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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熙泰、张文虎文澜阁访书考略*——以《钱鲈香先生笔记》为中心
谢 辉
内容摘要：《钱鲈香先生笔记》为钱熙泰所撰杭州行纪，详细记载了道光年间钱氏与张文虎三次访书文澜阁的情况，并保存了历次抄书校书的目录。将该书与张氏所撰杭州行纪合而观之，可知第一次到杭州时，钱、张等人在文澜阁司事周献的帮助下，借出117种阁本，抄录其中63种，又自备底本取校阁本81种。第二次仍托周献抄录阁本65种，第三次托新任司事朱石樵抄书数十种。总计抄书128种，其中56种后被收入《守山阁丛书》等钱氏家族编刻的各种丛书中，成为重要的底本来源，保存了部分文澜阁本的原貌。所校之书中有69种被收入各种丛书，阁本发挥的校勘作用较为有限，但也促使钱氏不再迷信阁本，而着力搜求其他版本并进行他校，特别是对张海鹏刻《墨海金壶》等丛书的利用。关键词：《钱鲈香先生笔记》；张文虎；钱熙泰；文澜阁《四库全书》；守山阁丛书
清道光十五（1835）、十九（1839）、二十年（1840），钱熙泰（1810-1858，字子和，号鲈香，金山人）和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南汇人）曾三次到访杭州文澜阁，并撰写了详尽的访书记。其中张氏所撰四种（《湖楼校书记》《余记》《西泠续记》《莲龛寻梦记》）于其身后的光绪十五年（1889）刊行，学界久已知之。而钱氏所撰《钱鲈香先生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则知者较少。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钱氏这一著作的价值，如王晓雪即利用其对张文虎的生平作了不少订补[1]。但钱氏此书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保存了大量不见于张书的文澜阁抄书校书的细节与书目。此前对文澜阁进行研究的部分成果，如民国间张崟撰《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文澜学报》第1期，1935年）等，曾有零星引用，但全面系统的论述似尚未见。本文即以《笔记》为中心，将其与张文虎所撰诸书参互考订，力图还原清末此次著名访书活动的全貌，并进而探讨金山钱氏家族刻书的一些情况。
一、《钱鲈香先生笔记》概述

《笔记》为钱熙泰所撰杭州行纪，长期未经刊行。民国二十年（1931），金山人白蕉（1907-1969，原名何旭如）从钱氏后裔钱灿若处得到了这份遗稿，述其事曰：“先生曾孙钱灿若先生为余丱角交，十年读书嬉戏，时相过从。近出先生手写稿，则赫然遗著五种也。”[2]是时白蕉方供职于人文图书馆，因念此稿“无闻者几近百年”，且“颇关我国文献”，遂以居家侍疾之暇，费时月余抄校一遍，以《钱鲈香先生笔记》为总名，在《人文月刊》上陆续刊载，共十二期连载完毕。具体的刊期与子目为：

《西泠校书记》，1931年第2卷第7期，1932年第3卷第6至7期。《余记》，1932年第3卷第8期。《文澜阁校书目录》《文澜阁抄书目录》，1932年第3卷第10期。《武林续游记》，1933年第4卷第2至4期。《文澜阁抄书目录》、《续抄书目》，1933年第4卷第5期前半。《张文虎游杭诗钞》（原无标题，据内容拟），1933年第4卷第5期后半至第7期前半。《莲龛寻梦记》，1933年第4卷第7期后半至8期。

按照白蕉的说法，钱氏此稿共计五种，但实际仅有四种，即记载第一次到杭州的《西泠校书记》与《余记》，第二次到杭之《武林续游记》，及第三次到杭之《莲龛寻梦记》。其余的抄书、校书目录和张文虎诗作，都属附录性质。此外钱灿若提供的钱熙泰遗稿中，可能还有其他内容。如《人文月刊》1931年第2卷第3期曾登载无名氏《杂记》一种，谓底本为旧抄本，出松江人手笔，记清初顺治时京内事甚悉，也是钱灿若所赠。又《人文月刊》1934年第5卷第4期页一至七，刊有钱熙泰《吴门游记》一种，记钱氏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初七日游苏州之事，猜测亦应与杭州游记同出自钱氏遗稿。

白蕉得到的钱熙泰遗稿，保存情况并不太好，其在《笔记》之末的跋文中已提到：“原稿系先生手书，蠹蚀破烂，字有剥脱或仅存其半及一二笔者。”[3]白蕉依据钱氏《古松楼剩稿》与张文虎《舒艺室集》，作了不少校补工作，但可能仍有改而未尽之处。此外还有很多错误，明显是在排印环节产生，如全稿之末的白蕉跋文，“文澜阁钞书目录”之“澜”误作“栏”。由此而言，经白蕉整理的《笔记》，实际问题颇多，但其所据底本的真实性，则不容怀疑。《笔记》之首，有道光二十二年“倚戟生兄伟”和二十五年张烒、张振翮题诗，以及道光二十三年马承昭观款。末有道光二十八年沈儁曦、二十九年张国梁，以及未署时间的张家鼒题诗。这些题咏皆明言因观钱稿而作，如张振翮即言“奉读鲈香五兄先生《西泠记游》一集，拜服之至”[4]，且很多人都与钱氏及张文虎有密切交往。如张烒、张振翮、张家鼒都属南塘张氏家族，张文虎曾为该家族诗集《南塘张氏诗略》作序[5]，张家鼒又称钱熙泰为“姻丈”。沈儁曦在张文虎诗集中也有提及[6]。原稿既有这些题识，说明其即便不是所谓钱氏手书，至少也应是一个誊清的稿本。

《笔记》中还附载了钱熙泰和张文虎的很多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见于二人刊行的诗文集中。两相比较之下，张诗出入不大，而钱诗很多都有明显差异。如《西泠校书记》载钱诗《冷泉亭》第一首为：“万山斜抱一亭小，面面曲栏延碧篠。阴崖衔日昼冥冥，无数白云开洞晓。”[7]而《古松楼剩稿》作：“众山团团一亭小，泉流无声只啼鸟。阴崕衔日昼冥冥，万壑松杉夹丛筱。”[8]仅有一句完全相同。这应是钱氏刊刻其诗集时，请张文虎对其诗进行了修订（详见下文），由此也能看出《笔记》所据之稿的原始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均著录《西泠纪游稿》稿本，藏上海市金山区图书馆，猜测即是《笔记》的底本。但经与金山区图书馆联系得知，由于历史原因，此稿本现已不在该馆。故《笔记》尽管有大量讹文误字，仍是目前唯一可据且可信之本。

《笔记》中《西泠校书记》《武林续游记》《莲龛寻梦记》卷首均有钱熙泰识语，《武林续游记》识语明确题“己亥秋八月熙泰识”[9]，即钱氏第二次到杭州的道光十九年。可见这些行纪的初稿，都应写于钱氏三次旅杭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将《笔记》与张文虎杭州行纪加以对比，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雷同现象。一方面，二人所撰的行纪皆为四种，且书名都极为类似，第四种《莲龛寻梦记》甚至同名。其一、三、四均为按日记载三次游杭的情况，区别仅在于，第一次杭州之行，钱氏返程较早，故其所撰《西泠校书记》止于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而张文虎《湖楼校书记》止于二十七日。第二种《余记》，二家所撰者皆为记载第一次到杭州时，所见西湖之景致、杭人之风俗，以及抄书、校书的情况。另一方面，二人的文字表述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如张文虎《西泠续记》载道光十九年八月十日游吴山，登第一峰远眺，有“万家阛阓，如纹在掌,江波不动，环带其外”的描述[10]，钱熙泰《武林续游记》仅易“动”为“兴”。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用偶尔暗合来解释。白蕉说：“钱鲈香先生诗刻有《古松楼剩稿》一册，版早毁。其浙游诗与日记，前为余校勘于《人文》。诗多经张啸山先生改易，原稿现藏余处。鲈香先生应酬之作，啸山先生时为代笔，书籍中时见零星纸稿，故知之。”[11]可见《笔记》中所收钱熙泰诗作，与《古松楼剩稿》颇有不同，是张文虎修订的结果。此行纪虽然并非应酬之作，钱氏大约也未想刊行，但写成初稿后仍有可能参考张氏之作加以润饰[12]。前引《笔记》所载诸家题咏，最早者为道光二十二年，钱氏行纪的定稿，大约写定在此时。

但钱熙泰尽管可能借鉴过张文虎的行纪，却并非全盘抄袭，二人之书中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是因为二人行程不同，如钱氏《莲龛寻梦记》载其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九日午后，进钱塘门访周献，又到吴山观剧，及游净慈寺、净业庵等。张文虎则因肺疾未出，只记云“鲈香挈仆入城，薄暮而回”[13]。也有的是二人行程一致，而纪事侧重不同。如张文虎《西泠续记》记载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到汪氏借闲小筑拜会胡培翚和陈奂时，重点叙述了二人的著作和学术，钱熙泰《武林续游记》对此并未多着笔墨，但记载了其从汪家“借《数学九章》全帙，以补阁本之佚”之事[14]，张文虎又未言之。此外，还有些差异是彼此矛盾的，二者当有一误。如张文虎《莲龛寻梦记》载道光二十年九月十日，弥勒院僧道生自焦山归，言焦山、金山崩坼事，而钱熙泰系于十一日。张文虎于十一日载“鲈香入城访朱石樵不晤”[15]，而钱熙泰系于十日。总体而言，二人的记载大都还是能够彼此印证、相互补充，合而观之，足以勾勒出这三次杭州访书的主要内容。

二、钱熙泰与张文虎三次文澜阁访书的情况

钱熙泰与张文虎的三次杭州之行，虽然皆以访书为目的，但具体的行程却不尽相同。总的来看，第一次来杭时以到文澜阁抄书校书为主，工作较为繁忙，甚至连西湖景色都无暇领略，正如张文虎在《孤麓校书图记》中所说“群日夜读书一楼，若未始知有西湖者”[16]。其抄书校书的细节，张文虎《湖楼校书记》与《余记》已经记载了不少，钱熙泰《西泠校书记》与《余记》又有很多补充，今合二家之作而述之。

道光十五年十月四日，钱、张等一行五人从秦山（今上海市金山区境内）登船出发，同行者还有钱熙泰之兄钱熙祚（雪枝）、顾观光（尚之）和李长龄（兰垞），七日到杭州。其时钱熙泰之族兄钱熙咸（即山）恰好在杭州参加乡试并得中，九日遂定寓于钱熙咸住所附近之“湖楼”。其具体地点，张文虎已经明言“在白堤之东，大闸口南数步。旧为文昌宫，供奉文星，后卖为民房。上下八间，面湖背街”[17]。所谓“大闸口”当为钱塘门外西湖东北岸的“石函三闸”一带。钱氏记其名为“文昌阁”，谓“楼房八楹，启窗凭眺，湖山皆在樽俎间”[18]，亦与之合。

住所确定之后，钱、张等人于十月十四日首次到访文澜阁，当天应即借出了一些阁本，故钱氏本日记事，有“是夕同人以阁本分校”之语[19]，校书工作从此开始。十五日，“仁和孙诒堂”也来襄理校书[20]。但此次领出之书数量可能较少，因此至十八日，钱、张二人只校了《古今姓氏书辨证》（此书四十卷，张氏校三十二卷，钱氏校三卷，其余可能为他人所校）、《文子》《纬略》三书，钱氏又抄《邓析子》及《读书杂志》，后者乃从灵隐书藏借来。十九日，钱氏等又到文澜阁借书。张氏仅语焉不详地记载“偕同人至文澜阁”[21]，但钱氏则明言“偕周竹所、程秋湖、孙贻堂至文澜阁，携书百数十种出”[22]，可见此次借出阁本的数量远远多于上一次，这应与钱氏提到的“周竹所”有密切关系。此人在钱、张二人的三次杭州行纪中，都曾反复言及，但张氏只称其为“竹所”，而钱氏则记其名为“周献”，为文澜阁司事[23]。文澜阁书原本管理颇严，阁门钥匙二套，“一在盐运司衙门，一为总局收管，重门封锁，出入綦难”[24]。但至道光年间，已渐趋废弛，阁书且有丢失的情况，仅钱氏目验者，即有《数学九章》内失一本，《说文系传考异》内失下卷首页，尚未登记造册[25]。而管理文澜阁的实际权力，大约即在周献手中。正是因其之通融，钱氏一行才能够大批借书，而其抄书校书的效率，由此开始显著提高。二十二日，开始雇佣抄书工人抄录阁本[26]。二十五日，周献与孙远迁居湖楼，司收发书籍[27]。有了抄工和管理书籍的专人，钱、张等人遂可以专心校书。其后钱氏于十月三十日又到文澜阁，借书十四册[28]。十一月初五至初六日，钱、张与李长龄等，到西湖西南的三天竺、郎当岭、五云山一带，作二日之游，并在云栖寺留宿一夜，钱氏谓“屈指至杭已匝月，惟此行稍畅游兴”[29]。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校书。至十一月十日，钱熙泰先乘船返乡，十四日抵达，张文虎则留在杭州继续工作。十一月十九日，抄书事竣。二十日，抄录的阁本全部覆校完毕。二十一日，张文虎用阁本《类说》校《续世说》。二十二日缴清阁本，二十四日登舟返回，二十七日抵乡[30]。首次文澜阁访书，至此即告一段落。钱、张二人所撰《余记》，皆谓参与校书者五人，尚有顾观光、钱熙咸、孙诒堂。但钱熙咸于十月二十六日即同钱熙祚先行返乡，十一月一日，孙诒堂亦去苏州，十五日方回[31]，其参与的工作较少，校书最多者，除顾观光外仍当属钱熙泰、张文虎二人。另有专司绘图之李长龄，负责计字之周宪廷[32]。抄工在寓者三十余人，在外者十余人。据钱氏记载，抄书价格为每千字三十四文[33]，共抄三百二十万字[34]，则仅抄工费用一项即在十万文以上，花费颇为不菲。

道光十九年八月六日至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年九月四日至十月十二日，钱熙泰、张文虎又有两次杭州之行，皆寓于宝石山弥勒院之十三间楼。这两次行程，张文虎《十三间楼校书图记》中也称为“续文澜阁校书之役”[35]，但张氏的《西泠续记》与《莲龛寻梦记》却很少有相关记载。《西泠续记》载张氏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十六日，两次到文澜阁，但只言其在此处见到了胡培翚，相与讨论学术，有“意气甚相得”之感[36]，并未提及文澜阁书。此外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讲钱、张二人在杭州游玩的情况。其中九月三日前，多在杭州城和西湖一带游览。九月四日至十三日，又远游西天目、九锁山一带。返回杭州后，张氏于十五日感觉“苦雨连绵，资斧且竭”[37]，已有归意，十七日起才开始有校书的记录，但又未明言其书是从何而来。在《莲龛寻梦记》中，张氏除述其在西湖周边游历的情况外，还用了很多笔墨，讲其到绍兴游禹穴、兰亭等处的经过，全无校书记载。偶言抄书，也并非借自文澜阁。如其于道光二十年十月三至五日，从徐㮊借抄徐有壬《务民义斋算学》四种中的三种[38]，后来由钱国宝于同治八年（1869）以活字印行[39]。如果仅据张氏所记，则似乎这后两次杭州之行，与文澜阁并无太大关联。而钱熙泰所著《武林续游记》和《莲龛寻梦记》，则保存了一些很关键的信息。

据钱氏记载，道光十九年第二次到杭时，钱氏于八月十二日进钱塘门，经按察司署而东，过岳庙，“访周竹所，托抄文澜阁书数十种”[40]。钱氏《武林续游记》末所附《文澜阁抄书目录》《续抄书目》，大约就是此次托周献所抄。道光二十年第三次到杭时，钱氏于九月九日拜访周献，得知其已于去年冬天被撤去文澜阁司事之职，由时任两浙盐运使的岳镇南委官查修，另设训导一员，总管锁钥，以章黼充之[41]。而“司一切晒书事务者，为朱石樵茂才。是以阁中出入，较严于畴昔”[42]。当时朱氏居住在佑圣观巷，馆于大学士章桐之婿金韫山（其人未详）家。与之同馆者冯尚谦（腴生），钱、张第二次来杭时，即已结识其人及其父冯焯（醒香）[43]。此次来杭，冯焯已先至，亦寓弥勒院，冯尚谦时来探望，钱氏正是通过冯尚谦的关系“付石樵文澜阁需写书目数十种”[44]。此后钱、张二人与朱氏有一些往来，但未再提及抄书事，也无抄书目录留存。

三、文澜阁访书与金山钱氏编刻丛书的关系

钱熙泰和张文虎的三次文澜阁访书，与钱熙祚编刻的《守山阁丛书》有直接关联。据张氏记载，道光十三年（1833）其馆于钱家，参与《守山阁丛书》的编纂。钱熙祚拘于《墨海金壶》之例，书前必欲冠以《四库提要》。张氏以为“嘉道以来，书之未登于《四库》者，先后继出，不必限此。且既限此例，则宜求《四库》所收之本，是必请抄于文澜阁而后可”[45]。其余所议亦多有异同，三年始决，方有道光十五年第一次杭州之行。但张氏的行纪中，只记载了首次到杭时从文澜阁所抄之书，及其个人所校之书的情况，尚不全面。如结合钱熙泰的记载，则可以更为明确地看出文澜阁访书与钱氏家族编刻丛书的关系。

钱、张二人的三次访书活动中，以第一次的规模最大，包括抄书与校书两个部分。抄书方面，张文虎在《余记》中列出了一个六十三种书的清单，而钱氏《余记》后所附《文澜阁抄书目录》则更加详尽，共计一百一十六种书，还包括有借出而未抄的部分。钱氏在此目录后附注云：“内自抄三种，以〇别之。不抄计五十种，以△别之。雇抄胥手共抄六十一种。”[46]但通过与张氏目录进行核对，可以看出，钱氏的记载有一些错误，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张目所载雇抄工所抄之书六十一种，钱氏误将《坤舆图说》一种标注为未抄，又漏江永《仪礼释例》一种。

第二，张目另列“别抄”二种，即《邓析子》与《新仪像法要》，应即是钱目所称“自抄”，并在目录中将此二种书以“〇”符标出。可见钱目附注中所谓“自抄三种”之“三”应为“二”之误。

第三，钱目中《史记疑问》《蒙古源流》《朝鲜史略》《禹贡论》四书，未加“△”符，但也不见于张目，应皆未抄。钱、张都提到《禹贡论》通志堂本无图，而《四库总目》谓据《永乐大典》补图二十八[47]。但其借观文澜阁本，发现仍然无图。其主要打算增补的，即是图的部分，既然文澜阁本无之，当然也没有抄录的必要。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此次抄书过程中，雇工所抄者六十一种，自抄者二种，借而未抄者五十四种，合计一百一十七种。阁本请工人抄录完毕后，钱氏与张氏等还要覆校一遍。经初步统计，钱熙泰共校《尚书注考》等十九种，张文虎校《诗疑辨证》等二十四种。所抄的六十三种书中，有《三家诗拾遗》等二十四种被收入了《守山阁丛书》（钱目一般标以“刊”字），《仪礼释宫增注》等十种收入《指海》（钱目一般标为“刊小”），《左氏释》等二种收入《艺海珠尘》增补本。这些被收入钱氏家族所辑刻的各种丛书的品种，其底本有不少是文澜阁本。如《守山阁丛书》所收《近事会元》，末附钱熙祚《校勘记》，即谓该书是“从文澜阁本抄出校梓”[48]，后得旧抄本，校勘一过，别作校记。凡《守山阁丛书》中以文澜阁本为底本者，其卷端一般会题“四库全书原本”，《近事会元》即如此。但也有例外，如江永《算学》八卷续一卷，《守山阁》本题“数学”，卷端也题“四库全书原本”。但卷末钱熙祚跋文谓“原本转写错乱，第五六卷七政诸图尤甚，为详审订正，付之梓”，时间题“岁在鹑火景长日”，即道光十四年，在第一次文澜阁访书之前。如果本年该书已校订完毕，则所用的底本就未必是文澜阁本。

除了抄录并覆校文澜阁本外，钱熙泰等一行第一次来杭州时还有另一项工作，即自备底本，取阁本校勘。钱熙泰列有《文澜阁校书目录》，著录了七十九种书籍[49]，其中有十八种为张文虎校，十九种为钱熙泰校，还有《古今姓氏书辨证》一种为二人共校。所校之书中，有《易象钩解》等四十七种收入《守山阁丛书》，《昆仑河源考》等四种收入《指海》，《征南录》等二种收入《艺海珠尘》增补本，《中吴纪闻》等十四种收入《珠丛别录》。此外张文虎还记载其曾校《奇器图说》（附《诸器图说》）与《续世说》二种[50]，未见于钱氏目录，这两种书后来也被收入了《守山阁丛书》。

通过对比可得知，钱氏校书目录所载的七十九种书中，有六十三种又见于张海鹏辑《墨海金壶》（以下简称“《墨海》”）[51]。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受《墨海》影响很大，其在全书前《总目》后的识语中即明言：“曩阅昭文张若云氏（海鹏）《墨海金壶》，禀依《四库》，体例整齐，颇多秘祑。刊行无何，遽毁于火。然所采既驳，校雠未精，窃尝纠其鲁鱼，几于累牍，脱文错简，不可枚举，遂拟刊订，重为更张。”由此推断，这六十三种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就是以《墨海》本为底本，取校阁本。但也有用其他版本的情況，钱氏目录中已注明两种，即《太白阴经》以精抄本校，《汉武帝内传》以《道藏》本校。其余的十六种书，还有三种曾被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抄》收录，另有四种在钱氏目录中标明了底本，如《金漳兰谱》是用《说郛》本校。这些与阁本校过之本，后来刻印的情况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以下三类：

第一，主要用张海鹏所编丛书的旧板重印。如《张氏可书》，《守山阁》本从卷前四库提要到正文，全部是《墨海》旧板，只是剜去了其卷端“墨海金壶子部”与卷末嘉庆十四年（1809）张海鹏校梓字样，而于卷端改刻“守山阁丛书子部，金山钱熙祚锡之校”。但此种全部皆用旧板的情况相对较少，常见的情况是抽换正文首叶和第二叶，卷中也有补板和剜改的现象，如《守山阁》本《折狱龟鉴》《靖康缃素杂记》《纬略》《余师录》，《珠丛别录》本《阵纪》等，都是如此。甚至有些品种，号称用阁本作底本，而实则不然。如《守山阁》本《唐语林》，卷末有道光十九年钱熙祚校勘记，明言“既遵《四库》本付刊”，实际其中掺杂了大量的《墨海》本旧板。这些品种之所以能用旧板重印，显然是因为与阁本未校出明显差异。如有采用其他版本或材料进行校勘者，则采用在书后补刻校勘记的方法予以补正。

第二，新刻与旧板混合。此种情况中最典型者，当属《太白阴经》。《守山阁》本卷末有道光二十年钱熙祚跋文，谓《墨海》本十卷，称从影宋本出。道光十二年，钱氏偶得旧抄本六卷，较《墨海》本为佳，惜缺后四卷。其将此书刊入《守山阁》时，“前六卷主旧抄本，七、八卷主文澜阁本，仍参合异同于下，惟九、十两卷则仍依张刻付梓。”今取二本对比之，可见《守山阁》本前八卷，与《墨海》本差异很大，确为新刻，但仍有少量搀杂旧板处，如卷八末叶即明显用《墨海》旧板。九、十两卷，用旧板较多，而有增补挖改。如卷十第一叶背面“推三十六禽法”下，《守山阁》本即在《墨海》旧板上补刻了“诸禽颇有讹缺”云云两行小字注文。

第三，基本全部新刻。此类情况又可分为二种：一是简单翻刻底本。如《守山阁》本《昭忠录》，全书皆为新刻，但其正文行款与《墨海》本全同，内容也出入不大。推测是以《墨海》本校阁本而未见差异，即直接用《墨海》本翻刻。类似的情况还有《守山阁》本《易说》，其卷末有钱熙祚跋文，完全未提到《墨海》，但从内容与行款来看，仍当是翻刻《墨海》本。钱跋末题道光十二年，如果可靠，就说明早在第一次文澜阁校书之前，此书可能已翻刻完成，或至少做好了刊刻的准备。本次以阁本校《墨海》本而未有所得，故不需要再做修订。此二书之所以未用旧板，大约是因板片损毁的缘故。二是新刻本的内容与底本有较大差异。如《守山阁》本《乐府杂录》，钱氏除阁本外，还用《太平御览》、《类说》等材料对其作了他校，并在正文中用小字校记注明。其中言及“旧讹”“旧脱”者，多与《墨海》本合，应即是用其为底本。但改易颇多，故未用旧板，而是全部新刻。又如《守山阁》本《大金吊伐录》，钱熙祚跋谓“张氏据超然堂吴氏本刊入《墨海》，仅分上下二卷，以文澜阁本校之”，发现脱漏极多，遂“遵阁本付梓，而吴本义可两通者，仍分注于其下”[52]。可见其先用《墨海》本为底本校阁本，见其不佳，刊刻时遂改用阁本，故全书皆为新刻。但值得注意的是，《守山阁》本《乐府杂录》卷前的四库提要，也还是用《墨海》本旧板，与其情况相同的，还有《羯鼓录》等书。可见钱氏家族在编刻丛书时，即便是对于需要全部新刻之书，也尽量利用了已有的板片。

总的来看，钱熙泰和张文虎的第一次文澜阁访书，抄书的收获较丰，而校书的成果不多。钱氏已明确指出，所校诸书中，“阁本唯《太白阴经》较家藏本增十之三，《大金吊伐录》校《墨海》本增十之五”，其余如《战国策校注》、《珩璜新论》等“或增或减，亦多差谬”。《汉武帝内传》“较《道藏》本少十数条，盖亦从《广记》中摘出者”[53]，故在收入《守山阁》时，既未用阁本，也未用《墨海》本与《说郛》《汉魏丛书》等本，而用内容较多的《道藏》本[54]。经过此次实践后，钱、张大约感觉校书的意义不大，后两次文澜阁之行，遂放弃校书，而专意抄书。钱氏《武林续游记》后附的《文澜阁抄书目录》，共著录38种书[55]，其中《直隶河渠志》等十种书为第一次借出未抄，钱、张二人仅校《春秋胡氏传辨疑》《汝南遗事》《象台首末》《讷溪奏议》《六艺纲目》5种[56]；《续抄书目》著录27种书[57]，《玉山纪游》等7种为第一次借出未抄，钱、张二人没有对其进行覆校的记载。《抄书目录》中《象台首末》等18种书后来被收入《指海》，《续抄书目》中《书法雅言》收入《艺海珠尘》增补本，《春秋通义》收入《小万卷楼丛书》。

四、结 语

作为晚清上海地区的著名文化家族之一，金山钱氏的刻书事业持续了至少五代人之久。今传《金山钱氏家刻书目》，列出了钱氏家族成员自撰与校订辑刻的27种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珠丛别录》《指海》，与钱熙辅辑《艺海珠尘》壬、癸二集。而这四部规模较大的丛书，均与钱熙泰、张文虎的三次文澜阁访书有密切关系。《守山阁丛书》子目112种，与访书活动直接相关者至少有73种。其余《珠丛别录》28种相关者14种，《指海》140种相关者32种，《艺海珠尘》壬、癸集42种相关者5种。且此统计只据钱、张二人现存的杭州行纪中明确记载的抄校之书而言，实际与之相关者恐还不止于此。如《意林》和《历代建元考》二书，虽无抄校的记录，但阁本曾在第一次访书时被钱氏借出。后来这两种书分别被收入了《指海》和《守山阁丛书》。如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也可说其与访书活动有关。又如《晓庵新法》不见于历次抄书校书目录，但《守山阁》本卷末有钱熙祚跋，明言道光十七年沈眉寿携该书旧抄诸本见示，乃参合校勘，更据文澜阁本正之，次年刊成。如其所述为实情，则该书的阁本怀疑也是在第一次访书时抄得。

钱、张二人三次到访文澜阁，至少抄录了128种阁本，有56种书后来被收入了钱家辑刻的各种丛书中，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世罕传本者。如《尊孟辨》《京口耆旧传》《越史略》等，此前都鲜有刻本行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氏与张氏的抄书之举，在文澜阁被毁之前，其抄录并刻入丛书的品种，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阁本的原貌。如《指海》本《坤舆图说》，研究者已经指出，其卷下《四海总说·海舶》之末，有“不待指山岛为准”云云一段文字，四库本等各种传本多无之[58]。此书即是第一次访书时从文澜阁抄得者，推测文澜阁本原即与文渊阁等别阁之本有所不同，今传文澜阁本为丁丙补抄，已经消弭了这一差异，而《指海》本大约源自文澜阁原本，保存了此处独特的异文。即便是那些抄而未刻之书，钱熙泰仅记其书名，也对研究文澜阁有价值。如《续抄书目》中有《国史考异》六卷，此书在《四库》中，原编于史部史评类《史纠》之后，后被撤出，撤出本今多存故宫，有研究者谓包括南三阁本与文津阁本[59]。但钱熙泰既已抄录此书，可知文澜阁并未将其撤去。

与抄书相比，钱、张二人到文澜阁校书，可谓所获甚少。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大金吊伐录》、《太白阴经》等少量几种外，阁本大都没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守山阁》本《乐府杂录》、《羯鼓录》、《唐语林》、《文子》、《鬻子》等，都曾以阁本校过，但无论是正文中以夹注出校，还是末附校勘记，阁本所占的比重都很小。然而，如换一个视角来看，此次校书活动，或许也为钱氏家族的丛书编刻确立了一个新思路，即不再一味迷信阁本，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其他版本和他校材料的搜求上。此外可能还促进了其对张海鹏所刊《墨海金壶》的态度的转变。在《墨海》卷前凡例中，张海鹏本来已经明言“诸书系文澜阁本居多”，钱、张等人不知是未见此凡例，还是对其说不以为然，第一次校书时仍要以之取校阁本。及至未能校出太多异文，才一面在《守山阁丛书》卷前识语中批评其“所采既驳，校雠未精”，并声称其书板已毁于火，一面又以其旧板印《守山阁》等丛书。这种对于《墨海》本的复杂态度，与文澜阁校书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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