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是和中国一样富有史学传统的国度，在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分别出现过值得充分关注的史家和史学流派。其中，自二战结束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包括亦称年鉴学派第三代的“新史学”，在法国史坛大放异彩数十年之久。同时，它还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并在相当大程度上长期引领战后西方史学发展潮流。上述局面之出现，首功之臣是年鉴学派第二代的掌门人布罗代尔，尤其可归功于他在战后法国“辉煌三十年”间，对费弗尔、布洛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立的年鉴学派的发扬光大；而以勒高夫为首的史学家们继布氏之后倡导、推进“新史学”带给法国史坛的新活力和新气象，同样功莫大焉。 “新史学”始兴于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达到极盛。其间，被奉为“新史学”两大典范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更是引人瞩目地在法国内外均取得难以低估的成功。堪称幸运的是，笔者早在70年代末就读于燕园期间就有缘在北大历史系课堂上听闻年鉴—新史学派。其时，刚从巴黎访学归来的张芝联教授在给世界史专业学生讲课过程中，兴致勃勃介绍法国史坛最新进展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年鉴学派。由此，早就对法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本人，顿时就迷上了这一在当代法国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流派或曰新型史学运动。也正因为后来始终对其兴趣不减，甚至还对当时仍属方兴未艾从而更显得极具活力和新意的它推崇备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本人有机会首次赴法访学时，出国前就早已打定主意，非得到年鉴—新史学派大本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充分看看。 诚然，本人此访主要是应巴黎第八大学历史学教授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Willard）邀请——在这位亦属拉布鲁斯高足的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指导下，进修20世纪法国社会史，尤其是30年代人民阵线运动史。为此，在整整一年进修时间里，本人无论是在巴黎八大校内的听课地点，还是巴黎八大外办给我在圣德尼大学城所安排的住处，确实都限定在巴黎北端圣德尼一带。尽管如此，初到巴黎的我，一俟在当年素以“红色郊区”著称的圣德尼安顿好住处，便迫不及待地独自找到距住处最近的圣德尼大教堂地铁站，乘坐13号线纵贯大半个巴黎，直奔坐落于塞纳河左岸的年鉴—新史学派大本营，也即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拉斯帕伊大道上那幢早就令我向往的大楼。此后，又因这儿的氛围似乎格外讨我喜欢，竟然导致只要一有可能，我就会着魔般地来这里待上至少大半天。就此大可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我每回来这里或是看书蹭课，或是会晤师友，结果都会产生流连忘返的感觉。毫无疑问，此种感觉的产生，主要就是因为此地属于蜚声国际史学界的年鉴—新史学派的大本营。 出于对年鉴—新史学派的兴趣和推崇，本人在90年代初回国后很快就撰写和发表了几篇评介法国“新史学”和心态史学的小文。其中，在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上的《法国“新史学”述评》中，本人认为：“当时法国各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多多少少都已有些‘美国化’，唯独法国的史学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而且仍然在国际史学界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法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固然功不可没，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新史学’的勃兴为法国的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能在各国史学普遍不景气之际仍能独放异彩。”接着文章还特别写道：“如果说心态是新史学在史学研究中最为偏重的一种现象，那么，人类学则是‘新史学’在引进其他社会科学时优先对话的一门学科，在两者互相渗透、结合的基础上就形成了‘新史学’的又一热门——历史人类学。”而在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上的《法国心态史学述评》中，本人主要聚焦法国心态史学，对这一当时法国史坛的头号“显学”进行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其间，既就法国心态史学的界定、主要发展阶段等予以剖析和梳理，还就心态史学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也发表了个人管见。
二 同样是出于对年鉴—新史学派的持续兴趣和推崇，本人在2005年应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第一人、时任巴黎政治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邀请，赴巴黎政治学院担任访问教授，以及在2008年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再度把拉斯帕伊大道上的这幢大楼作为自己逗留巴黎期间最爱光顾的所在。不过，在21世纪初“旧地重游”时的本人，已不再像1989年末第一次来这里时那样，只是满足于感受乃至“膜拜”这里与年鉴—新史学派相关的一切，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彼时已在年鉴—新史学派中出现的“批判转向”（tournant critique）及其带来的影响。 战后法国史学这场所谓“批判转向”的出现，说到底，是其经历自身“辉煌三十年”，尤其是勒高夫等人倡导和推进的“新史学”新的巅峰后，盛极而衰，危机显现之际须做出应对与选择的结果。总之，20世纪晚期以来，长期由年鉴学派主导的法国史坛出现的这种“批判转向”，诚如它其实亦可译成“关键转折”一样，给法国史学带来的一系列重组和变革，的确是内涵丰富，意义非凡，以至于人们还不妨如是断言：“批判转向”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年鉴学派式微后，盛极而衰的法国史学是否还能摆脱困境，重振雄风？ 凡此种种，促使本人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和追踪着“批判转向”如何给法国史学带来一系列全新变化。而在这种考察过程中，势必一方面继续聚焦勒高夫、孚雷等资格更老、名头更响的史学大佬的最新动向，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醒自己，必须更为充分地去关注法国史学家的“代际更替”，当把足够多乃至是更多的目光依次投向年鉴—新史学派那几位正年富力强，从而在“批判转向”中明显更呈锐气、更显活力的史家身上。其中，往往少不了这几位的身影：2001年入选法兰西公学院前亦执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在以《法兰西熔炉：19—20世纪移民史》等佳作独树一帜同时，还在“史学危机”大讨论中以观点精辟而备受瞩目的热拉尔·诺瓦利埃（Gérard Noiriel）；早年即以知识分子史研究著称，继而转向范围更广的法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后也表现不俗，以至于后来得以执掌高等研究院的克里斯 托弗·普罗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当然，也绝对会有充分理由去关注其时除在古希腊史和法国史学史领域佳作迭出，更以2003年初版的《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提出“当下主义”（présentisme）的弗朗索瓦·阿赫托戈，也即这本《与历史的对抗》的作者。 的确，在此后很多年里，本人“痴心不改”地照样对年鉴—新史学乃至范围更大的当代法国史学抱持浓厚兴趣，进而在这种兴趣驱使下，还对20世纪晚期以来法国史坛的“批判转向”一直甚为关注。基于个人的初步考察，同时也适当吸收与借鉴了法国同行的相关看法，本人以为，“批判转向”既是对年鉴学派所受质疑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在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被认为有新意的研究方法的一种批判借鉴。同时，它亦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此前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年鉴派史学模式的公开危机时期的结束。当然，坦率地讲，本人之所以会对这场“批判转向”关注有加，最主要的还是希冀在六边形土地上找到一些“他山之石”，因为在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看来，正是由于有了“批判转向”引发的变革，令此期法国史学得以并未随年鉴学派式微及“史学危机”一蹶不振，而是借助重组与革新，再度焕发活力，重入佳境。凡此种种，或许不乏对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们有所启迪的内容。 三 确实，法国史学能在当时“化危为机”，重新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实际上主要是由“批判转向”中形成的若干特点和趋向所决定的。依本人之见，时至今日，这些特点和趋向仍对我们具有不少启迪、借鉴意义。鉴此，笔者不揣浅陋，择其要者梳理如下： 1.反思性。注重反思，让史学实践及其成果更具有反思性，既是法国史学在“批判转向”中的一大特点或趋向，也是史学重组和变革得以奏效的首要因素。就这点来说，当时对法国史学影响最大、哲学家出身的思想家是保罗·利科，实属很能说明问题。利科是享誉国际学界的阐释学大师，其阐释学因注重强调反思性，向来被人称为“反思性阐释学”。并非偶然的是，在利科深受法国史学家关注、青睐之时，恰逢巅峰刚过的法国史学面临新的局势、问题和挑战，史学家深感反思不可或缺之日。不容否认，法国史学家此前对与哲学家对话大多不太感兴趣，甚至将之视为“聋子对话”，意义不大。然而，一旦史学反思与变革时刻到来，无论是利科的研究特点和取向，还是其涉猎广泛、洞见迭出的丰硕成果，无不让法国史学家们有望受益良多。而且，利科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未让他们失望。总之，因为法国史学家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利科的启迪，所以在就众多关乎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如历史学家的实践特性、历史研究的主客观性、历史和叙事的关系，以及史学中的时间（性）等反思时，得以头脑更为清醒，进而再以反思所得去指导自己的史学实践和书写。此外，法国史坛当时围绕反思所出现的某些提法和现象，也同样不容忽视。如一些史学家参与“历史学的未来”讨论时，直言法国史学真正的危机是历史被年鉴学派垄断地诠释，拒绝对自身话语与功能进行反思；又如不少史学家注重反思史学家的社会“介入”方式，以及（法国）史学史因反思需要由原先的备受冷落突然转热，等等。事实上，本书作者阿赫托戈的一些相关著作得以备受关注，显然也与（法国）史学史因反思需要由原先的备受冷落突然转热不无关系。 2.包容性。法国史学在“批判转向”中显示出了包容性，在倡导兼容并蓄、践行交叉融合上表现更为突出，亮点纷呈。就此，首先要肯定的是对国外同行研究及成果远比过去更多关注和重视。1980年，《争鸣》组译并发表两篇文章，即斯通的《回归叙述，或关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思考》、金茨堡的《符号、痕迹、线索：迹象范式的根源》就是很好例证。这两篇文章直接质疑了年鉴学派模式，甫一发表就在法国史学家中产生反响，从而对“批判转向”本身也多有推动。此后，法国史学家在力图革新拉布鲁斯范式的社会史研究时，分别借鉴了包括意大利“微观史学”、德国“日常生活史”、英国新社会史（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在内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在对作为政治史复兴重头戏的政治概念史展开研究时，德国的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大名屡被提及。在法国史书写日益出现的跨国史、全球史转向中，来自其他国家同行的影响不时可见。出于向内寻求新史学资源的考量，以及为便于更好接续本国史学传统，原先冷门的法国史学史竟然也出乎意料热了起来。一些人还以“方法论派史学”为实证主义史学正名，借此为备受年鉴学派贬低的这一史学流派恢复名誉。当然，包容性同样体现在了远比以往更强调学科交叉，以及史学研究具体取径时虽想法不同仍能尽量做到“求同存异”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们大可就此断言，更为富有包容性，既是当时法国史学的突出特点，同时也是令其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因素。 3.创新性。史学研究贵在创新，且惟有推陈出新才能与时俱进。“批判转向”中的法国史学家这一点上同样可圈可点。这种局面当然又是和既乐于反思与创新，敢于挑战正统，又善于兼容并蓄、交叉融合分不开的。就前者而言，孚雷当时绝对属于佼佼者。众所周知，大革命史在战后法国一直奉乔治·勒费弗尔、阿尔贝·索布尔等人的研究为正统。孚雷对此很不以为然。因而，他在1978年出版反响巨大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后，又在80年代中后期主编5卷本《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公开叫板“正统派”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毋庸讳言，至少就当时特定背景下的实际状况来看，孚雷的研究取向和成果非但就大革命提出了观点新、反响大的解读，还“体现了法国历史学从经济和社会取向朝政治和文化取向（象征、想象和革命意识形态）全面转变的特点”。在借助兼容并蓄、交叉融合多有创获方面，2001年入选法兰西公学院并执掌近现代政治史讲席的罗桑瓦龙，显然堪称当时法国史学家中的翘楚。罗桑瓦龙主治政治概念史，他在“批判转向”中获得的盛誉，主要来自他在1990年代围绕法国近现代政治推出的“三部曲”。其中在1992年率先出版的《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刚一推出就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要言之，该书固然主要从历史沿革角度来探究法国普选史上重要观念或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但罗桑瓦龙并未满足于一般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表述方式，而能娴熟地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概念来细致剖析。在论及精神病患者的选举权时，他甚至还显示了医学、法学方面的渊博学识。 4.现实性。此期法国史学还显示出这种特点或趋向，即史学研究明显更具“现实关怀”，成果多含更为丰富的现实性。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法国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辉煌三十年”过后，法国社会不时被各种令人烦忧的现象困扰，如经济发展减缓，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问题突出，国际地位下降，民族国家蜕变，认同危机凸显，等等。凡此种种，导致不少史学家深感岁月不再静好，须以自身方式更多投身现实世界，对急剧变化的国内社会和国际环境及时给出历史学的解读。法国史坛随即显现两种现象：一是史学家无论从事哪个时段，包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都远比以往更注重去揭示自身研究和成果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二是原先处在学科边缘的现当代史，取代年鉴学派偏爱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史，成为史学研究新的重点。随着现当代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所谓现时史（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一译当下史）应运而生，隶属于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现时史研究所（IHTP）也很快创立。更令人印象深刻且值得深思的，则是由本书作者阿赫托戈在《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中提出的“当下主义”，在法国史学界日益得到广泛关注与认同。 5.公共性。更多赋予史学研究及成果公共性，也是“批判转向”中的突出特点或趋向之一。这一点固然与历史学在法国社会向来拥有得天独厚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时势使然，亦即现实原因所决定的。辉煌三十年过后，法国在国内外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促使法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渴望了解法国的过往，尤其是距今最近的历史，以便对行将结束的20世纪有更好认识和理解。于是，70年代末以来，民众对历史的需求与日俱增。1983年，在由《快报》（L’Express）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中，竟有52%的法国人表示对历史感兴趣，且有15%的法国人对历史“着迷”。其时，人们还不难在法国看到，伽利玛（Gallimard）等知名出版社推出的诸多历史丛书、新近创刊的各种历史刊物、《平行的历史》之类电视节目，一时大受欢迎。毋庸讳言，为满足公众对历史和记忆的需要，法国史学家们不仅使出浑身解数，而且还颇为成功。这点上，诺拉等人当时创办的《争鸣》尤其值得一提。这份旨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各种演进的分析和开放讨论的刊物”，其完整刊名包含“历史、政治、社会”等词汇。而且，《争鸣》不仅让“历史”居首，史学家们在该刊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这一时期，诺拉还引人瞩目地倡导并建构记忆史学，因应“记忆时代”或“认同时代”的社会需求，推出了影响巨大的《记忆之场》。20世纪晚期，当法国社会各界围绕知识分子的作用展开热烈讨论时，知识分子史在法国应运而生。其间，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的《知识分子的世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等不少知识分子史著作，相继成了影响力远超出史学界的畅销书。进入21世纪后，叫好又叫座的法国史学佳作依然不时出现。 四 以上，本人既扼要回顾与说明了自己何时开始知晓年鉴—新史学派，以及后来又如何持之以恒地始终对其予以重视和追踪，又对促成这本《与历史的对抗》的作者阿赫托戈更多地广受关注和好评的法国史坛演变状况，特别是至关重要的“批判转向”及影响略谈了一些粗浅看法。 对于本人能在此获得这样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无疑首先要衷心感谢“社会思想丛书”主编刘东教授，以及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张杰编辑等人的再三邀约。正是因为他们的信任和约稿，使本人有缘在《与历史的对抗》法文版刚推出时，就第一时间读到阿赫托戈这部备受学界期待的新作。行文至此，本人脑海里难免还会跳出几年前的一个场景：在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负责人组织的饭局上，刘东教授在谈及加盟浙大后将做哪些事情时，异常兴奋甚至不无特意地宣称，刚刚成功获得《与历史的对抗》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同时明确表示最好能由我来出面负责翻译这本好书。 更让本人要对刘东教授等的盛情约稿表示感谢的是，正是在翻译此书过程中，其实早已在准备退休“躺平”的本人，除可从《与历史的对抗》及时学到很多充满新意的内容，而且还大可借此机缘，适当回顾自己在张芝联教授等法国史专家引导下，投身法国史研究以来的个人经历。无疑，本人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就此，还不妨特别强调一点，潜心译介阿赫托戈这部立意高远、内容丰富、洞见迭出的新作的过程，之于本人，不啻是与自己昔日著译中多有涉及的一系列法国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法国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重新“密切接触”“再叙旧情”的天赐良机。 例如，在看到书中第二章多有提及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时，本人不仅会想到，自己早在90年代初就已在《法国“新史学”述评》《法国心态史学述评》等小文中对它们有所探讨，还会不由得想到，自己首次到年鉴—新史学派大本营并兴冲冲地去查看该学年的课程表时，起先竟然还为没能在课程表中查到勒高夫的开课信息而深感纳闷，结果是到后来才在课程表中另设的“历史人类学”一栏里看到勒高夫的开课信息——他当年开设课程为《中世纪时“笑”的意义》。又如在书中第三章重点提到的那几位重要的“局外人”，基本上都是本人早年在从事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时有过重点探讨的人物。其中的福柯，本人在90年代中期还在1995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发表过一篇小文《作为历史学家的米歇尔·福柯》。而阿赫托戈在前言中专门提及的那几位曾“陪伴”作者本人“这数十年来的前行”的“一些令人困惑或略显违和的人物”，其实也都在我撰写的几本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著作（例如佩玑、瓦雷里、维达尔-纳凯），抑或翻译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例如夏多布里昂）中不时出现。就连阿赫托戈在前言中评价颇高的保罗·利科，本人也在2018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以《保罗·利科的研究取向与科学的历史阐释学的建构》一文做过探讨。诸如此类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而每当自己想到这些，总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能在改革开放之初顺利迈入大学校园感到幸运，同时也对当年充满热情地引导我走上法国史研究道路的各位师长满怀感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为有助于国人更清醒地认识与理解当今世界的现状和演进，并希冀中国以开放、包容和理性精神更好体现大国担当，在中国学界着力推进法国史研究，适时提升该领域研究水准大有必要。而要真正做到这点，既需洞察国际史坛，尤其是法国史学界法国史研究的最新趋向，同时还得着眼于范式革新和领域延伸，切实思考如何更好推进和提升相关研究。进而言之，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国史研究过程当中，固然应当尽可能多地致力于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大力彰显中国话语，但这绝非意味着要将此举与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研究成果对立起来。惟其如此，笔者尤想借这篇译后琐记格外强调，法国史学史，特别是“批判转向”以来的法国史学，当成为需要中国学人紧扣史家、史学与时代的联系全面深入探究的对象。而从这一意义上，阿赫托戈及其《与历史的对抗》等著作，很值得我们予以充分关注。 
《与历史的对抗》，[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著，吕一民、白玮译，商务印书馆即出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