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中共上海工委决定派我来杭州开辟工作。

1941年4月，我的直接领导刘宁一（工委书记）到工艺社来找我，通知组织决定派我去杭州开辟党的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今后由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党员吴光亚负责。当时我感觉自己任务重，又政治水平低与缺乏工作经验，决心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和锻炼。我找到吴光亚研究如何在杭州开辟工作时，吴将他一个在杭州伪市府工务科任技正的亲戚钮家铮介绍给我，要我“先争取找到职业，站住脚以利隐蔽。”

这年5月，我改名胡也夫去杭州摸底，了解一些当地的社会情况，落实一下职业，为日后正式来此工作做些准备。到杭后，我去找了钮家铮，钮安排我住在他的亲戚家里，并托他给我找工作，又各处跑跑搞点社会调查。当时的杭州与我刚离开的上海，环境简直大不一样，上海租界内，日寇尚未入侵，环境熟悉，条件很好，工作又可及时取得组织指示；杭州人地两疏，又直接在日寇统治之下，与日寇斗争更直接。经我从各方面观察了解，杭州城乡除驻有日军战斗部队和宪兵队之外，还有日本领事馆、日本特务机关，以及汪伪政治保卫局等，他们主要负责在政治上镇压抗日力量。特务机关侧重负责控制经济，触角伸入杭州各经济部门，各种物资输出输入均须该机关批准，为掠夺物资，还在嘉兴特设分支机构，汉奸特务中有在宪兵队担任情报组长的所谓“四大金刚”及其爪牙。这些日伪在杭州四处横行，敲诈勒索，残害人民，再加上战争破坏，经济凋敝，百业萧条，人民苦不堪言，社会上一派阴沉恐怖的景象。

▲1937年12月25日，日军骑兵践踏西湖白堤

6月初，我返沪，把杭州的情况向吴光亚作了汇报。当年8月，我奉命再返杭州。行前，考虑长期单身住钮的亲戚家里会不利隐蔽，经上级同意，携我未婚妻禹惠珍（化名梅梦萍，是党的培养对象）同去，组织家庭为掩护。

回杭后，我们在青年会住下，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工作，生活全靠组织供给。吴光亚通过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按月将活动经费（约伪币80元，1942年金秉礼来杭后，经费增至120元）托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翁某送来。靠这笔钱，我们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平，十分艰苦。1941年10月，为节约开支，通过关系从青年会迁到皮市巷31号居住，一直等到当年年底，钮家铮才在伪市府工务科养路队给我搞到一个监工名额。这才在杭州基本站住脚跟，接下来就熟悉人头，结交朋友，开展工作。

通过我的观察了解，周围多数人只是为生存而不得已任伪职，仅有工务科技正室主任袁鹤峰是个汉奸，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眼线。1942年2月，钮、袁推荐我去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这天，袁和钮找我说：“监工这工作不是长远打算，我们现介绍你去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还要我明天就去，当时我既没思想准备，也不能和上级联系，更不能推却，怕引起怀疑，只能先答应下来，再请示上级。当夜我就写信给吴光亚报告此事。等吴回信表示同意时，我已在日本特务机关上班，并任“一般社会情况调查员”。这个职业在群众中的形象是恶劣的，但掩护党的工作很有利，可以接触各方面人士，了解各方面情况。

有一次，我前去了解丽华绸厂工人罢工的情况，这是我到杭州后第一个与工人群众接触的机会，我希望利用我的身份去保护和支持他们的合理斗争。当时工人大多拖家带口，生活十分艰辛，都处于半失业状态，除参加10多个小时工作外，还要利用夜间拉人力车的收入来维持半饥饿的生活。罢工是为增加工资，没有政治目的。我将上述情况向日本特务机关反映，这样一说，日寇就没有插手干预罢工，我也从此结识了几名工人。后来，当五丰、天成、九豫等绸厂工人酝酿联合罢工，我就暗示他们一定要团结一致，注意斗争方法。在我向日本特务机关疏通情况后，又免了日寇插手，使斗争获得胜利，我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我的联系又从绸厂扩大到布厂。永安织布厂工人罢工期间，因厂方勾结伪警抓了罢工工人代表，我得知情况后就以日本特务机关名义找市府社会科科长潘耀亭，询问罢工处理情况。他听说是特务机关就吓慌了，不但答应放人，而且表示督促资方同意工人最低要求。

1942年4月，中共上海工委又派来金秉礼。金来后，我们成立党小组，我通过熟人为他找份职业未果。当汪伪政治保卫局招学员时，我和他在党小组会议上商量，同意他去应考，结果考进去了。因时间紧，在金应考后才向吴光亚报告并取得同意。7月，上海组织上又派王惠民来杭，通知我赶去上海接王。当时我的活动条件较好，出入车站、码头、城门等均不受检查。王来后，金、王都住在我家里。我们成立了支部，王任书记。在金秉礼调金华以前，支部活动过几次，在我住的法院路青年里寓所的亭子间里，大家分别汇报情况。8月，汪伪政治保卫局分配金秉礼赴兰溪工作。我与他经常保持联系。王惠民在杭州住了两个月，一直没找到工作，9月就回上海了。金秉礼、王惠民两人走后，支部即停止了，我与上海吴光亚保持组织联系。1943年春，接上海通知，上级又派潘仲仁来杭州负责。

潘与我接上关系后，我向他汇报了杭州的工作情况。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加强和工人的联系，潘和我研究后，指示我采用帮会形式的拜师收徒来联系工人。利用这种当时在汉奸特务中甚为流行的方式，一可消除外界怀疑，二可更频繁接触工人。我们挑选了21名表现进步的青年工人吸收为我的“徒弟”，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经一段时间接触，还选择了其中较为成熟的毛宝泉等人作为建党对象而重点培养。虽然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建党工作没有继续下去，但实践证明这些青工，后来除1名参加反动组织外，其余的长期来表现都不错。

1941年8月到1944年11月，我开展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利用自己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有利条件开展群众工作，一方面主要是在群众中进行抗日爱国教育，联系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另一方面又尽量保护工人的实际利益不被汉奸欺压。当时斗争的复杂和艰巨性与生活条件的异常困苦构成了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显著特点。1942年春，来自组织上的供给完全停止了，我的月薪只有6斗米，还要接济同志（金秉礼、王惠民、潘仲仁等来杭后，在没找到工作时，都住在我家里）。我清楚地记得，潘仲仁在我家住时，有一次，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我们整整两天在外面，回来时还要与邻居说在朋友家吃饭。生活虽然艰难，但我们精神状态却很好，只考虑做好党的工作，去打败日寇。我们很明白，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困难一点没有影响我们的斗争意志。

1944年11月，经潘仲仁同意，我又改名胡天民转到铁路去工作，通过一个社会关系，考进华中铁道杭州机关区做工。当时和我一起进铁路的有20多人，潘仲仁和我研究仍用拜兄弟会方式，把这些人中较好的经考察可靠的胡沐、马德宝等5人结拜为兄弟吸收进来。我通过交流思想，探讨社会问题，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从而在司机和司炉中团结了不少人，其中马德宝、胡沐就成了我们的建党对象。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图为日本天皇宣读降书时的情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潘仲仁到我家里，我接到他交给我的一批刻印的朱总司令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出受降命令的传单，便秘密张贴和散发到杭州机关区，天明后日伪人员看到这些传单时，深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