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民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1期

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蒋介石既要利用中共抗战，又忌惮中共发展壮大。在这对矛盾中，蒋介石侧重于限制中共的发展。1944年3月初，抗战局面尚较平稳，蒋介石对如何处理日益壮大的中共有着通盘考虑，一份近500字的“对共党政策与方针”写在当年日记本的最后部分。蒋介石预定的总方针是：只要中共不触及抗战根本问题，“不公开叛变”，“则应极端容忍，不作明令讨伐”，亦即不用武力“消灭”中共。他还想好了上、中、下三策，具体方针是“政治放宽，军事抓紧”，即政治上给中共一定区域，但军事上不能设定专区，正规军数量必须限制，且要中共服从命令，接受国民党方面派遣的参谋与通信等人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结成抗击日本的军事同盟。一段“蜜月”过后，蒋介石与美国在作战方案、指挥权、军事经济援助等具体事务上时有分歧以至争执，蒋介石在日记中常常抱怨或批评美国。美国也不满蒋介石领导的军政腐败无能，不断要求其改革，提高战斗力。

美国鉴于中共力量的壮大，以击败日本为目标，在1944年至1945年间与中共有过短暂的官方接触。蒋介石原本是分别单线处理与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但美国与中共开始官方接触，出现了让蒋介石感到棘手与怵惧的情况——美国、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形成了不对称的三角关系。三方在中国战场上共同抗日，但各自的目标不尽相同：国民政府的目标依次是——打败日本，维持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中共的目标依次是——打败日本，独立自主发展人民武装，建设民主国家；美国的目标依次是——打败日本，中国统一与民主化。这些目标既有重合又有矛盾，再加上战局变化，三者间的互动呈现较为复杂的面相。

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的接触显著影响着时局发展，故而成为从长时段考察中美关系的标志性事件，研究中美关系与抗日战争的学术论著多会提及。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对此专题的研究产生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拟着重讨论抗战后期在美国与中共官方接触的过程中，蒋介石所感到的怵惧与如何设法阻断的情况，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探讨那段复杂的历史。

一、尽力阻遏

1941年2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他在重庆主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见面，是为美国与中共官方接触的先声。蒋介石对此颇为警惕，在与居里会谈时多次贬低中共，称中共听命于第三国际，擅长宣传，而实际力量有限，“以人数论，共党军队最多占全国军队百分之三，实力而言，只百分之一而已”。蒋介石后来反省与居里谈话的效果时，“自觉言之过急、求之过切”。既然无法说服美国，蒋介石转而变换策略，不再与美方讨论中共问题，“可暂时置之，以待事实之证明，使其憬悟共党之阴谋也”。当然一有机会，他仍会向美国反映中共对“政府抗战军令、经济、外交、社会政策等破坏之真相与内容”，以期影响美方对中共的看法。

蒋介石对居里与中共接触的反应，表明他根本不愿见到美国与中共接触的事实，因为任何接触都可能打破他垄断美国援助的企图，并给中共以发展机会。然而，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使他无力完全阻隔与公开反对，只能寄望于美国的“幡然悔悟”，同时不断策略地用“恶人先告状”的方式，在美国人面前陈说中共的“坏话”。

中共为尽早与美国政府建立联系，数次邀请美方派代表团与记者访问延安。美国驻华机构部分人员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促进中国抗日力量统一壮大，建议华盛顿派代表团访问中共领导的边区。罗斯福决定采纳，并于1944年2月通报蒋介石，将派军事观察组和记者去延安。蒋介石对此十分警觉，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在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罗斯福总统来电，欲派员到陕北、山西侦察华北与东北敌情，其实为共匪宣传所迷，急欲往延安与共党接洽，使能明了共匪情形。而其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进一步将欲利用共匪协助其武器，以为牵制我国军之谋。美国上级官吏几乎已为共匪所动摇，且其程度颇深，此乃为一重大问题，吾人唯有以事实与真诚对之。

如何回复罗斯福，让蒋介石颇费思量，那段时间的日记多有记载：

最近共党对美国朝野又大事宣传，鼓动美国干涉我内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国派视察团到延安，实地调查真相，撤除封锁，使共党取得与政府平等地位。此次共党政治攻势……可谓最大最猛之一击，非取毅然态度，绝对拒绝，乘机予以反击，决不能平此风潮，贻患且将无穷。故拟宣布共党经过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种种不法之事实，以正视听。否则在此反攻缅甸停止时机，如果共党明白叛乱，则加以积极制裁，以为根本解决之道。

蒋介石把美国方面派观察团的要求视为受中共宣传影响的结果，准备要以毅然态度“绝对拒绝”，应对之策可分为两个方面：对中共，准备反击材料，寻找时机“制裁”中共；对美国，则允许美军派员至晋、绥、榆各地，以待时机成熟时“再行邀请”来婉拒其派员到延安。蒋介石还计划对美国驻华武官与中共公开接触的“交际之不当”提出警告。

蒋介石认为，中共对美国的宣传很成功，美国朝野信以为真，已然“中毒”。为反制中共的宣传，他让人准备一份宣传稿，罗织中共的所谓“罪恶”，促使美国方面“切实留意”：

甲、共匪利用外国舆论与势力，以威胁我政府，使政府承认其一切要求。乙、待其取得要求，则彼即可为所欲为，使政府威信、法令、纪律荡然无存，后方不能维持秩序，前方不能维持战线，彼乃乘机推倒政府，取得政权。丙、待其取得政权后，彼乃与倭寇媾和，以达其赤化目的。丁、今日共匪阴谋，借外国舆论势力以打击中国，使之直接破坏中国抗战局势，间接以削弱联盟抗战力量，使联盟国对东方战线（无形）自动动摇，乃至失败。

蒋介石亲自操刀修改这份宣传材料，准备就绪后，却又担心引起美国人反感，决定暂不发表。在那段时间里，如何对付中共与美国的接触问题一直萦绕在蒋介石的脑海中，难下决断，以致“对部属暴戾愤怒之气，仍不时发泄”。

1944年初，中国战场基本平稳，美国提出派观察团去延安等要求，周恩来也受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委托，于3月初对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表示“热烈欢迎”。但事情尚在酝酿阶段，蒋介石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暗中准备反击。

二、无奈同意

在此背景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于6月访问重庆，目的之一就是要调解国共关系，说服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团进入延安。罗斯福宣称，华莱士在华期间将访问希望一见之“若干地方”。蒋介石敏感地推测罗斯福指的是延安，是放消息出来试探其态度。蒋介石命令驻美大使魏道明在华盛顿做工作，让华莱士取消调解国共关系的打算：“华副总统来华，如果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加嚣张，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请非正式表示之。”但实际上，蒋介石不能不正视中国战场惨败与中美实力差距两大现实，在华莱士到达重庆前夕，已决定作出妥协，对中共问题“放宽一步”，以此作为争取美国援助的基础。6月1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允许美国派员驻延安，“办理美国空军迫降共区时救济事宜”，然而这并不是正式军事代表团。

6月20日，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对首次访华的美国现任副总统高度重视，事先对会谈要点详加研究，连宴会的席次安排也亲自审核。他与华莱士共会谈五次，中共问题是核心内容之一。

在6月21日的首次会谈中，华莱士表示，美国决不偏袒中共，但愿意对中苏关系与国共关系进行调解。在22日的会谈中，做了充分准备的蒋介石向华莱士说明中共问题的“实质”，纠正美方对中共的所谓“错误看法”，希望美国在五个方面逼迫中共作出让步，亦即“完全听命中央，在一个军令之下抗战”“应执行中央法令，取消其独立形式”“停止袭击国军，并吞各省游击队，不妨碍国军抗战”“不受（共产）国际指使，为外国之第五纵队”“不扰乱社会，以暴动为夺取政权之手段”。蒋介石明显感到华莱士并未认可他的说辞，且有反感情绪，两人乃各唱各调。

6月23日，蒋介石与华莱士共举行会谈两次。蒋介石向华莱士提出“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方案，包括中共军队、陕甘宁边区政府等三类18条，主旨是中共军队接受改编、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蒋介石还“揭露”中共宣传的目的是“使美国政府与舆论压迫中央对共党屈服，以满足其要求”，希望美方不要“上当”。但美方态度坚决，要求蒋介石立即答应美军调查团赴中共控制区，并以搁置中国空军飞行员赴美训练作为要挟。蒋介石无奈，“卒勉允其请”。

蒋介石送走华莱士后，对五次会谈作出总结，认为美方立场是愿意以公正态度调解国共关系，“不愿偏袒”中共，希望国民党“对中共问题有一从速解决”。蒋介石的回应是如果罗斯福出面调解，中共一旦违约，“则恐罗在政治上地位不利”，美国舆论及政府不应压迫国民政府对中共“迁就”或“屈服”。他同时保证会“委曲求全”，对中共“达成政治解决之方针”。由此可见，蒋介石不敢正面反对美方调解国共关系的要求，但也“善意”提醒其中的所谓“风险”。

蒋介石日记多数只记下了他的说辞，而没有“对等”地记载华莱士的要求。事实是，由于战局急转直下，美国急需蒋介石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而蒋介石也急于改善美国对他的观感进而获得援助，被迫在美国与中共关系方面作出重大让步，从原来竭力隔绝二者的接触到允许美国军事观察组进入延安，事实上默许了美国调解国共关系。

7月7日，罗斯福为中国抗战爆发七周年致电蒋介石，认为中国战局危急，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指挥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中国全部军队，支配一切租借物资。蒋介石非常气愤，认为美国此为“欲统制亚洲，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他考虑对美国要求的回应，“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拒绝，蒋介石不敢；接受，蒋介石不甘。三者之中，他只能选择“缓和”，实际上是先承应，用拖延方法，待机行事。蒋介石自我宽慰道：“即使美国对中共笼络、利用政策，如我能运用得法，亦不能以此即于我为有害而无益看耳。”之后，美国继续对蒋介石施压。华莱士回国后发表广播讲话，直言“中国必须内部统一”，方能在战后得到美国之协助。罗斯福则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特意提到蒋介石向华莱士表示要与中共谈判的意愿，“保证只用政治方法求一解决”，意在让其兑现。

7月22日，美军中印缅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上校率领下进入延安。虽然按蒋介石的要求，规格由原先的军事代表团降为观察组，但这仍然标志着美国与中共的官方接触进入新阶段，成为中共外交战线上的重大突破。几天后，毛泽东出席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晚宴时，甚至提出美国可在延安设立领事馆的设想。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就指出：“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8月1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同外国交往的具体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原则规定，提出应把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和考察，“看作是我们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蒋介石之所以顾忌美国与中共接触，除了担心此举会增强中共力量、削弱国民党对国家的控制外，还有两个隐忧：一是美国以“姑息”中共、牺牲国民政府作为在全球与苏联争雄的筹码；二是国内其他政治势力会加剧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倾向，政局更趋不稳。

华莱士访华并未使美国与蒋介石的关系发生多大改善，随后爆发了“史迪威事件”，围绕史迪威的去留问题，蒋介石与罗斯福产生了激烈争执，酿成抗战时期中美外交的最大冲突。争执最激烈时，蒋介石一度萌发了辞职的念头，对美国痛恨至极，甚至私下诅咒罗斯福。历史学界对于“史迪威事件”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与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公正对待中共武装并将其纳入租借法案物资援助对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中共方面也有利用蒋介石与美国的分歧进而争取更多美援的设想。毛泽东曾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如与纳尔逊、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周恩来在给史迪威的说帖中也明确要求中共“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蒋介石惧怕中共若得到美援物资，将会如虎添翼，“罗斯福强余接受其史迪威统率华军之要求，以余平时受侮最甚、刺激最烈之人，而必欲余忍受此一事，此何等事？……又以其必欲强余对共匪妥协，且必欲以其租借案武器接济共匪，以乞好于俄国，更令人难堪。”

与华莱士访华时蒋介石将责任主要归于美国人误信了中共的“宣传阴谋”略有不同，蒋介石把“史迪威事件”期间美国对他的“强迫”，直接归罪于罗斯福本人。

三、奋力抵抗

1944年10月，“史迪威事件”以美国妥协、史迪威被调离中国收场，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接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蒋介石得遂所愿，但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改革、接纳中共主张的压力并未减轻。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华调解“史迪威事件”，蒋介石对其颇为感激。然而，赫尔利调解国共关系的热情并不比史迪威差多少。

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为调解国共关系，他计划去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见面。蒋介石思考后表示同意，其如意算盘是由赫尔利提出对国民党有利的条件，无论中共接受与否，他都能获利，“准哈雷调停，如其果能照其所言方针，进行成功，则于我有益，若其调停失败，则于我无损，而匪之拖延诡计，可以暴露矣”。蒋介石在赫尔利赴延安前特意提醒他注意三个要点：“一、不可予共党宣传资料。二、不可予其延宕时间，此事务必望其速决。三、各种谈话必须记录核对，勿使其将来反噬也。”

10月中旬，毛泽东接到董必武等人在重庆与赫尔利见面情况的报告后批示道：“蒋（介石）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这就奠定了中共与赫尔利谈判的基调。11月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赫尔利来访问题。

11月7日至10日，赫尔利访问延安。他与毛泽东等人经过三天四次正式谈判，达成五项协议，带回重庆让蒋介石签署。毛泽东委托赫尔利将此协定转达给罗斯福，并亲自给罗斯福写信称，此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

11月11日，蒋介石见到赫尔利带回的五项协议，十分气愤：“余初以为哈雷之经验与老成，赴共交涉，必不如其他美国浇薄者流，为共匪所诱惑，不料其糊涂失察，甚于一切美人也，尤其以毛泽东所要求条件签字后，彼乃允可，携之而回也。此实于我政府为一最大之打击，而是共匪诡计，最大之成就也。”赫尔利访问延安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认为美国成为中共的外援，使中共“多一保障，多一有力之后盾”。当天，正面战场上桂林、柳州陷落，宋美龄在美国旧病加剧。蒋介石一日连接三条恶劣不幸消息，“顿觉悲惨”。

赫尔利带回协议的目的显然是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增强中国抗战力量，这些都是蒋介石所公开赞成的。但要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使中共获得更多政治资源和军事物资，这又是蒋介石所不能许可的。如何处理协议，就成了心口不一的蒋介石面临的棘手问题。他私下认为，美国以援助相要挟，强迫国民党与中共“妥协”，是“昏蒙”之举，而中共会借此“利用美国之制华政策，来扰乱我政治，动摇我政府，破坏我抗战，以达其夺取政权之目的”。这种牺牲“国体与人格”的合作，他不能“一意迁就”，即使美国断绝援助也在所不惜。可蒋介石又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能“婉辞劝诫”。他不便强硬反对的苦衷在于：一是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仍在溃败，当局政策遭到民众反对，政局不稳；二是蒋介石急需美国援助，尽管罗斯福在“史迪威事件”中有所让步，但其本人对蒋介石的恶感不减反增。11月中旬，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前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Donald M.Nelson）一行抵达重庆。纳尔逊对蒋介石表示，美国之前同意的空运机数虽仍照拨，但须延至明年2月方能交货。蒋介石感到美国是在借机施压，“随时失信爽约不算为事也”。

蒋介石经与下属协商，决定避免与美方正面冲突，以“拖”字诀加以应对，即原则上接受美国的调解，而在具体方案上设置中共方面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再将责任推到中共方面。11月19日，蒋介石与赫尔利商谈国共交涉协议时，详细说明协议对国民政府的损害程度，希望国共合作能在国民党的“范围”内进行。蒋介石提出的具体范围有三条：“一、中共代表参加政府，不能要求一定职位与人数。二、中共改编为国军，应以十二师为限。三、中共代表参加政府与共党公开时间，必须先将其军队改编以后。”这三条的实质是要中共“投降”——中共须先改编军队、缩小规模、放弃武装，然后国民党最低限度地开放政权，这显然与中共要求组织的“联合政府”差距甚远。赫尔利访问延安后对中共的要求有切实了解，自然不会被蒋介石“误导”。蒋介石说服不了赫尔利，在日记中表达了苦恼之情：“美国袒护中共，无法使之醒悟。”

11月22日，蒋介石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商谈国共合作事宜。他在日记中未记会谈的具体内容，反而记下周恩来对他的态度：“其体态骄肆，已不如从前之敬慎矣。”他推测这是周恩来挟美国人自重：“彼等在垂毙之际，而得到美国意外之拯救，自不能不得意忘形，彼自认为此次交涉，已完全胜利。”蒋介石指示国民党方面参与谈判的王世杰，对中共方面的任何要求，“其凡合理之事，余必自动办理，若出彼之要求，则决不可也”。换言之，交涉的主导权必须操之于国民党之手，中共提出的任何要求，即使合理，也不能同意。

蒋介石也担忧美国以此为开端扩大干涉范围，消解他对国民党的控制。他在日记中写了两个细节：一是宋庆龄受美国记者与中共之“勾诱”，有访问延安的打算；二是美军处处以武器为诱饵，吸引地方部队和军阀势力，诱惑对象有龙云、薛岳等。蒋介石有“防不胜防”之感，不肯退让。

1944年底，日军攻入贵州独山一带，威逼四川，中外震惊，英美要求撤离侨民。美军参谋长魏德迈一度询问蒋介石是否准备再次迁都，蒋介石自感“威信颓落”。即使如此，蒋介石在改组政府时依然强硬地拒绝中共加入。中共对蒋介石的顽固立场痛感失望，毛泽东等人会见包瑞德，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协议，转而为蒋介石当“说客”。12月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表示不再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但为了击败共同敌人，始终愿同美方“继续磋商军事合作的具体问题，并同美军观察组保持密切联系”。几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Wilbur J.Peterkin）上校进行磋商，讨论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的军事合作问题，“美方试探中共在美军登陆时可能提供何种合作与支持”。之后，中共方面为配合美军登陆作出预案。

此后，日军停止进攻，长达八个月的豫湘桂战役结束，蒋介石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美国人对调停国共关系的态度趋冷，转向支持蒋介石政权。1945年元旦，蒋介石与已确定出任驻中国大使的赫尔利见面，后者态度的转变令蒋介石的心情大好：“元旦，与哈雷在黄山研讨对共方针，以及本周魏德迈对拥护我统一，绝不私自接济共党与各省军阀一点，其行动皆有精诚之表现，此乃新年之最足自慰。”

美方的转变使蒋介石稍得喘息，决定派宋子文随赫尔利同赴延安，重启谈判，作出对中共“迁就”“容忍”的姿态，表示自己“确有诚意”，而使美国对中共产生“嫌恶”。他提出的谈判条件是中共交出武装，甚至提议由美军将领担任中共军队的总司令，意图取悦美方。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中共同意，则“军事乃可统一指挥”，借此除掉“心腹大患”；如果中共拒绝，责任在中共，“美国更可了然，亦可对共绝望”，由此刺激美国对中共的恶感。

中共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断然拒绝了赫尔利、宋子文赴延安的请求。蒋介石自以为达到了离间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目的，还向赫尔利表示：“不论时局困难与共党参加与否，立刻采取步骤，扩大政府，并考虑让其他党派人士入阁。”

1945年1月下旬，周恩来应赫尔利之邀再到重庆。他坚持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废除党治”等要求，并无对蒋妥协之意。中共的主张得到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支持。但蒋介石罔顾民意，提出召开“政务会议”对抗组织联合政府，并要求先改编中共武装与指挥系统。双方针锋相对，无法达成一致。赫尔利希望蒋介石能作出让步，容纳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则向赫尔利强硬表示，只要自己一日不死，“对于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

美国的调停再次无果，立场基本转回支持蒋介石。1月底，蒋介石获悉美方已打消“对中共擅自接济军械之企图”，甚为高兴，认为这是他逼迫美国革除史迪威职务后的“第二之要务”，目标也已“达成”。蒋介石向美方表示，苏联绝不会公开以武力援助中共，只要美国不声援中共，国民党必能解决中共问题。2月中旬，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见面，双方谈不拢，周恩来遂返回延安，国共谈判陷入僵局。2月底，赫尔利、魏德迈返回美国述职。

在筹组中国出席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代表团时，苏联曾向蒋介石提出要有中共代表参加，蒋介石立即拒绝。3月23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中国代表团中须有中共成员。蒋介石初闻之下，决心拒绝，但再三考虑后转变想法，决定在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中加入一名中共成员。对此权衡转变过程，蒋介石写道：“以政治方法全在现实，如为顾虑将来之利害，而违反今日之策略与时势，则非政治之道矣，然而忍痛极矣。”

4月初，赫尔利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中共是“武装政党”，美国在华政策是扶助蒋介石政权，将不再与中共合作，也不援助军械。《新华日报》对此发表时评，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至此，美国与中共的官方接触基本上宣告结束。蒋介石闻之欣喜，“实于我内政与外交之安危，关系甚大也，可知美国对华政策业已复位”，并推测美国宣布这个政策与自己同意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有关。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美国与日益壮大的中共进行官方接触是蒋介石惧怕的事情，他担心美国的关注会促使中共进一步压迫国民党进行改革，更惧怕中共借助美国的支持壮大武装力量，提出更多要求。而这个接触过程，恰好发生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之时，对于蒋介石而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但他步步为营，竭力阻止美国与中共官方接触的深入，成为顽固的“阻断者”。

周恩来在抗战后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白区工作情况时，曾根据长期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对其思想和政策的矛盾性作出精辟分析。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思想“是极端的主观主义”，但行动是“实际主义的”，当他做不通工作时也常常会改变策略，在一切问题上“都是采用两面政策的”。蒋介石阻止美国与中共官方接触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知道，阻断美国与中共之官方接触的关键在于阻止美国。他基于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教训，采用的基本策略大致有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使美国方面认清中共的所谓“罪恶”与“阴谋”，放弃支持与援助中共，企图防患于未然；第二步，当美国提出与中共接触的实际要求时，则采用“拖”字诀，设置障碍，阻其实现；第三步，当美国与中共实现接触进而有一定可能接纳中共主张时，则坚决反对，奋力抗争。前两步可以说是“软抗”，后一步则是“硬顶”。蒋介石非常清楚中国战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对国民党政权存在较大依赖的现实，不至于为“小事”而轻易抛弃国民党。但蒋介石也讲究策略：一方面，他采用“苦撑待变”的方法来度过国民党与美方关系的困难时刻；另一方面，他并不一味“硬顶”，时而权衡利弊，对美方作出一些让步，如在华莱士来访时同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同意赫尔利访问延安，同意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加入中共代表等，可谓步步为营、拖住美方。

美国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虽有各种不满，但由于误认为在抗击日本与中国实现统一方面仍必须依靠国民党政权，故而在与中共有过一段试探性接触后，重新回到“扶蒋反共”的路线上，中止了与中共的官方接触。这一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造成，也是蒋介石千方百计要达到的目标。

全面抗战初期，蒋介石主要在军事上防范中共发展，而到抗战后期，则不得不面对中共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领域的全面挑战，这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中共在抗战时期发展壮大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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