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与章太炎交游始末考

吴钦根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作者简介：吴钦根，1988年生，江西万载人。2019年9月入职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文献、清人日记整理与研究。

提要:谭献是章太炎早年求学过程中关系匪浅的人物,但关于二人的交往情况,在以往可资利用的史料中,除刻本《复堂日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等偶有涉及外,少有较为系统的记载。稿本《复堂日记》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日记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二十六年间章氏往复问学的情形,藉此不仅可以弥补《章太炎年谱长编》中相关事迹的不足,还可由此推定谭、章二人的师生关系及其起止时间,串联起二人日常交往的具体脉络。稿本日记中的诸多条目,还涉及谭献对章氏文章、学术的评判,以此为基准,借助其他相关文献,可考见二人之学术渊源、旨趣与分途。

关键词:谭献　章太炎　稿本《复堂日记》　交游始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章太炎向俞樾写下《谢本师》的这一年,另一位与他关系匪浅的人物也溘然长逝了。此人即是谭献。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字涤生,后改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人于太炎为同乡,故章氏在一通与人论国学的书信里称之为“乡先生”。在常人看来,这一称谓似乎毫无问题,但施之于谭献,却引发了钱基博措辞严厉的批评。在《〈复堂日记续录〉跋记》中,钱氏毫不客气地说:“夫尊其生而畔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畔之心也。”（钱基博《〈复堂日记续录〉跋记》,1931年7月16日刊于《南通报·文艺附刊》,今收入傅宏星所编《钱基博集·序跋合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6页。）这是很严重的话。个中缘由,牵涉到章太炎早年求学历程及其与谭献的关系。关于二人早年间的关系及来往情形,以往可资利用的史料,仅中华书局本《复堂日记》、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与谭献的数通书札、汤志钧所编《章太炎年谱长编》而已。近年来,虽陆续出版了《复堂师友手札菁华》《章太炎全集》等相关书籍,但有关二人往复的记录,仍是少之又少。囿于史料不足,实在无法串联起二人交往的完整历程及其学术渊源。而稿本《复堂日记》的发现,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

一

章太炎问学谭献始末考述

俞樾为章太炎本师,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章氏在早年求学过程中亦曾师事谭献,则虽或知之,却未必能得其详情。今《太炎文录》卷二有其所撰俞樾、高学治(宰平)、黄以周、孙诒让等人传,而于谭献,则在文集中几乎不曾涉及。这一层关系,在章氏公开出版的著述中似乎被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今《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收录有章太炎与谭献的一通书信,称谭献为“夫子大人函丈”,自称“受业”（此通书信最早见于钱基博《〈复堂日记续录〉跋记》,载1931年《南通报·文艺附刊》。后又由刘达仁整理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题名为《章太炎给谭献的一封信》。原稿今影印收录于《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3—1125页。）,谭献日记中亦屡称“章生”“枚叔”或“章生枚叔”,可为其受业的明证。问题是,章氏问学谭献究竟始于何时呢?止于何时呢?

章太炎早年曾问学于谭献一事,仅《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及《自述学术次第》中偶有提及。年谱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条云:“既卒哭,肄业诂经精舍。时德清俞荫甫先生主教,因得从学。并就仁和高宰平先生问经、谭仲仪先生问文辞法度。”（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92册,第333页。）但此年谭献被张之洞聘为经心书院主讲,并未在诂经精舍。因此,此条所言应为总括事实,章氏问学于谭献,当不始于是年。而谭献日记最早提及章氏,则是在光绪十八年五月廿四日,当天日记云:“同白叔过龚甫,见案头有余杭章生说经文稿。”（谭献《谭献日记》,范旭仑、牟晓朋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2页。）龚甫,即高保康,为高宰平(学治)次子。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又云:“杨春圃札来,余杭章生炳麟以所撰杂文见质。”（谭献《复堂日记》第十九册《周甲记下》,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如无其他材料对应,此处极易理解为章氏亲自送呈,但若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廿三日日记相互参照,可知事实并非如此。此日日记云:“章生劬书善病,尝撰《春秋左传读》,有志治经。前年杨春圃以所作文字质,已略指正之矣。”（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五册《慎来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又见谭献撰《谭献日记》,范旭仑、牟晓朋校点,第321页。）杨春圃,即杨振镐。可知此次文章亦非由章氏送呈,而是由杨振镐以书札的形式附呈。足见此时谭献与章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事实上,直至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章太炎的文章还是通过他人(汪知非)转呈。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中亦有《章炳麟实谭献弟子》一则,认为“章氏尝受业谭门,确切无疑”。（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215页。）其所据除以上所举章氏与谭献的书信外,另有汪知非一札。此札今收录于《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其略云:

久不通音问,殊深孺慕,敬维杖履纳福,潭第迎祥,以欣以慰。非今夏又遭家大人见背,祖老弟幼,孤苦零丁,难以笔达。呜呼!世人欲杀,何地堪容,人不怜才,有天莫诉,命诚如此,夫复何言。前月高子韶表叔来舍,谈及夫子右臂不良,想已全痊。特奉上诗赋十纸,伏惟赐鉴。有余杭章枚叔表叔,名炳麟,素慕夫子重名,愿列门墙,不敢昧然自荐,嘱非先容,想来者必不拒也。附上古文四篇,乞垂鉴。（钱基博藏《复堂师友手札菁华》,第1120—1121页。）

汪知非(1878—1932),字踵玉,为振绮堂汪氏之后,谭献受业弟子。此札末署“九月十四”,无具体年份,但信中称“今夏又遭家大人见背”。汪知非之祖乃汪曾唯,父为汪加年。据《平阳汪氏迁杭支谱》记载,汪加年卒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汪大燮编《平阳汪氏迁杭支谱》,《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18册,第346页。）又谭献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日记云:“(得)汪子用祖孙书,知非呈艺,又为余杭章生炳麟枚叔呈杂文三篇。”（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五册《慎来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此前一日有“晴暖而臂寒,酸痛不减”之语,正与此札所谓“夫子右臂不良”相对应。据此可推定此札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此时章氏已有师事谭献之意,然谭献似乎并未作出即时的回应,同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记又云:“为汪郎定诗赋,又为余杭章生炳麟枚叔定文,亦有志问字于予者。”（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五册《慎来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则章氏正式入门又当在此后。由于十一月初四日至年尾的日记未曾提及章氏,光绪二十二年元月至六月八日间的日记缺失（据《浙江文献展览会专号》,光绪二十二年日记两册,为高时敷旧藏,一册起廿二年正月元日止六月初八日,名《击壶记》;一册起六月九日止十月卅日,名《蛇足记》。见《文澜学报》第二卷第34期,第42页。《蛇足记》今藏浙江图书馆,《击壶记》尚存与否,则不得而知。）,故无法得知章氏执贽的具体时间。然据稿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之后,二人开始频繁往来,且称谓已由“章生炳麟枚叔”一变而为“章生”“枚叔”或“章生枚叔”。由此可见,章氏此时已然成为谭献受业弟子。今上海图书馆复藏有章太炎《与谭献》书一通,作于光绪二十二年新正,书中历述自身在经术、文章等方面的学习心得及研究旨趣（章太炎《与谭献》,见《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上册,第11—12页。）,正式受业或在此后不久。（关于章氏著籍谭门之始,钱锺书先生亦尝有所推断,其《容安馆札记》有云:“先君藏谭复堂师友书札,有太炎一牍,凡三纸,称‘夫子大人函丈’,署名‘受业制章炳麟敂上,三月十九’,中云:‘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中略)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攮臂大哄’云云,两书可相印证。又有汪知非上复堂一书,亦称‘夫子大人’,有云:‘余杭章枚叔表叔,名炳麟,素慕夫子重名,愿列门墙,不能昧然自荐,嘱非先容,想来者必不拒也。附上古文四篇,乞垂鉴’,下署‘九月十四日’。薇生丈念劬庐丛刻《复堂日记续录》光绪廿一年九月廿三日:‘得汪子用祖孙书,又为余杭章生炳麟呈杂文三篇’云云,即其事也。太炎著籍谭门,始此。”(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50—1251页)因未见稿本日记,故于著籍时间的推定有所不确。）

检稿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是二人来往最为密切的一年。仅七月至十二月,二人会面之见于记载者,即有18次之多,其中有一日两见者。往来以日常谈论为多,其中亦不乏借书观书、代作文字、以文章请质等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章氏离开诂经精舍,赴上海时务报馆任职,并开始投身于国民革命,奔波转徙于各地,二人直接往来的次数由此渐少。光绪二十三年仅三见,光绪二十四年亦同,光绪二十五年则不见于记载。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廿三日,为章太炎的最后一次来访。自此至谭献去世,日记中再没有有关章氏的任何记载。谭献去世后,章氏也没有任何悼念性文字。但自光绪二十二年以来,二人曾有过一段师弟情谊,却是不容置疑的。

吴钦根  《谭献稿本日记研究》

凤凰出版社  2022年8月

二

稿本《复堂日记》中的章太炎

《复堂日记》本为谭献一生治学、交游、行事的总括。但目前所通行的版本,仅为谭献生前精心摘选其读书评论所编成的八卷本(刻入《半厂丛书》)即《清史稿》所谓“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括于所为日记”（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册,第13441页。）者。后来虽有徐彦宽续为补辑,成《补录》二卷、《续录》一卷,但依然称不上是“全本”（现在通行的由范旭仑、牟晓朋所整理的《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依据的都是此不全本。关于各版本间的差异,可详参拙作《谭献〈复堂日记〉的编选、删改与文本重塑》,《文学遗产》2020年第2期,第118—127页。）。其全稿实分存于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处,凡61册。日记起于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除部分年份有所缺失外,四十年中,几乎无有中断。此日记稿本的发现,对于考察章太炎早年与谭献的交往及学术渊源,多有裨益。

对于章、谭二人的交往情实,钱基博曾试图通过谭献日记进行勾勒,但由于利用的是节刊本,故所得有限,其中有辙迹可寻者,仅寥寥六条。分别为光绪十八年壬辰五月廿四日、廿一年乙未九月廿三日、仲冬朔壬辰、廿三年丁酉三月廿七日、三月廿九日、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元日,条目中涉及直接往来者,其实仅有两条。事实上,《复堂日记》中有涉于章太炎者,远不止此。通过对稿本日记的梳理,谭、章二人的来往,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文章请业。章太炎虽自光绪十六年起即入诂经精舍问学,谭献亦于光绪十八年从友人处得见章氏文稿,但在此期间,二人并无直接的往来。章氏虽偶尔有文章请质,也主要通过友朋转呈。章太炎第一次亲自以文章寄呈,在光绪二十二年的七月。谭献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记有云:

章生枚叔书来,呈近作《儒兵》、《儒道》二文,又《说庄子天下篇》。惠施语皆与算术通,二儒术求实用,老庄无空言。九流济六艺之穷。章生笃信吾说而能专研,其助我者乎?（谭献 《复堂日记·蛇足记》, 稿本, 浙江图书馆藏。）

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考证,此书作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日,其略云:“麟前论《管子》《淮南》诸篇,近引西书,旁傅诸子,未审大楚人士以伧父目之否?顷览严周《天下篇》,得惠施诸辩论,既题以历物之意,历实训算,傅以西学,正如闭门造车,不得合辙。分曹疏证,得十许条,较前说为简明确凿矣。又作杂文二首,讨论九流异旨,并迻书一通,寄呈正。”（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页。）书中所涉正是《说庄子天下篇》《儒兵》《儒道》等三篇文字。以诸子比附西学,是嘉道以还特别是晚清,用以应对西学冲击的普遍路径。（刘仲华《清后期“西学中源”论中“以子证西”的两面性及其命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117—123页。）章氏《说庄子天下篇》亦是此意,此篇见《膏兰室札记》卷三,题作《历物疏证》,为诂经精舍课艺,凡十一条,附辩者与惠施相应光学三条。（其《小引》云;“算术积世愈精,然欧几里生周末,《几何原本》遂为百世学者所宗,是算理固备于二千年前矣。中国惠施与欧几里时代相先后,其说见于《庄子》者,人第以名家缴绕亲之,不知其言算术,早与几何之理相符。间及致用,亦自算出。今录《天下》篇历物之意一节,为之疏证,以见保氏之学,固佚存于他书矣。”可与此札相互参证。见《章太炎全集·膏兰室札记》卷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0页。）《儒兵》《儒道》则是在谭献所谓以“九流济六艺之穷”的意旨影响下所作,此说在十月十一日的日记中更有详细的说明:“予尝言今日当以九流济六艺之穷而通厥变。生撰《儒兵》《儒侠》《儒法》《儒道》四篇,《读〈荀子·王制篇〉》,深识远见,未能大昌其言,人将以子家面目相訾,虽不足与辨,究未若喷醒接厉,以近人为适于用。夫立言必归于有用,六艺、九流,二而一也。”（谭献《复堂日记·蛇足记》,稿本,浙江图书馆藏。）谭氏一生服膺章学诚,故在讲论六艺、诸子源流、为文主张有实有用等方面,均可看出受章实斋学说影响的痕迹。章太炎此时受学谭氏,亦不免为所濡染。（郭象升云:“余所识海内之士以楚人为多,楚人好称《文史通义》及江都汪氏《述学》,则谭仲修之教也。”见《郭象升藏书题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47页。）后来章太炎在《与人论国学书》中有“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弱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扺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歆《诸子略》,然不知其义云何”（章太炎《与人论国学书》,《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5—306页。）的言论,恐怕也与其早年的学术经历相关。（关于谭献、章太炎与章学诚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可参王标《谭献与章学诚》(《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65—70页)、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第28—34页)。）《儒兵》《儒道》后列名“实学报馆通论”,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发表于《实学报》第二册,后又收入《訄书》。

除此书信寄呈外,当面请业的情况为数更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谭献正式辞去了经心书院讲席,并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返里。自此二人往还渐密。九月初六日,章太炎与汪知非作诂经精舍课文于谭献寓所。（当天日记云:“汪郎来作诂经课,午后章生来,长谈至暮,与汪郎赋毕同去。”(《蛇足记》)）九月十三日,又以近稿杂文进呈,此近稿杂文,疑即《菿汉室杂文》。故谭献十月十一日日记有云:“阅章枚叔《菿汉室杂文》,意欲为豪桀廉悍,惜神气未王,有伤繁者,伤琱者。”（谭献《复堂日记·蛇足记》,稿本,浙江图书馆藏。下文所引光绪二十二年日记均出此本。）章氏文字以雄奇艰涩见称,每令读者为难。叶瀚《致汪康年书》曾云:“十九期报第二篇论文太艰涩,洗太散碎,观者颇不悦目,操笔人宜嘱其选词加润为要。”（叶瀚《致汪康年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册,第2589页。）黄遵宪、鲁迅等人亦有相似的言论。由此可见,作为其文辞导师的谭献其实早有所揭示。但对于章氏的文章,谭献当较为肯定,这一点在谭献嘱章氏代作《孙子方家传》一事可以看出。其十月十六日日记云:“章枚叔来,代作《孙子方家传》。”据六月十四日日记:“孙文卿检讨来谈,乞为子方封翁撰家传,诺之”(《蛇足记》),知此文乃受孙文卿之请。孙文卿,即孙廷翰(1861—1918),谱名起焕,字运章,一字文棨,号文卿,又号问青,浙江诸暨人。（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第64册,第335页。）子方,乃其从弟孙廷献(蔼人)之父,故九月廿五日日记云:“作复孙生蔼人上海函,寄乃翁子方家传稿。”(《蛇足记》)此《家传》今不见于谭、章二人文集,可供辑佚。

除文章请业外,日记中涉及章氏之处,大多是日常性的来往与交谈。但从《自订年谱》所谓“谭先生好称阳湖庄氏,余侍坐,但问文章,初不及经义”（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第335页。）的言论来看,恐怕多与辞章之事相关。如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廿七日,章生枚叔来,长谈至午。

九月朔日,章生来,长谈至暮。

十月初二日,踵玉来,枚叔亦来谈。

初八日,章生枚叔来谈。

十八日,枚叔来,伯絅（伯絅即邵章,谱名孝章,字伯絅,又作伯褧、伯炯,号崇百,别号倬庵,浙江仁和人。为邵懿辰之孙,谭献受业弟子。）来,聚谈至暮。

廿七日,枚叔来,谈至暮。

仲冬朔日,章生枚叔来,谈至暮。（此条亦见《〈复堂日记续录〉跋记》,钱氏云:“不记何年,前有腊月三日至廿六日记,疑为廿二年之仲冬也。”检稿本日记,知此条在《丙申余记》,丙申即光绪二十二年,可资参证。其中“前有腊月三日至廿六日记”,“廿”字当为“十”字。钱基博《〈复堂日记续录〉跋记》,原刊于《南通报·文艺附刊》(1931年7月16日),今收入傅宏星所编《钱基博集·序跋合编》,第386页。此条钱氏所见当为清稿本,故文字上与稿本、中华书局本均有差异。）(《丙申余记》)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章枚叔来,长谈。（谭献《复堂日记》第三十三册《迎阳二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拜年客来,谢之,惟章生枚叔入室长谈。（谭献《复堂日记》第三十四册《迎阳三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四月十一日,下稷,章生枚叔来,絮絮长谈,至灯上始去。

望日,章生来,长谈。（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六册“戊戌三月以后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日记中虽未记载交谈的内容,但从这频繁的长谈中,至少可以看出二人的投契程度。（又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非郎昨、今来,枚叔来谈”“十九日,枚叔来谈”“廿五日,枚叔来”“腊月五日,枚叔午来”“十四日,枚叔来”“廿八日,枚叔来谈”;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章生枚叔来谈”“五月二十九日,枚叔来谈,饭后去”;等等。）在二人的往还过程中,还涉及当时所流行的一些新学书籍。如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日记云:“枚叔来谈。……枚叔薄暮再来,以《西学书目表》借观。梁君之言多可信者。”（谭献《复堂日记·蛇足记》,稿本,浙江图书馆藏。）《西学书目表》为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所编,同年夏刊行于上海。又“冬至日,偶出过子用,乃解衣拥衾卧,乃榻前久谈,二孙出见,枚叔亦来,遂过视其书室,方罗陈古籍雠正康主事《新学伪经考》也”（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五册《丙申余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此条所涉人名中,子用即汪曾唯,为汪康年叔父,章氏曾为作《独居记》一文(后更名为《明独》,收入《訄书》);“二孙”则是汪加年之子汪知非与汪知自。）。《新学伪经考》最早有光绪十七年刻本。诸如此类关于康、梁著述的流传信息,对于考察章氏的早年学术见闻,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另外,谭献日记中还有阅读章太炎所主持的《经世报》的记载。《经世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为章太炎自沪返杭后所办,馆设杭州,上海亦设有分馆。由宋恕平、陈虬及章氏本人等任主笔。分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等栏目。分别于七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第一、二、三册。谭献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日记云:“阅新行《经世报》。”又八月十三日记云:“阅《经世报》,即章生辈属笔者。”（谭献《复堂日记》第三十三册《迎阳二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可见其关注程度。谭献日记中所见章氏的最后一次来访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廿三日,当天日记云:“晴,章炳麐来,不见。”（谭献《复堂日记》第二十九册《庚子秋闰》,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据《太炎先生自订年谱》,章氏此时以唐才常自立军败,“钩党甚亟,其徒皆窜日本,余亦被连染,以素非同谋,不甚恇惧”（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第341页。）,遂归乡度岁。来访当在其归乡后不久。此条虽简短,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即称谓已由“枚叔”再次改换为疏离状态的“章炳麐”,加上一个断然的“不见”(有别于“未见”),表明二人关系已彻底决裂。

根据以上梳理可知,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谭、章二人之间至少有四到五年的师弟情谊,而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的三年,又可以称得上是二人关系的“蜜月期”。所涉内容,虽由于日记记载太过简略而不得其详。但庆幸有此稿本日记的存在,不仅章氏早年的求学行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同时也为学术史还原了谭、章二人交游的一段往事。

结语

近年来,在西方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等风气的鼓荡下,日记、书信等边缘史料开始大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日记,以其独特的原始性、私密性、现场感越来越受到文史学界的青睐。谭献日记多以原汁原味的笔触,记载逐日的生活情实,大到吏治民情、时代因革,小到晴雨灾荒、衣食住行。而其中又以日常的交游记录最为丰富,其所交游的对象,不乏因现存史料不足,而导致生平、行事不彰者,亦有可与现存史料互为参证、补充,以丰富某一历史事件或事实者。稿本《复堂日记》中的章太炎即属于后一种类型。通过稿本《复堂日记》中相关史料的梳理与解读,有关谭、章二人的交往情实,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谭献与章太炎以师弟相称,当始于光绪二十二年,且这种关系至少维持了四年有余(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

其次,自光绪十八年开始,章太炎曾多次以文章请质,并在一定时段内对谭氏的学说颇为服膺,以致谭献有“其助我乎”的感喟。这对于厘清章太炎早年的学术历程及其渊源旨趣,无疑大有裨益。

最后,日记中所涉及的借书、观书、代作等日常细节,对增补《章太炎年谱长编》中的早年相关事迹亦不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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