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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1911—1992） 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这门新兴的历史学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在浙大期间，可谓成就斐然。特别是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意识到：虽说必须十分重视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对于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动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人们更应该十分警惕那种以牺牲环境和生态来取得经济增长的倾向。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当年谭其骧的研究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年的谭其骧 谭其骧出生于浙北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祖父是举人，清末曾任嘉兴府学堂监督，他的父亲在考取秀才后因科举被废除，遂赴日本学习铁道专业，回国后在京奉铁路任站长，不久因病南归，任《嘉兴日报》主编，并是晚清著名文学社团“南社”的成员。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谭其骧的求学历程也就一帆风顺了。他相继就读于家塾、小学、秀州中学、上海大学(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进步大学)、暨南大学，先后受教于社会系、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诸学科，这为他选择历史地理学提供了广博的知识背景。其实，早在中学时代，谭其骧就对地理有极大的兴趣，他特别喜欢看地图，凡在书报上看到不熟悉的地名，就一定要在地图上找出它的位置；上大学以后，他更是把历代正史上的地理志系统看了一遍。后来在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谭其骧受到社会学家潘光旦的赏识，也是在潘光旦的影响下，谭其骧开始对中国历史上的移民现象产生了兴趣，于是在毕业时写下了一篇6万多字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1930年秋，谭其骧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了1934年初，顾颉刚邀请谭其骧协助他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宗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这样，在顾先生的影响下，谭其骧决心把历史地理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932年春，谭其骧在北平图书馆当馆员，当时馆内的同仁和学友有向达、贺昌群、刘节、王庸、萧璋等，他们后来又都是在浙江大学的同仁。此外，谭其骧又相继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兼任讲师，同时，又不断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著名的有《新莽职方考》《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徏》《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清代东三省疆域志》等，遂在学术界声誉鹊起。1935年秋，谭其骧赴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1936年秋，谭其骧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兼任讲师。 十年浙大生涯 谭其骧在北平教书时，由于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谭其骧不能转为专任教师，更难以升为副教授(当时已经讲究“高学历”，谭其骧却没有哈佛等洋大学的教育和学术背景)，加之北平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绝非久留之地，于是谭其骧有了去意，遂请在浙大的友人王庸设法联系，想到浙江大学任教。王庸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与当时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是东南大学的同窗，而张其昀也是历史地理学的行家，他“慧眼识英雄”，当即以副教授一职聘请谭其骧，并委托浙大注册课课长费巩与谭取得联系，嘱其尽快到任。 
谭其骧教授在遵义的住所 1940年春，谭其骧来到贵州的贵阳，在青岩的浙大一年级分校开始主讲“中国通史”(全校公共课)。当时谭其骧是史地系的副教授，至1942年秋，他被升任教授，并改教课程为本系的“断代史”和“历史地理学”。此时的谭其骧年方31，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谭其骧这个例子说明了当年的浙大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确是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也许因此谭其骧在浙大的心境也是很愉快的，更难得的是他在浙大遇到了一批情趣相投的同仁——当时与谭其骧“亲密接触”过的有陈乐素、储润科、钱宝琮、佘坤珊、夏定域、苏步青、谈家桢、张孟闻以及索天章等诸位先生，而谭其骧所在的浙大史地系以及史地研究所在当年可谓是“全国一流”。
谭其骧教授在遵义的住所 1940年春，谭其骧来到贵州的贵阳，在青岩的浙大一年级分校开始主讲“中国通史”(全校公共课)。当时谭其骧是史地系的副教授，至1942年秋，他被升任教授，并改教课程为本系的“断代史”和“历史地理学”。此时的谭其骧年方31，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谭其骧这个例子说明了当年的浙大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确是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也许因此谭其骧在浙大的心境也是很愉快的，更难得的是他在浙大遇到了一批情趣相投的同仁——当时与谭其骧“亲密接触”过的有陈乐素、储润科、钱宝琮、佘坤珊、夏定域、苏步青、谈家桢、张孟闻以及索天章等诸位先生，而谭其骧所在的浙大史地系以及史地研究所在当年可谓是“全国一流”。
谭其骧(前排左5)与史地系师生合影 
1947年6月10日，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1947级谢师会留影纪念(前排左6为谭其骧)。 抗战胜利后，谭其骧随浙大返回杭州，直到1950年院系调整，他才去了复旦大学。
谭其骧在浙江大学的十年，期间除了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通史”“中国断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之外，还相继发表了一批重量级的论文，如《播州杨保考》《记五胡元魏时代之丁零》《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辽史订补三种》《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羯考》《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等。 （未完待续，本文原载于应向伟、郭汾阳编著《名流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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