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

作者:张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02月

ISBN: 9787522848839

作者简介

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一浮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出版专著《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虞廷恺年谱长编》等，主编《史地文存：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史地学记：弦歌岁月与师友杂忆》《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藏北洋档案选编》，参编《国学的历史》《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绍兴商会档案汇编》等，在《哲学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专题论文数十篇。

内容简介

明清以来，程朱陆王之学力图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建构能动关联，乾嘉汉学意图超越宋明先天预成的形上之学，返求六经所载之道，却导致乾嘉学人以考证学的知识实践为依归，割裂义理学与经史学的关联，中国传统经史之学难以经世致用，有效应对时势。19世纪，随着现代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发源于欧美，以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论调为基础的现代知识范式随之确立，学术研究被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边界鲜明的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之中，汉学或中国学往往被视作地方性知识，缺乏真正自身的主体性，既非世界学术的核心领域，无法与之平等对话，遑论参与现代学术关于普遍性原理的论述之中。

民国肇建，新学制确立了学术分科的制度，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体系最终解体，经书被分门别类地归入文史哲等现代学科体系中，并以历史的眼光与科学的标准将经典转变为各学科的知识素材，经学丧失其整体性与原有内涵，在新学科体系中无栖身之所。至此，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因受现代学术的冲击而肢解，移植而来的新学术制度与学科体系以西方话语为主导，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底色与基础。民国时期，便有学人提出以西学系统研究中国学问，颇似将中国比拟为埃及、巴比伦之文明，以中国局部学术为一种客观的对象，用现代学术研究其一端一节或有精确可取之处，但往往缺乏同情，“无所谓欣赏、体验与受用，更不求能发扬与光大也。中国人治中国学术安可效此？”1950年代，钱穆总结晚近学术潮流时称：“此数十年来，国内学风，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涨弥已，循至凡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治中学者，谨愿自守，若谓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材料”。

章学诚在讨论朱陆问题时，指出朱陆异同是“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程朱与陆王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差异，源自与生俱来的“天性”与“至情”，展现为“沉潜”和“高明”的性情之分。后学往往囿于时代意见，“守器而忘道”，轻忽程朱与陆王的本意与宗旨，流于门户之争。若要克服囿于门户以己度人的偏见，学者需要具备“独断于一心”的“识裁”，本于性情，融汇专门与通识，体察时代风气，辨析事与理，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的方式究性命与切人事，从根源处回应朱陆异同这一千古问题的关键。源流互质为实践“了解之同情”与“虚心实照”的学术境界提供有效的路径，以此方法考察道咸以降中国学术的流变，将进一步揭示中国学术近代转承的内在脉络。

西学东渐自是近代学术变迁的主题，然传统学术内部亦有变动，晚清今文学的兴起即是明证。乾嘉朴学源自江浙，但从嘉道之际开始，就已由诸多督抚大员四处推广。中国区域性的地缘文化自古较强，特定的区域文化对当地士人和大众的观念、行为皆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故而在接受“汉学”时，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支脉。钱基博视王闿运入川为近代学风变迁的转捩点，“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李学勤即称：“中国历史至晚清，学术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个重心一是湘学，一是蜀学。”

近代“蜀学”兴起，始于尊经书院。自从廖平欲作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与江浙“汉学”立异，言“东西”以代“南北”，成为清季民初川省“好今文家言”者的群体追求。民国肇建，四川国学院成立，汇聚了巴蜀学界的精萃。刘师培不期而至，“今古之辨”遂成四川国学院讲学授徒的主线。蒙文通之学术正源自四川国学院廖平、曾学传、刘师培、吴之英等人争辩汉宋、经史、今古诸问题。

1923年，蒙文通于经学有所定见之后，首次出川，与整理国故者辩论“古今”，返川之后即“议蜀学”，严辨今古文门户，后认定公羊学乃“伪今文学”，只有以礼制为本，按家法条例治《穀梁》才是“成熟之今文学”：著《经学抉原》以齐鲁之学突破今古门户，探两汉魏晋经学流变；著《古史甄微》以古史羽翼经学。近代古史研究，导源于晚清今文学。1920年代末，蒙文通携此二稿，再次出川，留教中央大学，参与了南北学界莫衷一是的古史论争。《古史甄微》提出古史三系说，暗合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然古史辨是以史学消解经学系统，蒙文通则是以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1930年代，治国学者群趋史学一途，经史递嬗几成定局，蒙文通后被视为由经入史的典型。然考察蒙文通学术的本意，以“北大解聘蒙文通”一事的来龙去脉为线索，可知蒙文通由经今文学入史，实为以经御史，因事明制。那么，近代学术变迁不可简单地用“经史易位”一语来涵盖。抗战军兴，蒙文通辗转返回四川，积极参与各种文教活动，《中国史学史》各稿陆续刊布，扬“《春秋》之所以为《春秋》之义”，一言一行，相辅相依，是可谓“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

民国学界，可谓汉宋分争之变相，今人多将此化约为史观与史料之别。陈寅恪、蒙文通诸学人盛赞“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有意于汉宋之外，另辟新径。蒙文通言宋学，举浙东史说与朱子相抗，以陆象山究程朱之弊，携“左”“右”二派夺程朱正统之席；进而儒史相资，言秦汉新儒学扬孔孟内圣外王之道：以性善明内圣，以革命明外王，以五种理想制度支撑今文学革命思想，以期“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纵观蒙文通与民国学界的分合，渊源于廖平、刘师培争辩今古，终于以今文言革命与古史辨提倡超今文分流，“沉思今古事”贯穿了蒙文通学术的始终。

现代社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时下学术研究的方式，一方面立足于分科、专题与断代，与现代社会分工相辅相成，日趋专业化与标准化。现代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实为不得不然的时代趋势，分科之学有助于人们各尽专长，立足于既有社会分工，精进职业技术，丰富专业知识，实现职业化与体制化，使日常实践更加精确。但若以单一的现代学科观念去理解、判断一切学问或者学术系统，各执一端，学术势必走向支离，沦为技艺，在一定程度逐步远离日常生活经验，有意无意回避根源性问题，无法体察与领会作为整体的学术与文化系统，难以有效探讨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从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到现代分科之学，新文化派倡导以科学整理国故，以现代社会科学与进化观念解释、评判中国思想与学术，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学科的材料与注脚，衍为客观性知识，逐渐丧失致用的价值与实践的功能，切断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联系。那么，以蒙文通与近代学界之分合为线索，回到晚清民国学术转型的历史现场，可进一步呈现晚清民国学界由“今古”至“经史”，再转入“汉宋”的渊源脉络，以源流互质的方式探索“义与制不相遗”的学术系统，可为厘清中西学术纠结另辟新径。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

第一节   “绍先哲，起蜀学”

第二节   “汉学”与“宋学”

第三节   “维新”与“复古”

第四节   “有东西无南北”

第二章

“少好今文家言”：平议汉学与抉原经史

第一节   “期观同光以来经学之流变”：蒙文通首次出川

第二节   “以乡老之术济道术之穷”

第三节   今文学的考辨工作

第三章

“六经与诸子”：蒙文通与南北古史之争

第一节   经史分合

第二节   以史证经：古史三系说

第三节   “貌同而心实异”

第四章

“由经入史”：蒙文通在平津学界

第一节   辞旧聘新

第二节   “史料”与“史学”

第三节   “学风”与“门户”

第四节   “辨伪”与“考信”

第五章

“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

第一节   战时蒙文通的文教活动

第二节   “高语撰合，鄙视记注”

第三节   “南宋”抑或“北宋”？

第六章

“内圣外王之事，无乎不具也”

第一节   “以宋明阐周秦，以周秦正宋明”

第二节   秦汉新儒学

第三节   “以国故整理科学”

结语：“缘今粗解圣言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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