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民间俗称的“血园陵”历经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考证，确定是民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在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墓园遗址，笔者也是当年主要的考证人之一，曾发表《杭州南高峰血园陵历史史料考证》《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北伐战争阵亡将士墓园遗址保护与研究》等文章对其介绍。2012年10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墓园遗址属地管理单位对墓园遗址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工程，于2013年1月23日以遗址公园形式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12月16日，墓园遗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月26日被浙江省文物局公布为浙江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随着遗址公园的开放，社会各界对当时督建墓园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第二十一师阵亡将士、北伐战争在浙境的战况等都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2019年，严重师长之孙严思壮将其祖父的部分日记影印本捐赠给了相关单位，使笔者有幸从严重师长的视角开启全新探究。

本文通过对严重日记的研读，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予以展现——严重不仅是率领军队纵横疆场的名将，也是一位深受当时学界推崇的大学者。因为共同的研究，他和被誉为近代儒学“三驾马车”的熊十力、马一浮和梁漱溟都有过学术方面的交往。

壹 严重及其亲笔日记

▲严重

严重（1892—1944），又名严立三，1892年出生在湖北麻城县。1915年从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毕业。1917年转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1921年，他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约，到该师任连长，后递升为营长、团长及留守处主任等职。1924年6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建立，严重先后在第一、二、三期任总队长，第四期改任训练部长。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严重以“因病”为由，只身去往杭州，居住于杭州南高峰下的法相寺，督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于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墓园。蒋介石下野后，严重出任军事厅厅长。1928年，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北省政府，严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1929年，时局混乱，严重辞职退隐庐山太乙峰。抗日战争爆发后，严重晓明国难之大义，出任湖北民政厅厅长、代理省政府主席。1940年，他辞去所有职务，在湖北宣恩县扶助垦民，从事著述。1944年病故于湖北恩施，享年53岁。严重著有《〈礼记•大学篇〉考释》《大学辨宗》《道学宣言》《〈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等。

严重的孙子严思壮先生有感于墓园遗址的考证、清理、修缮等成果，在遗址公园开放后决定捐赠其收藏的严重部分日记影印件。

捐赠的日记内容从北伐东路军从福建、江西进入浙江开始，对北伐军在浙江境内和孙传芳部队展开的多次战役、与战役相关的行军路线、军中事务、日常生活等进行了记录。当时，北伐东路军在浙江不仅短期内重创并驱除了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从而推动了浙江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严重师长严明治军、体恤下属的作风，在生活中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清廉品性，在学问上谦虚谨慎、好学深思、喜交学者的治学风范。

贰

 严重与“新儒学三圣”的交往

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后，在中西文明交融下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是新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以及高风亮节的道德操守在西风东渐下，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自发地延续着儒学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获得“新儒家三圣” 之誉称。而严重虽然是军人出身，却还有其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有着严谨治学的学者作风，并与当时学术界“新儒学三圣”交往密切。

（一）严重与熊十力的交往

熊十力（1885年2月18日-1968年5月24日），又名熊子真或熊子贞，湖北黄冈人，中国著名哲学家。严重日记中首次出现他与熊十力交往的记载是在 1927年（民国十六年）5月15日，内容如下：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星期日）晴

张难轩（先）、熊子贞两先生来访，畅谈良久。守谦等来勘察墓地，均留午餐而去。夜，独坐，细思政局统一之趋势，及建设善后之道。关于裁兵、兴业各端，自觉颇有端倪，惟念目前状况，嗟叹终夕。

此时的严重辞官来到杭州，是为督建在浙北伐战争中牺牲的二十一师将士陵园（血园陵），他暂居在杭州南高峰下的法相寺。而此时的熊十力在完成了《唯识学概论》的修订和印行之后，因身体抱恙，每每半夜大咳不止，于是也来到杭州疗养。上述记载虽是日记中首次提及熊十力，但鉴于严重日记的不完整，以及严重与熊十力同为湖北人，加上对儒学都有执着的研究，两人早就相识相知的概率很大。再看一则日记内容：

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三）晴

田林来，同住。闻城内戒严，谣诼时起，稍觉不安于居，又因拟接近子贞先生等从学唯识，不忍远去。终日励诸同学等多语。

从中可知严重为了能与熊十力常常谈论学问，纵有不便、不利、不安，也不舍搬家。因为当时熊十力借居杭州玛瑙寺，严重生怕搬迁过远，不能与熊十力经常来往。

再看下面几篇日记内容：

十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五）阴雨

至玛瑙寺与熊子真先生谈学半日，伊深以余才气不开展为虑，深韪其说，拟自后专从交友、读书、接近自然界等事中注意专。夜读王船山集。

十六年六月六日（星期一）晴

午，张难先先生及熊子真先生来谈良久，熊先生盖已移住法相寺也。接徐赓陶、于少沛信。终日读唯物史观，时念作中国历史功夫，以明古今变迁之迹、俾助济世扶危之用。

▲严重日记（民国十六年六月三日至六月六日）

十六年七月五日（星期二）阴

午前子真、田林等约至法相寺午饭，并共赴南高峰散步，论学良久。夜，作寄鲁竹痴及佩秋妻等各信，深启导之。

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五）晴

午，在法相寺与熊子真先生争辩良久，伊责余苟且之病，甚感激，惟虑其以气胜人耶。

以上只是两人交流的部分记载，也可说明三点：其一，在杭州期间两人交往频繁；其二，他们谈论的内容大多围绕熊十力所著《唯识学概论》一书展开，这一阶段严重倾心于唯物论，其阅读书籍也多有关于此；其三，为了方便交流，熊十力甚至移居到严重在杭州的居住地法相寺，足见两人之情谊。

1930年，熊十力再次来到杭州，这次他结识了马一浮。翌年，张难先主政浙江，被称为“湖北诸怪”的熊十力、严重、石瑛等也循迹来杭，他们聚于西湖边论学，并相互砥砺等。也正是在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刊问世，标志着他在杭州期间完成了其哲学体系的建构。

（二）严重与梁漱溟的交往

从严重日记的记载来看，严重与梁漱溟的首次交往正是在严重居住于杭州、督建血园陵期间，从以下几天的日记中可见——

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晴

午前偕项伴兰先生至法相寺，视察墓地建筑场所，并相商酌，适陈证兵、张难先、梁漱溟先生等相继至，略有谈辩，遂偕至南高峰。黄昏，彼等留寓，余返筲箕湾。夜，读史，至更深不欲就寝。

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阴

早，登南高峰，朱谦之先生亦同往。午，与子真、漱溟、证如各兄等在烟霞洞用膳，相与谈论民族文化各问题。傍晚回寓。

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晴

初读船山通鉴论。夜，在法相寺与梁漱溟先生谈为学久之。

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晴

午，萧乾、梁漱溟先生等来谈，一时去。夜，至法相寺，与梁漱溟先生论学良久。念时局，忧叹不已。

▲严重日记（民国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三十日）

在此期间（1927）的日记内容中，甚至出现他与梁漱溟、熊十力三人的交集，这次交集在他人所写的文章中也有提及。日记中虽没有提到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但很可能涉及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因为梁漱溟在民国初年出版了《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书籍，而严重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籍也与此相关。两人初次交往，严重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梁漱溟的《儒家修身之门径》一书中有相关描述：“……初次晤谈，即在一九二七年，先生为所部阵亡将士营墓葬于西湖时。对于先生性宗、玄宗、礼宗之说既备闻之，顾未能多所请益，然于先生人格精神则心仪诚服，印象甚深。先生于我似亦有了解，殆所谓神交乎……”梁漱溟对严重的敬服之情溢于言表。

1943年后，严重除了到重庆与会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四川乐山、内江等处读书著书，他的《〈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就是在乐山借寓乌尤寺时完成的。书中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梁漱溟得到此书后甚为喜欢，以至于每次转移都必谨慎藏于行李之中，虽曾在1966年8月被北京红卫兵抄家时掠去，所幸后来又得到好友王星贤赠予。为保存、传播严重和伍庸伯（梁漱溟的襟兄）两人对《大学》的见解，梁漱溟还特意编著了《儒家修身之门径》一书，此书收辑了严重的《〈礼记•大学篇〉考释》和伍庸伯的《〈礼记•大学篇〉解说》，并为两人的见解分别作了评述，以供后人参学。

在梁漱溟的日记中也可以找到两人交往的痕迹，严重去世后，梁漱溟还一直与其子严善明保持着联系。在梁漱溟与严善明来往的书信中，严善明称梁漱溟为“漱溟老伯”，自称为“愚侄”。梁漱溟在1964年10月4日严善明寄给他的信纸上还有着这样的备注——“严立三先生为我衷心敬服之人，善明是其独生子。”再次应证了严重和梁漱溟之间的交谊。

（三）严重与马一浮的交往

仅从严重后人捐赠的日记影印件来看，没有内容直接提到严重与马一浮的交往，毕竟捐赠的日记影印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覆盖时长只有八个月，但有两个事实表明两人会存在一定的交往。其一，20世纪20年代，两人都在杭州暂居过。根据《马一浮全集》记载，熊十力于1929年来杭求教马一浮，此次为两人初识，后马一浮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作序。1933年夏，熊十力和梁漱溟率北大弟子到杭州拜访马一浮，一起论学，时人称为“当代”三儒的“鹅湖之会”。这一时期，严重和熊十力以及梁漱溟的交往也比较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一致热衷使他们有可能存在交往经历。其二，20世纪30年代，严重和马一浮都在四川乌尤寺暂居，时间、空间上都存在交集。如前文提到，1943年后，严重多数时间都在四川乐山、内江等处读书著书，他在乐山时借寓乌尤寺，而此时的马一浮已在乐山乌尤寺创建复性书院，担任主讲并鬻字刻书，加上熊十力也是复性书院的创办人之一，他们相互交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根据这些线索，笔者终于找到了一些他俩交往的“痕迹”——

在丁敬涵编著的《马一浮交往录》中有这样的记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杭时，严立三因熊十力而结识马一浮。1943年暂居乌尤寺时，与马一浮数度互访，并以所著《〈礼记•大学篇〉考释》《〈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等与之交流，马一浮称赞其著述“体大思精……”

《马一浮全集》日记篇中也有同样时间段的相关记载：1943年7月24日，严立三、梁仲华、冯友兰、叶石荪诸先生到院访问；1943年8月4日，严立三先生访马一浮先生于濠上；1943年8月17日，马一浮先生午前到院，旋至寺中答访严立三先生；1943年9月7日，严立三先生归自峨眉，至濠上此行……这次一别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交往，此后严重返回湖北，因过劳而疾，日记因此绝笔于1944年3月26日，同年4月30日，严重病逝于湖北恩施。

虽然严重与马一浮的交往在严重日记影印件中没有直接体现，但是根据日记中的“蛛丝马迹”，结合其他文献记载，我们还是发现了他们交往的历史，相信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在尚未公布的严重日记中有所记录。

叁

 结论

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三人亦师亦友，交往甚密，甚至连他们各自的弟子、朋友也有密切的交往，在当时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群落，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也相互批评。严重也是这个学术“朋友圈”中的一员。虽然外界对严重的印象往往是他作为军人和政府官员的身份，比如“黄埔名师”“北伐名将”等，但严重也是一位勤于治学的名家，不过这一点唯有和他进行过学术交流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马一浮等少数学者知道。

严重好学且深思，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研究，且见解独特，这在他的日记以及所著书籍《大学辨宗》中有所体现，但《大学辨宗》一直未公开发表。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因为非常推崇严重的道德学问，曾于抗战前劝他出版，但严重态度谦逊，表示待晚年再考虑。严重辞官归隐后，写成《〈礼记•大学篇〉考释》，书中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梁漱溟曾说：“古人往矣，吾不及见；吾所及见，番禹伍庸伯先生（观淇）、麻城严立三先生（重），真近世之醇儒也。两先生志虑真切，践履笃实，不后古人；而从其精思力践之所诣，乃大有贡献于斯学，足以补宋儒、明儒之所未及。此即指其能解决上述问题，以最切近平妥之功夫道路昭示学者，救正朱子、阳明过去解释《大学》之失，实为近八百年来未有之创获。”字里行间表露着他对严重的高度评价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