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以临安城（杭州）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行政地位的巨变对这个原本的地方州城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起，关于临安城的研究就已经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个领域，成果丰硕。但我认为还有一些内容是可以继续深入挖掘、探讨的，如果转换视角，可以发现南宋临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传统时期行政地位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难得例证。

▲南宋临安《京城图》

壹

南宋“定都”杭州的过程及原因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炎”即火之意。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宋朝属火德，赵构取此年号，也有重新振兴宋朝之意。他在商丘登基后，很多人劝他回故都开封，因为当时金人占领的土地其实很少，仅有河北的几个州县，大部分地方还是由宋朝实际控制。金军撤离开封后，开封也重新回到了宋朝掌控之中，但赵构出于对金人的恐惧，仍然不敢回去。为远离金人兵锋，他一路南逃。同年十月廿七日，赵构来到扬州，他当时已经有了“退保东南”的想法，但并未明确在哪里落脚。赵构君臣在扬州待了1年4个月，如果当时金军不再南下，他们可能会一直待在扬州，因为赵构已经在扬州着手营建宫室了。但在建炎三年（1129）初，金人巩固了黄河以北的统治后，再次派兵南下，前锋距扬州仅数十里，赵构得知消息后，慌忙披甲乘马出逃，渡过长江逃到镇江，史称“维扬之变”。之后，赵构到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并停留了一段时间。二月十三日，赵构初次来到杭州，金军因忙于巩固在新占领区的统治，暂未追击，使他得以在杭州喘息数月。当年五月初八，赵构在一些大臣的催促之下又回到江宁府，宣称要抵抗金人，同时下诏改江宁为建康。七月十五日，又下诏升杭州为临安府，这说明建康与临安都成为了他的行都候选地，但他当时仍未决定究竟建行都于何处。十月，金军再次南下，并渡过长江，意在将赵构政权完全消灭。十月初八，赵构回到临安府，马上向浙东地区逃遁，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暂留。十一月十六日，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朮）为主将，攻陷真州（今江苏仪征），两天后进犯建康府。十二月初二，赵构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接着上船避敌。十二月十五日，金军占领临安城，完颜宗弼派遣四千轻骑，过钱塘江追杀赵构，于三十日追到明州城下。虽然金军遭到宋军将领张俊的阻击，暂时退却，但最终还是占领了明州。其间，赵构流亡海上，十分狼狈。

建炎四年（1130）二月初三，金军从明州北撤。赵构得知消息后，于四月十二日回到越州。翌年（1131），改元绍兴。十月廿六日，赵构升越州为绍兴府。他在绍兴待了一年多，直至绍兴二年（1132）正月十四，才重新回到临安府。绍兴七年（1137）二月初八，赵构又从临安府移驾前往建康府。

其实早在赵构登基之初，君臣就围绕建行都问题进行过讨论。李纲曾提出“十议”，建议在北宋王朝原先的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之外，另建三都，即西都长安、南都襄阳、东都建康，以备巡幸，使金人“无所窥伺”。后来宰相赵鼎提出经由荆襄，巡幸蜀中；张浚又建议以鄂州、长沙为行都等，但都因为担心难以控制东南财赋重地等多方面原因，未被赵构采纳。大臣吕颐浩甚至提出“且战且避”之说，这近乎于流寇，更不现实。到后来争论的焦点逐渐集中在东南地区的绍兴、建康以及临安三地。

为什么选定临安？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财赋。绍兴僻处海隅，州城狭小，其所在的浙东地区的物产无法满足行都的财赋供应，虽然有浙东运河通往临安，但运输能力有限。赵构君臣在绍兴时，军兵众多，不久就出现了漕运不济、赋财供应不足的困难。而且绍兴虽然距金人较远，但距离驻扎在江淮一带的宋军也较远，不利于遥控指挥。所以在绍兴二年（1132）四月初一，回到临安的赵构将由绍兴府治改成的行宫赐还地方，复为府治，表示不再考虑将绍兴作为行都的候选地。二、区位。临安有运河交通之便，腹地也比绍兴（越州）更广。而建康虽然从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等条件都更优于临安，但就防御金兵来说，却不如临安更安全。早在建炎元年七月十七日，赵构于应天府宣布要“巡幸东南”时，很难说他在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当时只是一心想着向南方逃跑，远离金人兵锋而已。在经历了维扬之变后，对于赵构而言，尽管并未明言，将东南地区作为小朝廷安身之所的想法应该是越来越清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就是“退保东南”。

占据当时天下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能够攫取其充沛的人力物力来保证小朝廷的生存，更重要的还在于长江天险可以为自己提供独一无二的安全感。为此，他做出了几项重要的部署。其一，占据东南的前提是必须保住上游川陕地区。建炎三年（1129）五月初一日，赵构派遣新任知枢密院事的张浚为宣抚处置使，经营长江上游川陕地区。其二，加强长江防务。建炎三年六月初一日，命东京留守杜充带兵南下到建康（江宁）府，让他兼任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西路，负责江防。此举表明，赵构已经准备放弃开封及淮北地区，将防线南移了。其三，开始为选择小朝廷的行都做准备。建炎三年五月下诏改江宁为建康，七月下诏升杭州为临安府，表明南宋朝廷行都将在这两个城市中作出选择，而赵构无疑更倾向于临安。他放弃在地理上有镇东南之势的建康，选择地势狭窄、僻在海隅的临安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前者太过靠近长江，而后者离金兵更远，且有“重江之险”，更安全。

当然，建行都之事要到绍兴八年初才最终有定论。后来史书记载了一些故事，例如称赵构初到杭州（临安）时，见其地丰厚，“欲都之”，因此有“西溪且留下”（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的说法等等，应该是出于后人的附会。总之，对于赵构君臣而言，他们之所以认同临安的区位优势，无非出于恐金心理。

那么，为什么要到绍兴八年（1138）初，才最终作出在临安建行都之议？

首先，南宋对金的国防线在大幅度退缩后，终于稳定了下来。大体上到绍兴二年（1132）底，从蜀口到淮东防线的基本形成，金人已经无法再次渡江南侵。接着由于长期盘踞洞庭湖地区的杨幺武装的被消灭与襄汉六郡的收复，到绍兴五年，南宋的国势可以说稳固了。同时，东南地区众多非政府武装被渐次荡平，南宋的内部统治秩序得到保证。其次，刘豫伪齐傀儡政权被金人置而复废，使赵构君臣看到了与金人议和成功的切实可能性。女真金国骤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并无能力直接统治所有占领的大片地区，因此采用了建立傀儡政权来实施间接统治一部分地区的策略。建炎四年（1130）七月，金人册立原宋朝济南知府刘豫为“大齐”政权的皇帝，成立傀儡政权，统治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但伪齐政权一直未能自立，成为了金人的包袱。1135年十一月，伪齐政权被废。同时，金人也意识到已不太可能消灭国势已经稳固的南宋政权，不得不改变策略，接受赵构政权为其傀儡政权，于是终于同意和谈。再次，对于赵构政权而言，虽然一直不断向金人乞和，但在真正得到金人同意和谈的回应之前，还不得不既在军事上与之周旋，更需要在军民面前维持自立的形象。

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廿六日，被赵构派去与金人求和的使臣王伦回到南宋，向赵构汇报了金人愿意和谈的消息，言明金人不仅同意归还徽宗赵佶与郑后的棺椁及皇太后（赵构生母韦太后），还可以归还河南诸州。但前提是赵构要称臣，接受金人册封，南宋须成为金国的附属国。王伦带来的消息如同递给赵构一个橄榄枝，让赵构确信以求和立国已有可能，于是赵构便有了离开建康到临安的打算。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八记载：

（绍兴八年正月）戊戌，诏复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发。上因谕赵鼎曰：“建康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他时复来幸，免更营造，以伤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若金人遂以大河之南归我，当且驻跸建康，以俟经营。”上曰：“群臣上殿，多论建都事。蒲贽谓当择险要之地，勾龙如渊谓在修德而不在险，以二人之论校之，如渊为胜矣。”

这是赵构公开表露自己倾向建行都于临安的想法。绍兴八年（1138）正月十一，赵构从建康出发，于二月廿二日回到临安府，从此以后就在临安待了下来，再未徙居他处。

贰

行都与京师的双重定位

《宋史·高宗本纪》载：“是岁，始定都于杭。”实际上，当时赵构只是颁发了一份“复还临安”的诏书，从未直言自此“定都”于临安府。绍兴八年三月二日“复还临安”诏：

（绍兴八年三月二日丁亥）昔在光武之兴，虽定都于洛，而车驾往反，见于前史者非一，用能奋扬英威，迅行天讨，上继炎汉。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申固边圉，将率六军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自今而后，应诸路宣司制置使等，其深戒不虞，益利士卒，常若敌至以听令，帅守监司其协心同济军务，罔或不勤，以副朕经营之意。（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三）

诏书中只是说“将率六军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并未承认把临安作为京城，这也是文章题目中“定都”二字加引号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依据国史修纂的诸史中，例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宋史》等书，并未著录这份“复还临安”之诏。倒是一些地理志书，均予辑录，如《乾道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咸淳临安志》卷一《驻跸次第》等。今存最为完整的诏书文本，见录于前引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三。祝穆《方舆胜览》卷一《浙西路临安府》“行在所”在辑录了此诏后，更有“遂定都”之语。

体会赵构君臣心理，因为受到形势、道义等多方压力，对“定都”之举不得不遮藏讳隐，估计当时的国史也只是含糊言之。前引《宋史·高宗本纪》之语，颇疑出于元代史官，而非南宋国史之原文。至于地理志书，则另有为地方彰显的用意所在，这当然是出于两种体系史书的不同书写心理。

南宋朝廷为了表示“恢复之志”，坚持以临安府为“行在所”而非京师，并落实到各项制度之中。龚延明教授在讨论临安府的设官置吏历史时，就指出：临安府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仍带有州郡府治之印记。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知府必带“权”字；开封府不设通判，以判官、推官为佐贰，而临安府设通判；开封府不设左、右司理院，设左、右军巡院，而临安府设左、右司理院，却不置左、右军巡院；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府皆不置，临安府仍保留州郡官结构不变；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的州格，称之为录事参军；等等。用现代话来讲，当时临安的地位介于直辖市与一般的省会城市之间，类似于现在的副省级城市。

在南宋前期，几乎没有人把临安称为京师，但宋高宗赵构之后，朝野上下习惯于现状，逐渐把临安称为京师。如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撰《己酉拟上封事》，认为当时中央计司调发地方财赋过多，“计其所以至此，虽云多是赡军，然内自京师，外达郡邑，上自宫禁，下至胥徒，无名浮费，亦岂无可省者”，文中的“京师”，显然是指临安府。同时期士人的一些文字也大多类此，如：周紫芝《太学落成》诗有“明伦先太学，首善自京师”之句，林之奇的《闻徐师川自京师还豫章》诗，等等。到了南宋后期，甚至一些官府公文也有改口的，据史载，景定元年（1260）正月甲辰，“都省言：‘承平日久，京师城池所当修浚。’诏厉文翁条画行之”。可知当时在制度上虽未更改，但日常称临安为京师已习惯成自然了。又如临安三志的书写，记载大事记、衙署等部分，《乾道志》卷一作“行在所”，《咸淳志》卷一至十五作“行在所录”《淳祐志》虽然残佚不明，大致也应如此。《咸淳志》所附临安城地图，却作“京城图”，直白地表现了两种心理的交杂。这样的心理定位变化，不仅可能影响到南宋临安城市文化的建构，也必然涉及行政与制度的方方面面。例如不同时期的南宋君臣们对待临安城市营建的态度，显有不同。如果能从这样两种不同心态的视角去进一步作观察，或许能够为我们揭示更多的史实。

叁

城市资源的多方面影响

杭州位于钱塘江北岸，它在帝制前期的发展明显滞后位于南岸山会平原的会稽，因为杭嘉湖一带属于低湿地，开发较晚。秦朝始设钱唐县，东汉时期，钱唐县北有吴郡，南有会稽郡，地位均高于钱唐。直到南朝陈祯明元年（587）始置钱唐郡，隋开皇九年（589）改郡为杭州。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以及钱江北岸低湿地的持续开发，杭州到晚唐逐渐比肩于越州（会稽），遂有“东南名郡”之誉。五代时期，杭州是吴越国的政治中心，也可称之为“霸都”，因为它是藩镇称霸的治所所在。由五代入宋，杭州更是后来居上，超过越州。因此在学术史上有所谓“杭越易位”之说。终北宋一朝，杭州都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地区中心城市，可与苏州等地并列。

赵构选择行都的时候，杭州相对偏僻的地理区位和不算充裕的腹地经济资源，以及它介于湖山江海之间的地理环境都真切地摆在了君臣面前，“钱塘僻在海隅，其地狭小”，这些都成了反对者有力的理据。如此“先天条件”，自然也就从多方面深刻影响了南宋行都临安城此后的发展。这在国防线构筑、对帝国其他地区的控制、城市建设等许多方面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例如，临安与帝国西部与西南地区的联系，无疑比北宋时期更为不便，这也是南宋朝廷在四川地区推行类省试制度的主要原因。

以南宋时期临安城人口规模为例。估量当时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可能用现在的方法去考察它的GDP等指标，只能从人口规模来观察。部分学者研究宋代杭州人口规模时，往往引用柳永的名句“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等资料，以此推断当时杭州城的人口已达50万。其实这样的数据更多当属文学意象，并不准确。

南宋建为行都后，临安城的人口明显增长。但由于不像北宋开封那样，留有天禧五年（1021）城内10厢户数，探讨南宋临安城人口规模相对困难，各家议论纷纭。早期有学者估计高达500万的，明显失实。目前大多认为在120万至150万之间，全都出于“意象”性的估计，例如周密《武林旧事》所载：“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以三十万家为率，大约每十家日吃擂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

因此，这些都难以取信。关于南宋临安府最可靠的人口数据仍当出于临安三志。但因为地方志的记载将城区与乡村人口合为一体，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估算，剔除郊乡人口，才有可能得出相对接近实际的城区人口数。

统计临安三志有关各卷所载，临安府附郭钱塘、仁和两县合计在乾道年间（1165-1173）为104069户，淳祐年间（1241-1252）为111736户，咸淳年间（1265-1274）则可达186330户。若按户均五口计之，则这三个时期的具体人口规模分别为520345口、558680口与931650口。不过钱塘、仁和两县还辖有不属于城郭的乡村，其中钱塘县13乡、仁和县11乡，两县合计24乡。按唐代旧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一乡共计500户。但是，由唐入宋后，乡均户数大幅度增加。统计咸淳年间临安府所属余杭等七县乡均户数，达每乡2781户。其中各县城区的人户数，按“宁失于过高、勿失于过低”的原则，取占总数30%的系数，是则减去城区户数，得出余杭等七县乡均1946户。如此，咸淳年间钱塘、仁和两县24乡，合计当有45600户，坊郭则为140730户。若按户均5口计，坊郭总703650口。也就是到南宋末年，临安府城区与郊厢人口大约在70万。估计乾道年间约为40万，淳祐年间约为45万。

若要单计临安城区内的人口，上述数据还得减去郊厢之数。根据郑湜《厅壁记》等文献，大致估计南宋嘉定（1208-1224）中期南、北两厢合计人口约20万，这一数据看来也显偏高。拿它与年份最为靠近的淳祐年间城区及郊厢合计人口相减，得出城区人口约为25万。另再加上宫禁、军兵等不在民籍者以及流动人口，也按20%计，可得出当时临安城区内人口约为32万口（13世纪10年代）。应该说，这一组资料还是略显偏高，但仍比目前多数学者的估计数低得多。

我们可以通过大率估算临安城区的人口密度，来验证这个数据。

根据文献记载和现有的对南宋临安城范围的考古成果，估计南宋临安城区面积为15平方公里。据此，则淳祐年间临安府城区内人口密度估计可达到2.1万人/公里²，远比北宋开封为高。到咸淳年间（1265-1274），甚至可能达到3.5万人/公里²，超过了当今杭州城区的人口密度，这就可以反证以上估计只能失之于过高，而不可能失之过低。论者多强调南宋临安城郊厢的人口规模，其实文献中所见的一些关于城郊地理范围的概括性描述，大多出于文学性的夸张。总之，临安人口的主体当集中于城区之内，毋庸置疑。

以上例证说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南宋临安城的发展受到了各方面的制约。比如，大内宫城既因凤凰山杭州州治改建，殿宇配置难全，以至不得不一殿数用，按需更名；衙署则更是大多分散于市巷之间，与民居杂处，无法尽数置于皇城之内；等等。这是我们观察这一议题必不可忽视的前提。

前人讨论多夸大南宋临安城市的规模，除了对地理环境不够熟悉外，主要应系受到对中国古代都城一般规模乐观估计的影响所致。受这样的观念影响，当然不会仅仅表现在关于人口规模的讨论之中，其他各方面均有所见。这一方面生动体现了资源条件对临安城市发展的制约，同时也说明了“都城”定位对研究者思路的可能干扰。

这种结论可能打破了原先对南宋临安城的美好想象，但我们还是应该力求客观。史学家容易受到历来对中国古代都城一般规模的乐观估计，认为临安城规模也很庞大，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客观存在的历史早已逝去，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各种资料复原出来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必然有相当距离。如果我们的主观认识有偏差的话，复原出来的“历史”就可能失真。

肆

行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行都地位的确立为临安城市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学界对此已有很多讨论，但我们需要看到，一个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临安作为当时帝制国家行政地位最高的城市，它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复杂的双边影响，既要汲取大量的资源，调拨周围资源来支持它，同时也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

（一）政治方面。北宋曾以开封府为中心设置京畿路，而南宋以临安为行都，只在淮东路的建康府设沿江制置使司以负责江防，在明州（庆元府）设沿海制置使司以负责海防，对临安周边的其他州郡并未做出特别的制度性安排，以彰显其特殊性。不过时人基于不同心理，对当时的所谓“京畿”有一个大致的看法。苏、湖、秀、越等地自不必说，更外围的一些州郡也常以列为“畿服”而自豪，尤其是各地的地方志书多以此立论。如，明州“高宗驻跸吴山，明为甸畿”，严州“翠华驻跸钱唐，郡为畿辅，地望日雄”，台州“六龙时巡，服在畿甸”，等等。以富阳为例，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富阳县市“旧在县西一里二百步，其地湫隘，唐万岁登封元年，县令李浚徙于西北隅一百步，周回二里五十步，今移于西门外苋浦大桥东”。这表明富阳县城在南宋时期有所扩张，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吴堂（修）《正统重修富春志》卷二《衙门·建制》提到富阳的城市建设：

自吕公昭亮重建厅事，颇为雄丽，由县谯抵南门可数百步，为坊巷者二，由南门抵江津又数百步，为坊巷者亦二。华表不存，并无题匾，气象萧索，畿邑不称。嘉定戊寅（嘉定十一年，1218），令尹曾公治凤，始命工度材创立四坊，上覆以瓦，下磐石以为伏驼，亲为题匾。县谯之外，名其东曰崇仕，西曰兴仁，南门之外名其东曰近光，西曰门津，又自兴仁坊西抵恩波桥，于其中建一坊曰擢桂，规模宏伟，涂以丹雘，遂为京道之壮观云。

原先富阳县内“气象萧索”，与其作为畿邑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后来大加修葺，就显得壮观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临安成为行都之后，对周边的县城民众的心理、城市建设等都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二）财政方面。其实“服在畿甸”对于地方并不一定全为正面影响，行都也给周边地区带来很大的财政压力。南宋时期国家财政调拨的大致区划为两浙（尤其浙东）、福建两地财赋收入主要上供行都开支。“大抵国家用度，多靡于赡兵。西蜀湖广江淮之赋类归四总领所，以均其屯，其送京者殆无几，唯闽浙悉输焉”（《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五一）。在实物财政体系之下，运输不便，一般坚持就近原则，以致行都周围地区财政调拨上供的压力实比其他地区为重。当时士大夫们对不同州郡任职的难易有不少议论，尤以朱熹所论为尖锐：

福建赋税犹易办，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

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近都处越不好。（《朱子语类》卷一一一）

（三）交通方面。临安作为财政供输中心格局的形成，必然会对机构设置、交通道路营建等多方面造成影响。北宋时期，都城在开封，东南地区的交通线主要是南北走向。南宋时期，南北线路依然重要，比如陆游记载自己从绍兴到四川任职时，北上临安坐船到镇江，再入长江到四川。但原来一些东西向的陆路是不重要的，到南宋时期则成为交通要道。例如桐庐县政惠桥：

桐庐负山为邑，其南东挟二大溪，溯东溪稍北有浮梁焉，曰政惠桥者，驿道所从出也……我宋大观中县始作桥，尚书黄公裳名之。南渡以来，蜀汉闽广江湖之往来京师而陆行者，毕由此桥。旗驿舆马络绎连日夜，桥之治不治，其利病滋不轻。绍熙之二年，桥之不治而废也，盖十年矣。其知县事钱塘孙侯叔豹至官，访其故，笑曰：“吾在此，使人病涉，可乎？”则躬自区画量功命日，厥十月戊子，工徒丕作，比再浃辰告具，十一月庚申落成。（孙应时《烛湖集》卷九《桐庐县重作政惠桥记》）

北宋时，政惠桥所在位置是个渡口，北宋末年才开始造桥，可见交通并不繁忙。到了南宋，从蜀汉闽广等地走陆路到临安的人都会经过此桥，所以政惠桥成为了交通要道，而且桥的好坏事关重大。此外，行都周围地区由于交通繁忙，不少郊外驿道也开始以砖石铺甃，交通状况大为改善。如据范成大的记载：“自婺至衢皆砖街，无复泥涂之忧。异时两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来，共甃此路。”再如明州（庆元府）与行都之间，除了交通孔道浙东运河屡有开疏外，沿河的陆路也得到很大改善：“郡自望京门以西，由慈溪，接姚虞，经稽阴，趋钱塘，近数百里，行李舟车鳞集辐凑，门之外自水仙庙、望春桥至高桥、西渡塘堤坏，过者危之。”宝祐末年吴潜出判此郡时，遂主持修砌西塘路工程，共修路三千六百六十丈，桥二十二座。

（四）商品供应。财政调拨之外，行都作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其巨大的市场对周边地区商品供应的刺激，必然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记载的关于临安城四门所入商品的分类特点较为典型，为今人所熟悉：

车驾行在临安，土人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西门则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严州、富阳之柴聚于江下，由南门而入；苏湖米则来自北关云。

此外也有不少个案性的记述，如陆游曾写诗描写钱塘江南岸会稽山区的杨梅，经项里山市转输临安：“绿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未爱满盘堆火齐，先惊探颔得骊珠。斜簪宝髻看游舫，细织筠笼入上都。醉里自矜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株。”（《剑南诗稿》卷十七《六峰项里看采杨梅连日留山中》）如果仔细梳理这些材料，可以大体了解到临安城的商品供应网络。曹家齐教授曾撰文讨论南宋“定都”临安后对严州地区的各方面影响：“一方面集中表现在使之成为军事重地、交通要道和以木材为主的商品集散地；另一方面则使严州成为临安的物资供应来源，所受财政盘剥更重于他处，以至长期民生困窘。”（曹家齐《临安对严州之影响》，载《杭州文史》2015年第2辑）

（五）文化方面。相对而言，行都对“畿甸”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容易为人们所感知。以明州为例，明州地区在隋唐以前仅为东海小邑，经济、文化都落后于中原。中唐以后开发加速，因而独立设州。北宋中期在科举制的推动下，州县普遍兴建官学，儒学教育显著发展。明州地区也不例外，延师兴学，渐露头角，并逐渐建立起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学术传统。到了南宋，明州列为辅郡，前后有史、楼、袁等诸世家问鼎朝政，“衣冠日隆”，俨然有了东海名郡的地位。所以王应麟称“是邦为诗书之乡”，元人程端学也谓“鄞文献甲东南”。对乡邦文化的这份自信，若非经过南宋时期“畿甸”地区政治文化格局的重构，自然无从谈起。执南宋东南地区学术文化之牛耳的浙东学派，无论是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事功之学，还是陈亮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永康学派，以及吕祖谦重经世致用的婺学，如果离开当时以行都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理背景，也是难以理解的。正是在这种地理格局之下，南宋东南地区另一个凸显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在科考领域引人注目的成功。浙西自不必说，仅就浙东地区而言，检阅地方志书的记载就可以得知，越、明、台、婺、处、衢、温等诸州，南宋都是它们在科考领域最为成功的一个时期。总之，讨论南宋临安，不能局限于临安城本身，而应该拓展视野，顾及它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伍

余 论

南宋灭亡以后，临安城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多重影响力随着行都地位的终止而明显衰退。到元代，虽然仍有据说出自马可·波罗之口的“天城”之誉，更多应该立足于它的行都旧貌与消费文化，以及蒙古统治者为了控制原南宋地区，而对杭州（临安）的特殊“关照”。到了明代，苏州显然取代杭州（临安）而成为了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仅就科考入第的数据而言，到了明代，浙东诸州府一落千丈，已无法望浙西苏南之项背。如永嘉县，北宋进士及诸科及第者50人，到南宋激增至422人，合计特奏名与上舍入仕者29人，总两宋一朝达502人。而朱明一朝此地科考及第者为175人，仅及南宋时期的四成，浙东其他地方也类似于此。总之，研究南宋行都临安，既不能局限于临安一地，也不能固守南宋一代，而应该拓展视野，既顾及“畿甸”，也看到前后时代的变化。

通过南宋临安城的历史变化，可以发现行政地位对传统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正如曹家齐教授所指出的：“南宋临安府虽为一个商业繁荣城市，但政治功能仍居首位，其对周边的影响力仍表现为传统时期城市之特征。”实际上，这个城市在元明时代的起伏，更能说明其“传统时期城市的特征”。

目前学界对于传统时期都城的发展水平，无论对于经济还是文化，大多持乐观的立场，常常失于夸大而不自知。对于南宋临安城的认知，也明显受此影响。我们应该对这样的认识主观性保持足够的自惕，以求进一步接近历史的真实。（作者包伟民，杭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