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本刊于2021年9月28日在杭州市文史研究馆召开了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辛亥革命与杭州、浙商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辛亥革命与近代文化转型、辛亥革命与中西学术会通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下面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重要发言内容。

汪林茂

过去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是在政治史的框架下进行的。我自己研究的时候，曾力求摆脱政治史的框架，但是也没有完全摆脱，实际上处于开拓新的研究视野的过渡阶段，今后可能要仰赖各位年青学者们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探索。

在现在看来，辛亥革命对杭州城市建设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湖滨、城站以及城北等几处城市中心都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开发建设出来的，而且开发建设的成果反过来对浙江以及杭州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影响和成果，实际上辛亥革命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对后世的影响，比如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打破了几千年来的枷锁，带来了思想的解放。浙江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都受到了辛亥革命的影响。浙江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以及后来发起学生运动的那些人和辛亥革命都有密切的关系，或是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或是直接受到辛亥革命的启蒙影响。在学术领域，辛亥革命以后也的确呈现出了另外一幅景象。

辛亥革命不单单是1911年10月10日的那一声枪响，而是一股潮流。所以说，研究辛亥革命的影响，不要单单觉得辛亥革命就是一声枪响之后建立了共和国政府这一件事情，那只是“戳破脓疮”的一个瞬间，更要关注这一股辛亥潮流对后世的影响。

张 凯

最近看一些回顾总结辛亥革命研究的文章，都提到了章开沅先生的一篇文章《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这篇文章写于10年前，也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除了总结反思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还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很大的展望。章开沅先生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要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历史本身和百年历史展望”。我觉得，对浙江以及杭州来说，这也是今后辛亥革命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且不谈具体的研究，我先从宏观上谈谈自己的两个感慨：

一是要从源头上搞清楚辛亥革命之于中国的意义。正如汪老师所言，辛亥革命是历史潮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事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此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到达了爆破点。正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通过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我们可以观察到辛亥之前涌动的潜流和最终作为政治事件的爆发。辛亥革命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关键节点。经过10多年的政权建设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思想文化的累积，在1911年辛亥鼎革之后，中国的历史走向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从时段上来说，研究辛亥革命的确需要三个“一百年”。现在的革命史研究，不仅仅是关注一个革命事件而已，需要在时代的宏大潮流中把握历史的走向。

二是要以全球史的视野来看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革命，到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作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到底和欧美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格局，有着怎样的关联？这应该成为学界推进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个观察视角，而且，也是拓展辛亥革命研究的路径。对浙江这样一个风云交汇之地的辛亥革命研究来说，同样具有比较大的指导意义。

丁贤勇

就杭州城市发展而言，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了杭州城市物理空间的变化，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我主要从拆城筑路的举措、湖滨区块功能的变化、城市新中心形成三方面来谈谈。

一是拆城筑路的举措。辛亥革命前后，随着社会、经济等诸方面迅速发展，人们普遍认为旧城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因此一直想要把它拆掉。杭州拆城有其契机。光绪三十三年（1907）杭城第一条入城铁路——沪杭铁路自城外贯城而入，拆清泰城门及城墙数十丈，这是杭城拆城筑路之始，也是一个古老、古典的城市迈向近代化、工业化的开始。

与其他地区不同，辛亥革命后杭州拆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辛亥革命前，湖滨是旗营所在地。对杭州而言，这是一个被占领或者说是满清统治下民族被压迫的印记。辛亥革命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拆除旗营势在必行。

1911年11月4日，杭州起义，翌日凌晨，除旗营外，全城光复。立宪派的代表、沪杭铁路总理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后，与旗营谈判，经过周旋，旗营“委械请降”，杭州“全境帖然以定”。谈判有三：一，民军保证旗民生命安全，八旗兵……缴械投降；二，准许旗民与汉人通婚，旗民可经商、务农，在法律上平等就业就学；三，交出旗营。这是最实质性、最关键的一条。择他处造两百间房屋以安置旗民，大多数人后来移居杭州郊区上泗（现转塘、袁浦、龙坞）一带；还有一些不愿意离开的后来就住在菩提寺路（实际尚在旗营范围之内），大概20世纪20年代迁至百井坊巷。

旗营及其城墙拆除后，杭州的城墙开始拆除。沿湖的全部城墙以及钱塘、涌金、清波三门都拆除以通马路。而后需要修筑更多的马路，又把望江、武林、艮山、候潮四门一并拆除。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把仅剩的庆春门也拆去，只留下凤山门这个水门。

▲清波门

二是湖滨区块功能的变化。杭州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风景旅游城市，最关键、最核心的是拆除旗营，将该区块开辟成湖滨。曾有诗人吟道：“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千年时光流转，西湖仍冠绝群芳，这同辛亥革命以后湖滨地区的建设是有关的。因为事实上它完成了一次较为成功的转型，即城市旅游职能的开发。

旗营修筑把西湖堵得严严实实，湖滨几成旗营的“私家花园”，湖与城分割。1912年民国政府拆除城墙（城门），迁走旗民，改兵营为市场。这使得杭州城与西湖融为一体，构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风光，造就湖城合璧的意境。据《1921年浙江社会经济调查》载，当时（1920年前后）杭州在西湖环湖就造了十几条马路，这些道路的宽度为9米至30多米；在西湖边，人行道和车行道是分开的，并栽有行道树。这样的道路建设标准实际上就是按照风景旅游城市来加以设定的。西湖美景加上优越的道路设施，使得杭州美名享誉内外。除马路外，拆除旗营的湖滨狭长地带还辟建了一至六公园。这是革命党人同清朝统治者不一样的地方，过去“一半西湖一半笆，筑笆都是官宦家”；而浙江革命党人将西湖变成了开放的、公众的。湖滨一带焕然一新，公园中还有音乐厅、花房凉亭，人来人往，俨然已是市民悠游所在、游客旅行中心地了。110年之后的今天，西湖已是世界文化遗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明清以来，杭州经济发达，已经成为江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江南经济中心地之一。而拆除旗营，营造新市场也代表着一个崭新的约1.5平方公里的城市商业新区的诞生。湖滨新市场的兴建与当时的民政长褚辅成有一定关系，他曾留学海外，具备一些经验、见识，重新规划设计新市场的一些人也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建设工程从造四条马路开始，分别是湖滨路、延龄路、迎紫路和平海路，这四条马路的宽度大致在20余米；其次是筑周边次一级大约15米的路，如学士路等。这些道路均以中间为主干道，两边为人行道的规格筑造，相对笔直，整体上构成“井”字形街区。这种精心规划过的道路，给人以现代化城市的直观感受。

筑马路是后续建设的基础。大、小马路的规划，主、次干道的划分，将土地切割成一块块规整的矩形，这便利了土地的拍卖。据《浙江省会清满营标卖地图》，当时最好的地块，如今天的解放路和延安路交界这一带每亩售价1500圆大洋，最低的500圆大洋；最初新区尚不繁荣，买的人少，后来打折，每亩特等1000圆，一等700圆，二等500圆，三等300圆。实际上，当时湖滨的土地是标卖，就像今天的“招拍挂”，先卖出再建设，逐步招商引资。民国初年，像蝶来、金城、西湖等高档饭店逐渐开办，环湖、清泰等高级旅馆也开始营业。今天的“杭州解百”是当时最重要的商店，唤作“劝业场”。此外，这个区块还规划了政府用地，像将军府、杭县政府等。这就是湖滨新市场民国初年的情况。

实际上湖滨城市新区的发展经历了100多年。从旅游的角度看，这里可以满足游客吃住购行游各项消费需求。从文娱休闲的角度看，浙江省教育会、民众教育馆、基督教青年会都规划在这个区块；直到20世纪80年代，杭州市民想要看电影，还是首选这一带。此外，这里还是公众运动中心。但后来反对日、美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学生运动常常在这里举行，这里就成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公共区域。再从政治的角度看，民国初年的将军府，后来的市政府、省人民大会堂，甚至监狱都布局在这一区块，因此，这里也是一个政治中心。至于经济，毋庸赘述，经济中心是湖滨新市场的首要定位。

▲湖滨步行街

自1912年至1949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以及内战，整个湖滨地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成为浙江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中心。这个地位持续到20世纪末。因此，概述辛亥革命后杭州城市功能的变迁，一是旅游职能的扩展，二是城市新区综合体的成功开发，类似“三通一平”“招拍挂”的作业流程已是现代操作。可以说，整个湖滨的建设和发展，就是民国史的见证。

三是城市新中心的形成。甲午战争后，杭州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城北是一个交通中心，首先获得发展。有了现代化的交通轮船，城北拱宸桥一带成为第一个开发的新区，但实际整体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第二个新区是在城站火车站附近。1907年，沪杭铁路通车，两地间经济互动、人员往来非常频繁，位于清泰门内的城站成为杭州的第二个城市新区，但实际上还是较为荒凉。

湖滨是杭州近代出现的第三个新区，一个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新区。到1949年，杭州市内公交线发展到10条，其中有8条以湖滨作为起点；湖滨又是市外交通中心，杭富公路也以湖滨（湖滨稍南）作为起点，而过临安的杭徽公路，则是经今天的少年宫一带，然后走松木场。当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湖滨的规划者业已在武林门规划汽车站。辛亥革命后，乘客坐火车到杭，下车往往先到湖滨，如此城站到湖滨便发展起来。过去从江干、中山路一直向北，称为大马路，然后从武林门出去，这块地段也发展起来。如今这两块都获得发展，杭州城市则相对会拓宽一些。东西城站—湖滨两个点，南北江干—湖墅两个点，在它们的连线上，这两块经济商业相对集中的地段都会发展成为中心地带，东西两点，则是开放新市场以后形成的。杭州城市中心的变化又带动延安路这一区域的发展，而作为传统居住区的吴山则依然保持发达的状态。

辛亥革命后，城市中心的变化，湖滨的兴起，改变了杭州以后近乎百年的商业地图。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四十年中，杭州城市中心并没有太大变化。

陶水木

今天，我结合自己的研究，着重谈谈浙商与辛亥革命——以革命基础为视角。

浙商是百十年前推翻封建帝制、创建民国的重要力量。这方面虽然迄今尚无综合性专论，但已有关于浙商对辛亥革命的财政支持、宁波帮与辛亥革命、湖商支持辛亥革命的特点等专论，也有涉及的相关著作。这些论文论著大多是以同样思路来论述浙商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即以张静江、王一亭、吴锦堂、赵家艺、虞洽卿、朱葆三等为代表的浙商是如何支持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如何直接参与上海等地光复、如何在财政物资上支持攻克南京的，很少从辛亥革命基础这一视角去考察浙商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民族资本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是不可想象的。

浙商是奠立辛亥革命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重要力量。浙人以擅商著称，王孝通曾评论说“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五口通商以后，襟江带海的上海以其独特的区域优势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商机敏锐的浙商利用地缘和业缘优势，及时切入进出口贸易，并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向近代工矿业、金融业、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等各业发展，辛亥革命前夕已成为上海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执诸多行业之牛耳。他们以上海、汉口为大本营，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也成为其势力范围，而且诸多浙商把省外经营与浙江母地经营相结合，省内外联动，形成密切联系。他们以雄厚实力为后盾，垄断了上海、杭州、宁波商务总会及上海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上海钱业会馆、上海洋布公所、上海华商火险公会等沪、杭、甬地区诸多同业会馆公所的领导权。辛亥以前，浙商创办、经营的近代工商企业基本属于中小企业，在阶级属性上，浙商大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其政治态度相对比较激进。在20世纪初改良与革命的政治分野中，浙商多倾向于革命（有的是在认清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质后转向革命）。浙商的上述经营态势、在商界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政治态度，造就辛亥革命重要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浙商留学、兴学、办报刊，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打下思想基础。戊戌以后，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后，一批浙商留学或游历日本、欧美，如张静江、陈其美、陈其采、沈谱琴、庞青城、周柏年、俞凤韶、钱新之、张弃群、吴锦堂、吴鼎昌、赵家藩、赵家艺、魏伯桢、沈敦和、包达三、蒋抑卮、李馥荪、 陈叔通、徐新六、陈朵如、朱光焘、胡孟嘉、徐寄庼，等等。他们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又感受到民族危机的深重，而清政府却成为“洋人的朝廷”，其思想大多转向革命，有的还成为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传播者。同时，一批浙商创办新式学堂，如严信厚创办储才学堂、叶澄衷创办澄衷学堂、刘锦藻等创办浔溪书院、吴锦堂创办锦堂学校、庞青城创办浔溪公学、陈春澜与田世霖创办春晖中学、张弃群创办浔溪女学、沈谱琴创办吴兴女校，沈谱琴还任湖州府中学堂监学（即校长）。这些创办者有的曾留学（游历）日本、欧美，有的长期在上海租界从事工商业经营，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所以这些新式学校除传授文化知识外，还传播西方思想文化，浔溪女学、吴兴女校还分别请秋瑾、章太炎等到校执教、讲学，宣传反清革命和民族主义。

浙商还积极创办或资助创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1904年，湖州商人潘芸生等在上海创办《湖州白话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10年，宁波商人李霞城、蔡琴荪、王东园等创办《四明日报》，王东园任经理，成为宁波地区承传文明、启迪明智、介绍孙中山和同盟会思想主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1908年，张静江、庞青城、周柏年、赵家蕃等募资资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以“为民请命为宗旨”的《民呼日报》。该报被清政府查封后，张静江、庞青城、周柏年、王一亭等又于1910年资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民立报》创刊后，迅速成为国内最有革命影响、发行量大的革命报刊，对辛亥革命影响重大。

浙商参与建立或加入革命团体促就辛亥革命的组织基础。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的中国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浙商对同盟会的创立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吴锦堂、赵家艺、赵家蕃、魏伯桢、吴鼎昌、张静江、周柏年、沈谱琴等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成为同盟会会员，吴鼎昌并任评议部议员，吴锦堂后任同盟会神户支部长,并把他在神户私邸的部分房屋借给同盟会办公。随后杨谱笙、庞青城、王一亭、俞凤韶、庞元济、包达三、李云书、李征五、 周佩箴、竺梅先、庄崧甫、黄岳渊等一批浙商纷纷加入同盟会。王晓籁则于1907年加入了光复会。1911年7月,陈其美、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策动长江流域革命的总机关，杨信之、杨谱笙、赵家蕃给总会以巨大的财政支持，杨谱笙并任总会总务会干事，负责筹划管理总会的经费事宜，杨信之、庞青城在上海的寓所都成为同盟会的秘密联络机关，赵家艺则不久成立同盟会宁波支部，并任会长。

仅从以上促成辛亥革命的几方面基础看，浙商对百十年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具有重要贡献。

徐立望

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做过辛亥革命研究，当时有一种很深切的体会，就是很多东西看不透。借用张凯老师刚才讲的章开沅“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的观点，我们做辛亥革命研究，要往前追溯，要有适当的延伸，因为它与之前的历史阶段是有承续关系的。但是，把从晚清最后十年到辛亥革命之后十年这二十年的历史弄清楚，是非常不容易的。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省、市社科机构和高校推出的一些成果，对辛亥革命史料方面的推进是毋容置疑的。我也参与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中浙江谘议局、汤寿潜部分的史料整编工作，深切体会到了做这项工作的艰难。所以我对像汪老师、陶老师等这些花费很多心力做史料整理、汇编工作的学者是非常敬佩的。这些史料集非常有价值，对浙江辛亥革命乃至全国辛亥革命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次，我结合以往整理的资料，就保路运动、谘议局与浙江辛亥革命谈一些看法。

汤寿潜和全浙铁路公司以及浙江谘议局，三者关系紧密。研究它们，是理解辛亥革命前后浙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键所在。汤寿潜是浙路公司的灵魂人物，他发起和领导了清末浙江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涉及民众最多、社会动员最广泛的拒款保路运动，这也使他成为此时期浙江最有声望之人。毫不夸张地说，汤寿潜和他领导的全浙铁路公司，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西方势力、传统士绅、广大市民、新型知识分子、立宪派、革命党人等等各个阶层的聚焦点，是新旧阶层整合的黏合剂。

早在1898年，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同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订立苏杭甬铁路草约，获得该路的修筑权。草约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1905年7月，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省铁路有限公司，汤寿潜担任浙路公司总经理，决定自修铁路，但是遭到英方的阻扰。为了解决绅商和英国的争端，1907年10月，清政府外务部抛出所谓“拟分办路、借款为两事”的方案：“路由中国自造，除华商原有股本尽数备用。”此方案一出，舆论大哗。各个阶层在挽回利权、爱国图存的共同旗帜下采取集会抗议、通电政府、舆论抨击等各项手段。迫于各方人士的压力，署浙江巡抚信勤在1907年11月24日代奏浙江十一府绅士115人公呈，自办铁路，不借外债。3天后，在杭州举行声势浩大的浙江全省拒款大会。大会组织者组织各个地域、阶层的人士会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意义重大。

这场保路拒款运动，虽由立宪派汤寿潜等人主导，但是革命党人亦参与其中，并希望通过这场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在东京的光复会总部，曾电浙江保路会，除表支持外，并提出“拒冯（冯汝骙，浙江抚台）、留信（浙江藩司信勤，此人对保路运动尚赞成，故东京电拟留他任巡抚）、救济（东京派留学生回国活动，到杭时，要保路会接济经费）”的办法。东京光复会也屡电在沪会员，拟借保路运动，谋划浙江光复事业。浙江光复中最主要新军将领之一顾乃斌，接受东京同盟总会的指令，将2000份有抵制政府之印刷物（不完粮、不纳税、谋浙江独立）在会场分送。军界人士认定盛宣怀为卖路罪人，十分痛恨。1908年春，大学士王文韶去世后出殡，他们听闻盛宣怀来杭州吊唁，夏超、顾乃斌等人就决定在西湖旁边的盛家住宅等候，对其羞辱，后因其未来，遂有烧盛庄的计划。

这场拒款运动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是直接的结果确是导致了各个阶层的动员和整合，相对封闭的新军较为广泛地参与其中，促进了军界和政界、学界各等人物的交流。如在浙江自治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士绅褚辅成也就在此时与军界相熟。他以后一直参与军界的密谋反清计划，在1909年成为谘议局议员后，俨然成为商绅代表与新军合作的桥梁。

1909年10月，浙江谘议局第一届常年会开幕，温州陈黻宸当选为议长，杭州陈敬第、嘉兴沈钧儒为副议长，24人选为常驻议员。浙局虽被清廷局限于为行政官厅咨询之用的辅助机构，但是议员们主体意识强烈，自居为代议独立机构，在赋税征收、教育普及、经费筹措、预算审议等方面与行政官厅展开激烈的斗争。需要指出的是，浙江谘议局的留日背景议员虽非占主体，但是极为活跃。两位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都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又如褚辅成、阮性存等人是议员中的骨干力量，他们具备现代法政知识，年富力强，主导着谘议局的前进方向。同年浙局推选赴京的资政员名额14位，留日议员就占9位，占据了大多数的比例。相比于他们自身在浙局的人数比例，反差鲜明。浙江铁路关系浙江民生，自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为了维护民众权益，他们不惜与浙江巡抚决裂，以罢会停议加以抗议。

清政府在浙路屡次触及浙江民众的底线，而同时期国会召开日期的一再拖延，更是羞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也一步步地把谘议局和革命的新军推向了更加紧密的合作，清政府已了无希望。此时在上海的陈其美、黄郛等同盟会会员或亲自赴杭，或频频派人与浙江新军接洽，决定军事方面由顾乃斌、朱瑞领导，而政治方面由谘议局议员褚辅成联络两位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议员张传保等人涉及筹备。11月5日凌晨，新军在顾乃斌、朱瑞等人的统领下，十分顺利地光复了杭州。经革命党人讨论，第一任都督由深孚众望的汤寿潜担任。各地受杭州影响，纷纷独立。浙江的光复终呈水到渠成之势。

宫云维

正如汪老师和张老师讲的，辛亥革命作为一个“破疮”的节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学术界而言，公认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是因为辛亥革命爆发，才跟随罗振玉去日本。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界，王国维的学术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前，主要从事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研究，辛亥革命以后转向经史之学。王国维的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四个领域：文学及戏曲史研究、甲骨文及殷周史研究、敦煌文献和西北出土简牍研究、西北史地和蒙元史研究，其中后三个都是辛亥革命之后完成的。毫无疑问，辛亥革命也是王国维学术经历中的节点。

▲王国维

王国维早期的学术经历以研究西洋哲学为主。早在“东文学社”学习和工作时，受日本教员冈佐代治的影响，王国维就开始学习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这期间，王国维研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桑木严翼之《哲学概论》、翻尔彭之《社会学》，以及尼采、洛克、休蒙等人的著作，攻读之余，还动笔翻译介绍西洋哲学。1906年2月，王国维随罗振玉进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等，直到1911年9月辛亥革命爆发。《红梦楼评论》《宋元戏曲考》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期间，王国维受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影响，试图用西方的哲学思想解释中国传统的学术，但叔本华也好，康德也好，并没有解决他的人生苦闷。于是，他放弃了哲学，研究文学。然而，这一转变仍然不能让他满意。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说：“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换言之，他仍然没有找到学术的“心灵归宿”。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随罗振玉率全家避居日本，长达五年之久，对于王国维而言是一个学术的转折点。他自己说：“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这个“变化”就是“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王国维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学术转变，乃至“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催烧之”，专治其早年不喜欢的经史之学,学术界已有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爆发，王国维就不会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如果王国维不东渡日本，王国维在古史研究方面能否会有如此卓著的成就，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正是在旅日期间，王国维在罗振玉以及一干日本学者的帮助下，精研《十三经注疏》《说文》，以及罗振玉的大云库所藏之金文款识等，写出了《流沙坠简》《齐鲁封泥集存序》《洛诰解》《鬼方昆夷狁考》《三代地理小记》《古礼器略说》《生霸死霸考》《东山杂记》等一批涉及金石学、敦煌学、金文、礼学和民族、地理等方面的研究著作，为其后来的古史研究打下了基础。有学者把王国维辛亥革命以后的学术经历细分为旅居日本、在上海和晚年在清华讲学三个时期。毫无疑问，旅居日本的五年是王国维古史研究最重要的时期。表面上看，为王国维赢得海内外广泛赞誉的《史籀篇疏证》《殷礼微文》《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汉代古文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太史公行年考》《殷周制度论》等重要学术论著是1916年后在上海讲学时发表的，但其基础和思想却是源自其旅日期间。可以说，没有其在旅日期间的学术转型和积累，也就不会有1916年春受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主持编辑《学术丛编》之举。没有其在上海的讲学和著述，或许也不会有1922年初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受聘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之荣誉。

当然，王国维只是近代学人受辛亥革命影响的一个典型，辛亥革命之于王国维学术的转型或许只是一个偶然。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爆发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至少从鸦片战争之后，近代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近代学术的转型也没有完成。相关的研究，仍有待于深入。

另外，我最近翻看一些浙商家谱的时候常常在想，这些家谱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方式，它们是如何反映辛亥革命的？从鸦片战争开埠以后，浙江有很多人开始外出经商，这些家谱对商人的描述跟辛亥革命以后的报纸对商人的描述是不一样的。虽然没有研究足够的史料，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那个时候很多商人，比如虞洽卿、张静江等，之所以能够成长那么快，甚至登上政治舞台，其实跟辛亥革命、跟政治体制变革有关系。所以我觉得研究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对浙江的影响，在研究空间上既可以“上九天揽月”，关注国家层面，也可以“下五洋捉鳖”，从社会史的角度，探究辛亥革命对民间百姓生活的影响，可能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当然做这方面研究，相关材料不够丰富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汪林茂

宫老师说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过去学界对辛亥革命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变化，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沉浮兴衰，是较少注意的。实际上社会变迁、社会变化最终就是落实到这些普通民众身上，那到底是向上变化还是向下变化，到底变革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所以从家谱中找资料的确是很好的想法，过去我们也考虑过，但这个工程太庞大了。如果组织一个班子，沉下心来专门去研究，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张 凯

刚才宫老师提到辛亥革命前后王国维的学术转型，我接着这个话题谈一些看法。

戊戌维新前后，清季学界争论的重心已渐渐从“汉宋”转向“新旧（中西）”。“十年以来，汉宋既息，新旧代兴”。面对儒术危殆之局，如何“存中学”“固中体”，张之洞强调“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能不讲西学”，故高度关注“西学为用”。诚如有论者所言，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所带来的实际结果，却是“西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时人言用必言西学，实际上在暗示中学至少在当下“无用”。中国传统学术以通经致用为要，一旦中学不能为“用”，中学之体、经学正统地位自然动摇。沿着这种思路，清末民初学人重建“国学”、保存国粹、整理国故，中学由“体”逐渐演化为“故”，中国学术体系完全为西学分科所取代，如何以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统摄、整合四部分类体系，实现传统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的转型成为清末民初趋新学人的共识。

近代学术门类的建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移植之学”，即直接移植西方学科到中国，主要为传统学术系统所缺乏的门类；另一种则是“转化之学”，即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重新整合，改变文史哲不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织的特征，进行专门化分科，并重新与西方引进的知识系统相融合。经学的地位与设置，成为影响学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清末变更学制后，新式学堂经学课程难以维系圣教和支撑中学，“中体”危机日亟，官绅开始思考以专门学堂保存旧学。御史赵炳麟主张在通行学制外，设立国学专门学堂保存传统学问。随后，在张之洞的倡导下，各省纷纷成立存古学堂，分科教学，开设理学、经学、史学、词章、子部等科目。民初，蔡元培认为旧学应当保全，但经学不足以另立为一科。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废除经科，将经科分散归入文科的哲学、史学、文学三门，其中《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破除传统学术的自大旧习。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明令大学不再以“经史之学”为基础，而以教授高等学术为宗旨。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为七科。新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化，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经学也日渐抽离其原有的学术内涵，经书被分门别类地归入文史哲等现代学科体系中，成为各学科以历史的眼光与科学的标准分析、评判的知识载体。五四运动前后，经学所承载的种种政治与伦理观念被全面质疑，范文澜、周予同等学人作为经学转折的见证者与亲历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经学已无丝毫发展的可能。

与此同时，经过中西学战、国粹与欧化论辩，趋新学人开始重新梳理传统学术，区分国学与君学。庚子国难之后，在经世应变的刺激下，以学派突破道统，以国学对抗君学，成为清末学人救亡图存、维持种性的有效途径，“有学与无学”“国学与君学”、汉宋与今古等议题揭开清季重建学术传统的序幕。邓实强调国无学无以立，“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学其乌可一日已乎”。天下学术分为君学、国学与群学，一国有一国之学，国学为一国兴亡之本。章太炎于1906年指出广义的国学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国学观念呈现出一种超越儒学、以史代经的有意倾向，势必走向斩断宗纲、质疑儒学正统的历史叙述与价值系统。正所谓：“国学者，必萃一国之思想学术。”“以儒术为国学者，名不称实之举也，朕即国家之学也。” 然而，仍有学者期望保存古学。马叙伦提议在杭州设古学讲肄社，“今日中国物质之文明其去西方瞠乎若处阀阅而望堂陛，必不可得驾而胜之矣。惟学术则西方仰企以为不可及，修其故而新之，功倍而誉美，自弃而不讲，日追蹑于人之后尘不至，必为辱至，亦岂为武力哉。此修明古学之不可缓也”。（马叙伦：《上袁提学请立古学讲肄会书》，《尚贤堂晨鸡录》第7期，1910年8月。）

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言中强调，“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世界学问不外科学、史学、文学，“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在从天下一统之势向万国并立之势转变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成为传统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环节，学问变为世界性，如何融汇中西，开辟既立足民族本位又具有世界性与普遍性的学术机制，成为民国学术的根源性命题。

今天，探讨辛亥革命，既要看到不得不然的时代趋势，又要基于今天的观念与体制，反思其中的某些做法还存在什么张力。有的地方可能要认可，基于革命史观念的表达或者意见，或许不能把它们等同于历史本身或正确的观念。为了革命的需要，无论是刘世培还是章太炎，确实采用了不少社会学的方式叙述中国古代史或古代学术传统。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基于革命的需要而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学问进行建构。是否符合历史实情，以及是否符合他们当时的本意和主旨，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说完全不符合，但是绝对不能划等号。对于辛亥革命时期那些会通中西的学者的方式，一方面需要去阐释，一方面又要时刻警惕：他们的方式是他们出于某种观念立场或政治立场的一种书写或叙事。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叙事进入到他们那个时代，同时也可以进入历史之中，但是不能把他们的叙事等同于历史本身的整体性。

另外，大家都谈到史料整理。实际上，浙江的辛亥革命史料有很强的独特性和代表性，我想还有进一步整理的空间，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比如《浙江官报》《汉民日报》、民间日记等。

汪林茂

前面我讲到辛亥革命研究要突破政治史的框架，在资料整理上的确是要好好考虑，是按照以前的模式做，还是再改进一下，变动一下?这都是以后要好好考虑的，因为资料集是研究的基础，对研究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我觉得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今后更要关注辛亥革命整个时期的社会变化,就像刚才各位老师讲的，政治上怎么从君主变成民主，学术上怎么从君学变成国学，民众的身份怎么从臣民变成国民，教育上从怎么从书院变成学堂等等，对于整个社会变化的研究，更能深刻理解辛亥革命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辛亥年十月武昌起义的枪声，浙江辛亥革命也不只是1911年11月4日夜火烧巡抚衙门这一事件，从历史大视野看，它是一股兴起于庚子以后持续十年的历史洪流，武昌起义、杭州光复只是这股历史洪流的爆发点。

而且，这股洪流并不是单一的，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望，这股洪流是由三股社会潮流汇聚而成的，也就是说，110年前的浙江辛亥革命，是一场“三江汇流”下的革命。

第一股潮流，也可以说是位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潮流前锋的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被民众称为“激烈派”）为代表的反清革命潮流，毫无疑问是20世纪初在浙江社会起引领或日引导作用的社会主潮流。从1901年浙江留日学生沈翔云等人发起创办《国民报》，开始宣传革命思想；接着，《浙江潮》宣传爱国思想、革命思想，章太炎以尖锐泼辣的文章，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反满、反清、反专制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口号，等等，起了很大的反清革命的号召作用。在思想宣传的基础上，1902年，从原求是书院学生组织的“浙学会”成员蒋方震、王嘉榘等人组成“青年会”开始，到1904年发展出了光复会成为当时全国三大主要革命团体之一，在整个革命进程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它与同盟会一起，在浙江宣传革命，组织团体，发动起义，推动了浙江及全国的革命运动。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动员下，民众对“激烈派”主张从不理解到理解，对“激烈派”行动从旁观到同情及至支持。1911年，光复会与同盟会在民众的支持下取得了浙江光复的胜利。

第二股潮流是立宪潮流。接受了戊成启蒙的浙江士绅、资本家、知识分子们，在庚子以后开始踊跃地参加新政活动，并且在这个群体当中既推出了像汤寿潜、陈黻宸、张元济等等闻名全国的立宪派骨干，也在基层社会涌现出许多改革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平和的改革活动不仅广泛宣传了改革理念，催生了许多近代新事物，更大的意义是把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政治革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也演化成越来越高涨的政治激情。起初，他们还是以积极而真诚的态度，要求清朝政府通过自我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但在静静地等待两年后，在危急的内外危机逼迫下，他们无法保持耐心，便奋袂而起集会请愿、签名请愿、上书请愿、赴京请愿，试图由下而上地推进立宪运动,但他们的真诚期望最终还是落空了。清政府对于政治改革的敷衍、拖沓甚至蒙骗,使他们不能不从期望变成失望以至绝望。从“平和”逐步走向“激烈”汤寿潜等人从期盼“君主立宪”到拥护甚至参与“共和立宪”的过程，正是立宪运动潮流汇入革命大潮的一个缩影。

第三股潮流是浙江社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潮流。近代以来，浙江城镇中近代市民阶层得以形成和壮大。但直至19世纪末，他们在政治上基本上仍是沉默的群体。庚子以后，在民族生存危机的刺激下，在当时广泛宣传的新思想学说的启发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观念越来越广泛传播。1901年发生的拒俄运动，虽然还只是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展，但这次运动所宣传的国家思想和主权观念、“中国人”这一民族主义理念，开始将城镇市民群众吸引到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自此，浙江民众不再只是注目外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也不只是关心眼前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件，而是以国家、民族一“分子”的身份，关注国家的各项主权和民族尊严。所以，当1905年5月反美爱国运动兴起时，浙江全省从新知识阶层到城镇的工人店员、小商贩、手工业者等下层民众等，第一次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态度参加运动，还积极主动地进行抵货活动，拒绝搬运美货誓不购买美货，或参加商人组织的查禁美货的行动等，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次运动发挥的社会动员作用，使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浙江全社会认同的政治原则，民众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参与成为必然趋势。因而在接踵而来的1907年浙江拒款保路运动中，各地市民群众参加斗争更为自觉、积极而坚决。他们强调浙路是“我国民之铁路”，不仅积极参加各种抗议集会，并且踊跃购买路股，连那些下层市民中生活贫苦的工人、轿夫、车夫也以自己仅有的血汗钱，为保卫国家主权贡献一份力量。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是初步的国家主人的意识、国民自主和国民权利观念。这个观念必然地推动市民群众把对国家事务的参与范围扩大到国家政治问题上。尤其是在浙江民众看到清王朝在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问题上倒行逆施时，便不能不对旧的政治体制及专制政府产生愤恨，把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转变为对共和政治的向往和拥护。所以，当其后发生武昌起义、浙江光复时，《申报》报道浙江各地社会对光复的反应是“万众欢呼，鸡犬不惊”。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万众欢呼”是“鸡犬不惊”的前提。很多地方的民众在接到民军即将起义的消息时，都出现了群众欢呼光复、遍插白旗甚至送茶水食物劳军的景象。所以也可以说，无论是“万众欢呼，鸡犬不惊”，还是“安静如常”“兵不血刃”，都是浙江社会高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潮流汇入革命大潮的表现。

我认为，从这个大视野去看辛亥革命，能帮助我们更深远、更宽广、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的来路、初心和潮流走向。因为以辛亥年为一个历史节点的革命潮流，后来依然循着他的初心所向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