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2009年9月中旬，文物部门接报后，省考古所刘斌、余杭区文广新局林金木、良渚遗址管理所费国平等会同公安部门的同志进行现场踏勘。发现该地地貌为一西北——东南走向的小山，顶面大部已经被推平，仅东南存一断坎，高达7米多。断面可见其表面覆盖一层2-3米厚的黄土为外壳，内部全是青膏泥，结构类似豆沙包，可知小山实是人工堆土而成的遗迹，岗公岭断面显示的堆土结构与两旁自然山体的石质构造判然有别。其西端被宣杭铁路破坏，东部被新104国道西侧岔道叠压，岔道东面已属山体基岩，破坏很小。东西向残长约90米，南北宽约80米，体量巨大。从迹象判断，其性质并非墓葬。刘斌联想到2000年在距此几千米处发掘的“彭公战国水坝”，推测两者功能类似。当时整个施工现场都没有发现陶片等遗物，应该是挖掘淤泥和山体的生土堆筑，年代无法判断。岗公岭北侧有户村民家门口发现有东汉墓随葬品，询问得知是小山顶部出土的，可知遗址年代不晚于东汉。考虑到即使是战国或者汉代这么早期的水坝也极为重要，有关部门当即要求停止施工建设，保存现状，开展进一步考古调查，主要向其东西两侧山谷寻找可能的坝体。至2009年底，又在附近发现了5处类似坝体，根据所在位置周边的山体，分别命名为老虎岭坝、周家畈坝、秋坞坝、石坞坝和蜜蜂垄坝。这些坝体皆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构成了水坝群。

▲岗公岭断面显示的堆土结构

关于坝体的断代，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关注：一次调查时，在岗公岭断面上偶然发现了一块很碎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夹砂陶片。从考古地层学的角度，表明这条水坝的营建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这块陶片所处的良渚文化时期。其顶部又被东汉墓葬打破，所以水坝的年代就是良渚到东汉之间的某一个时间。这虽然不足以证实水坝就属于良渚文化时期，但是考古人根据土质土色等一些细节，已经隐隐地产生了这种直觉，但需要证据。凑巧的是，因雨水冲刷，岗公岭坝的地面和断坎暴露出大片草茎。2010年1月18日，刘斌和王宁远等到岗公岭现场，发现这些草保存得相当之好，现场可以用手把每块草裹泥掰开。刚暴露时草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很快便氧化成黑褐色，可以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仔细观察可发现，每一包的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并没有相互交错叠压，说明这不是编织过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淤泥的。

王宁远认为这就是“草裹泥”，他们看见的坝体上面的那些痕迹，其实就是它烂掉以后形成的痕迹。后来经过鉴定，这些草确认是南荻之类沼泽上常见的植物。良渚先民用南荻包裹上淤泥，再用沼泽地里另一种常见的植物芦竹捆扎起来做成“草裹泥”，再把它们像砌砖一样，横竖相互咬合排列、压实，其作用与现代临时堆砌堤坝使用的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这些“草裹泥”中有些草已经开花了，按照植物习性，南荻的开花季节在10月到12月，也就是秋冬季节。那么可以推断良渚先民做草裹泥的时间应该在秋冬季，一方面因为正逢农闲，另一方面水位低，比较方便施工，这跟我们现在习惯上的冬修水利非常吻合的。

有了这些草，就可以进行碳14测年。当时采集了3个样本送到北京大学进行年代测定，一般需要几个月到一年时间，所以考古队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考古调查。

这年7月的一天，刘斌忽然接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的电话，告知岗公岭3个数据树轮校正后都在距今5000年左右，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并告知刘斌要对水坝引起高度关注。

由此，坝系考古进入一个拐点。

王宁远回忆，记得刘斌是在八角亭办公室的门口，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当时他们都非常兴奋，直觉果然被验证了，毫无疑问，这是良渚文化考古的又一个重大发现！尽管只有这一个坝的年代数据，但根据形态和系统分布特征分析，其他坝体也极有可能属于同一时期。他们立刻决定加大力度，再一次进行深入调查，以探明整体布局，并进行功能研究。通过分析，发现高坝的6条坝体可以分为东西两组，其中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构成东部一组，坝高约30米，共同控制了一个山谷的来水。往西的秋坞、石坞和蜜蜂垄又构成另一组水坝。

▲秋坞——石坞——蜜蜂垄坝体现状

发现水坝后，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对其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多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王辉等参与了调查，并利用GIS手段对该系统进行了分析。原先推测水坝的作用可能是雨季阻挡北侧山谷的洪水，将其导向山北侧的德清，防止对下游的良渚古城造成威胁。刘建国通过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认为坝体会在山谷间形成一个山塘水库，而不可能分洪到北侧的德清地区。他还通过集水面和降雨量的分析，推测高坝可以防止890毫米的短期降水，达到可防百年一遇洪水的水平。

2011年2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进行百大新发现评选，良渚考古队和余杭区普查队共同撰写了《彭公水坝遗迹可能与良渚古城外围防洪系统有关》的消息，发布在《中国文物报》2011年2月25日第4版上。11月，彭公水坝系统顺利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

如果说高坝的发现是有意为之，那低坝系统那4条水坝的发现，多少有点无心插柳的意思了，只是它有一个前提，即你心里如老想着柳，于是柳就出现了，这跟昆曲《牡丹亭》中杜丽娘梦见柳梦梅是一样的。

王宁远心中的“柳”来自已解密的美国间谍卫星照片。事实上这不是什么秘密了，几年前笔者曾看到有人也通过类似的方式寻找20世纪30年代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的旧址，照片甚至可以清晰到铁轨、仓库等。

2011年初，良渚考古队得到了一个已解密的良渚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间谍卫星影像。当王宁远在八角亭办公室电脑上顺着苕溪熟悉的转折找到古城的位置，连续点击放大时，呈现出来的景象——用王宁远自己的话来说——只能用震撼两字来形容。这张黑白照片中，考古队花费几十年千辛万苦才找出来的良渚古城的各结构部分：莫角山及其上的三个小高台、城墙、外郭、塘山以及西北部岗公岭诸水坝皆历历在目，几乎所有的遗址点都能在上面轻易找到。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者早一点看到这张卫星照片，很可能良渚古城的结构可以更早被发现。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有的时候，早一点晚一点，都可能会擦肩而过，甚至会永远失之交臂。是的，在此之前，谷歌高清卫星照片已经覆盖了这个区域，还请专业公司用无人机制作过整个片区分辨率高达8厘米的正射影像，但这些影像对于遗迹结构的显示都很不理想。因为谷歌卫星照片和我们的数字正射影像都做过正射处理以保证平面测量的精度，同时为了避免影像反差过大导致画面细节损失，往往有意识地选择在阴影较弱的光线条件下拍摄。阴影是地表结构能在画面中凸显的关键因素之一，早期的锁眼卫星照片都是倾斜拍摄的，目的是寻找地面军事设施，光影角度的选择特别有利于地表结构的显示。综合分析，那个年代良渚一带农村烧饭尚未使用气源，村民都要上山砍柴，所以山体上植被很少。当时也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原始地貌保存较好。该卫星照片拍摄的时间为1969年2月11日，正是冬季自然植被很少的季节。根据解密信息，结合拍摄时间和分辨率推测，可能是锁眼系列中第二代的KH-7卫星所拍摄的，影像分辨率很高，精度大约0.6米。

▲美国卫星照片上良渚遗址点示意图

仔细分析这张卫星照片，它画面呈长条形，西起余杭百丈，东到海宁许村，北达超山北侧，南部覆盖笕桥机场，所摄范围达1000平方千米。拿到这幅卫星照片之后，刘斌让王宁远仔细找找高坝系统还有没有漏掉的坝体，所以王宁远经常在办公室电脑上放大这个区域，仔细寻找。一天下午，他无意间把图幅推得过于靠上了，忽然发现下面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他立刻缩小画幅确定其位置，发现已在高坝南部相当远的地方了。为了验证地形的准确性，他打开了谷歌地图，果然在相同位置也找到了它。根据地名标注，其东部为新104国道，再往东为南山和栲栳山，通过栲栳山居然连上了毛元岭和塘山！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是个良渚的坝，那它们就和塘山构成了一个整体！王宁远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斌，刘斌决定立刻派人去钻探验证，他找了祁自立，这个陕西汉子是良渚古城发现、高坝系统勘探的主力技工。

王宁远发现，在这两个山体中间有这么一长条，像哑铃中间的柄一样，自然界是不会形成这种结构的，根据在高坝上发现的规律，可以判断这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然后，王宁远就派了技工用洛阳铲去钻，祁自立只用了两天时间，不但证明了这一条是人工堆筑的，而且还发现其两边还有另外两条人工短坝。

2013年9月28日下午，王宁远带着祁自立、范畴在宣杭铁路西侧的疑似地点梧桐弄附近用洛阳铲钻孔。这里是一条东西向长垄，有百米许，中间和西侧被两条小路切断，断口是一种纯净的红土，附近还有个地名叫赤坝，之前他们多次在中间的断口处勘探过，一直未发现人工堆积的证据。那天王宁远和祁自立在北侧水稻田里钻探，范畴在高垄西侧断口下勘探。忽然范畴喊王宁远过去，说是发现了草包泥！草包泥是人工堆筑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于是第4条水坝就这样被发现了。这再次证明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最后发现的这4条坝体，海拔较低，被称为“平原低坝”。由此，南侧的这组新的水坝就被整体揭露出来了，因为它们的坝顶高度在10米左右，所以被称为低坝系统。它们通过栲栳山、毛元岭等自然山体，最终和塘山连接，构成了南线大屏障，与北部山谷间的高坝群形成呼应。这一发现使大家认识到塘山并非独立的水利设施，而是整个水利系统的一部分。至此，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框架基本显现出来了。

水坝系统揭示后，判断其年代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在11条水坝中，塘山早年经过多次发掘，上部发现墓葬和玉器作坊，属于良渚文化时期无疑，其他坝体则都未经发掘，没有地层依据，坝体又都由生土堆筑，几乎不见遗物，所以更多要依靠碳14测年手段进行绝对年代的测定。

2013年夏，考古工作者将7个水坝（当时梧桐弄尚未发现，塘山、官山无样本，岗公岭已测）共15个碳14样品送到北京大学检测。到2014年7月，结果终于出来了。7个水坝的15个样品中，石坞样品因有机质含量太低无法检测，其余6个坝共有11个样品得出检测结果，树轮校正后的数据全部落在距今5000-4700年之间，果然和他们所预料的一样，都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这期间，岗公岭的2个样本又送到日本年代学研究所做了测定，结果和北大的数据只差了十几年，可以证实这些结论都是准确可信的。

2017年7月，考古工作者再次将包括塘山、梧桐弄、官山、石坞、蜜蜂垄在内的所有坝体全部取样送北京大学检测，获得的14个数据全部落在距今5000-4900年间，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良渚水利系统是距今近5000年时统一规划和建设的水利系统。

回首往事，王宁远说，因为涉及范围太广，考古发掘、保护与当地经济建设的发展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因此在百分百铁定证实前，考古工作者一直对水利系统的新发现保持着低调的态度，但是2014年的一次意外破坏使他们意识到了巨大的风险。这年下半年的一天，考古队发现老虎岭和岗公岭之间的山体正在遭遇施工破坏，经了解是彭公村为安置104国道拓宽的拆迁户，拟将该处小山推平用于村民建房。幸好发现及时，经过良渚遗址管委会紧急叫停后，将局部山体复原，未造成更大的破坏。在外围水利系统中，塘山在1995年就被划入良渚遗址保护区范围内，没有被破坏的危险。而高坝系统和低坝系统则全部落在保护区外，面临着建设破坏的严重威胁，必须经过发掘提供科学依据，将其纳入文物保护的体系中来。因此，考古工作者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了发掘申请，拟对高坝和低坝各一个地点进行发掘。

2015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省考古所对高坝和低坝进行主动发掘，由王宁远担任领队，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具体实施。其中低坝系统选在鲤鱼山北侧，由南京大学教授黄建秋负责；高坝系统选在老虎岭，由山东大学博士郎剑锋负责。发掘开始时已近年底，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了2016年。

郎剑峰博士主持的高坝老虎岭发掘，迅速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老虎岭坝北侧因为之前民工取土，形成了一个断坎，坎上暴露出草裹泥的痕迹，所以人工堆筑迹象非常明显。郎博士虽然主攻商周考古，但在田野考古方面很有想法，他先将坝体钻了些孔，分别在北侧断坎下和西侧与山体交界处布了两个探沟，并将整个断坎刮干净。结果在西侧探沟内，很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叠压在坝身之上的很小的灰沟G3。王宁远回忆：那天郎博士很高兴地打电话过来，说是有重要发现，沟内发现的几片碎陶片，经过仔细辨别，应该是良渚晚期T字形鼎足、侧扁足、盉足的残片，还有一块石刀的碎片，这些都是良渚时期的典型器物，这些在其他遗址里数量成百上千，毫不起眼的碎陶片，在水坝这里显得万分金贵。他记得郎博士是将每一块陶片都用锡箔纸单独包好，献宝似的拿来给他看的。这期间，良渚古城正在发掘姜家山等墓地，出土了不少玉琮、玉璧等贵重玉器，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完全不能和这几块陶片相提并论。有了确凿的地层依据，就有了足够的证据判断坝体堆筑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而测年数据显示老虎岭遗址年代接近距今5000年，在这样双重证据下，老虎岭坝体属于良渚文化时期就确认无疑了。

刘斌认为，当把11条水坝都找到的时候，就可以把上游这么大的一个水库跟一个长的大堤连起来了，把它连到了良渚古城的北面，这样就跟良渚古城组合为一体了。这样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标志。再加上古城，由此人们对良渚文明的高度就有了特别清晰的认识。

2021年的《考古》杂志第6期在“本刊专稿——良渚文化考古新发现”专辑中，刊发了《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老虎岭水坝考古勘探与发掘》一文，署名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系联合考古队。

当然，良渚人造坝，不光为了防洪。

天目山系资源丰富，为良渚古城提供了丰富的玉料、石料、木材及其他动植物资源。而水运作为最便捷的运输方式，使天目山系的丰富资源被顺利地运到目的地。

但是这里山谷陡峭，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天山洪暴发，冬天则可能断流。良渚人强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冬天行船也成为可能。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专家做过测算：像高坝系统的岗公岭、老虎岭等，满水时，可以沿着山谷航行上溯3000米左右。

王宁远认为，从我们脚底下开始，良渚时期的水面，高坝库区的水面可以往上溯3.5千米，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眼前的山谷里面的这些房子，当时都应该在水面之下。我们所在的、所看见的高坝库区，其实在良渚整个水利系统里面，它还是属于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下游的低坝库区要比它大很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认为，良渚水利工程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产物。良渚本来是个沼泽地，良渚人怎么能在那建个城呢？怎么在那生活呢？所以良渚人一定对周围的环境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才有水利工程的修建，也才有可能修筑起大城来。

良渚先民创造的江南水乡生活模式，延续了5000年，直到20世纪初期，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2010年，茅山遗址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独木舟，和如今的独木舟样子差不多，全长7.35米，最宽0.45米。这是良渚文化首次发现独木舟，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长、最完整的史前独木舟，距今5000年，目前这条独木舟陈列于位于临平的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

▲茅山遗址出土独木舟

有船，有木桨，就代表了有码头的存在。

卞家山遗址的周围，有良渚先民遗落的木桨。在这个聚落的南部水岸处，发现了140多个木桩，底部削尖，插入原河道的淤积土中，它们的顶部应该架有水平分布的横木。

这意味着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大型码头。码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沿岸的埠头，由三排并列的木桩支撑，一部分是外伸的栈桥，以大致等距的横排木桩为桥墩，两者构成一个“L”形的木构码头，体量较大，可以同时停泊多艘独木舟或竹筏。

良渚先民还通过修建水渠，将坝区的水引向周边稻田，正是在一年又一年的春耕秋收中，保证了良渚古城延续千年的文明。

中国水利史的第一课，一般是从大禹治水讲起的，距今4100-4000年。可惜，一直没有发现实物。而良渚先民营建的水利设施比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多年，影响面积100多平方千米，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也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堪称“世界第一坝”。

刘斌在接受浙江卫视的采访时说，水的管理是一个文明发展的标志。那么为什么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治水的传说，因为这个治水你不能光管你这个地方，你上下游得互动，你得很多地方互动，所以治水除了需要治水的技术智慧之外，它还需要更大范围的人群之间的联盟。治水的水平，代表了文明进步的水平。

严文明教授认为，古代两河流域，有一个古国叫苏美尔。苏美尔就是以水利工程起家，建起来的一个古城。良渚文化和苏美尔文化的年代差不太多，严文明认为良渚水利工程的规模比苏美尔还厉害。

因此，可以说良渚水坝的发现不仅是中国水利史的奇迹，更堪称世界水利史的奇迹。

日本考古学者中村慎一认为，大家（原来）都认为埃及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早的，但是因为良渚遗址群的发现，大家知道了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在中国浙江，在良渚。因此，可以说良渚文化水利的发达程度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过去对它的想象，它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线索，这个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在距今5000年前，良渚先民已经具备了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就达260万方。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惊叹。

英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良渚的水利系统。通过观察良渚中心周边的大坝、水库，以及城墙，可以推测出该地的劳动力数量、社会组织和政府的效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可以告诉我们这里有大量的人口而且管理有序。当时的良渚人是在有组织地统一管理下完成这项工作的，并且这种社会结构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前后约800年。

2022年的秋天，王宁远在一则由省考古所和《钱江晚报》共同推出的短视频中说，他主持的这个水坝发掘项目，是全国最穷的考古项目，因为十多年来没有发现一件文物，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十几年呢？因为它太重要了，重要到不仅会改写中国水利史和文明史，还会改写世界水利史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