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833—910）是唐末最有成就的诗人。他本名横，年轻时即应进士试，咸通间已有人将其与温庭筠并称（黄滔《司直陈公墓志铭》），久困不售。寻值天下大乱，仍没有放弃，不惜远赴蜀中应试，仍无成。长期的压抑，使他的诗歌充满时代批判，古往今来的权威、圣贤、名宦都被他骂过，得罪人太多。年岁渐增，不觉就快五十了，总得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于是改名隐，行走全国，联络各处有权势的人，也无所成。以他的心气，不是没有人可以接纳他，而是他深明贤人择木而栖的道理。一系列挫败后，返乡稍息，意外遇到刚实现割据杭州的钱镠。此后在钱幕近三十年，事实上参与了吴越钱氏政权的初建。叙述这段经历，可以更深地了解罗隐及其诗歌，也有助于理解钱氏政权的真相。

▲罗隐画像

李定广《罗隐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考证，罗隐初入钱镠幕府，是在光启三年（ 887）春夏间，时已五十五岁，对唐人来说很老了。钱镠是杭州临安人，与出生新城的罗隐可称小同乡。钱镠比罗隐年轻十九岁，当时为杭州刺史，这时三十六岁。他早年以贩盐为生，后来做临安石镜镇将董昌的偏将，经过十多年战争，董昌势力坐大，钱镠多立战功，此时还没有自成门户。罗隐此前曾无数次投谒，此次仅因归乡，投谒新任州官，也可能有友人章碣的介绍。《吴越备史》卷一载：“初从事湖南，历淮、润，皆不得意，乃归新登。及来谒王，惧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之句。王览之大笑，因加殊遇。”其中“从事湖南”难以落实，而“历淮、润”则多有诗证。新登即新城，后梁时避讳改。他初见钱镠，投卷以在今武汉一带所作诗《夏口》列为卷末。所引“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两句，涉及东汉末年一则有名故事，即名士祢衡议论时政，直指权相曹操，曹操很不爽，但觉杀名士有损自己清誉，乃借手镇守夏口的黄祖杀之。今存《甲乙集》有《游江夏口》一首，其中有“黄祖不能容贱客，费祎终是负仙才”两句，疑此“一个”云云，为此二句之讹传。即罗隐作诗虽有感慨，不会直接将钱镠比喻为黄祖，而“黄祖不能容贱客”，意思有了，又没有挑明，最为妥当。钱镠读懂了意思，知道罗隐在观察自己的气度，立即待以殊礼，高规格接待。

其实，罗隐在见到钱镠前，曾多方寻找出路。乾符、广明间，世乱方殷，他在池州得到刺史窦潏的照顾，一度动了隐居九华的念头。广明二年（881），与顾云曾同游扬州高骈幕府，顾云受聘，他却没有得到机会。此后再依窦潏，又相随至宣州，窦被逐后又各处奔走。其间经洛阳、长安而入蜀，经过利州筹笔驿时，留下“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名句。他希望择良木而居之，得贤主而辅之。他看不到希望，只能继续寻找。在蜀还有《上亭驿》诗，末云：“少年辛苦今飘荡，空愧先生教聚萤。”老师说刻苦读书总会有改变命运的机缘，年过五十了，机会还有吗？光启元年，他入浙西周宝的幕府（在今江苏镇江），恰巧写成《秦妇吟》的诗人韦庄也在。这时他的诗名已经很大，朝中也有人加以推荐。一次遭到宰相韦贻范的反对，说曾经与罗隐同舟，彼此并不认识，舟子介绍，罗隐说：“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以敌得数辈。”这是狂妄，当然不能用。后来他在钱镠幕府已久，朝廷拟给他赐一进士的名分，又有人反对：“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虽然有才，皇帝也想帮忙，乃问有何诽谤之辞，大臣告：“隐有《华清》诗曰：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诗其实称赞与批评都有，就看你如何理解了。相隔已经很多代人，实在太久远了，但批评先帝就是不满本朝，昭宗也没办法。就在他投谒钱镠的当年，他曾接到荆南节度使张瓌的邀请，也曾投献明州刺史钟季文与浙西节度使周宝，犹豫徊徨，难以决断。

罗隐初为钱镠从事，钱镠特请设置钱塘县，荐罗隐为首任县令。罗隐对此是领情的。他有《茅斋》诗云：“从事不从事，养生非养生。职为尸禄本，官是受恩名。时态已相失，岁华徒自惊。西斋一卮酒，衰老与谁倾？”名为幕下从事，却又无具体烦恼之事。有职务方有薪俸，设官以处，更感到受到意外的恩惠。又作《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云太傅手植在钱塘》：“欲询往事奈无言，六十年来此托根。香暖几飘袁虎扇，格高长对孔融樽。曾忧世乱阴难合，且喜春残色尚存。莫背栏干便相笑，与君俱受主人恩。”诗题中的太傅，《文苑英华》卷三二一作“白傅”，是。白居易于穆宗长庆中任杭州刺史，于郡斋建虚白堂，种牡丹及紫薇，至此已经六十多年。诗咏牡丹，以牡丹为第一人称叙述，说在此已经六十年，见过许多文章才士，更经历世乱变化，所幸在暮春时节还能保存残色。最后借牡丹口气，说与君即作者一样，都受到主人的恩德。这里，罗隐要向钱镠表达感谢，意味婉曲，意思又很真诚。

这里要说到钱镠的政治潜力、文化程度与待士态度。罗隐入钱幕当年，浙西军乱，节度使周宝奔常州，钱镠派军援接，不久夺取常、润二州，同年底周宝去世，钱镠代为节制浙西（即代理节度使）。这是钱镠政治上的重大进展。此后七年，大致维持这一局面。直到乾宁二年（895），浙东节度使董昌求为越王，不许，乃于越州称帝，国号大越罗平，年号顺天。这给了钱镠进讨的借口，乃奏请朝廷，以本道兵讨平之。从此钱镠拥有两浙，奠定后来吴越国的基础。

钱镠出身底层，从军旅起家，对文人有尊重，也难改军阀习气。《旧五代史》本传说他早年“性尚刚烈”，有士人欲谒主帅董昌，“见镠稍怠，镠怒，投之罗刹江”，处置很过分。任节度使后，有人献诗云：“一条江水槛前流。”《册府元龟》卷八九七所引，“槛”作“横”，可能没有发现“前流”二字与钱镠姓名同音，“镠不悦，以为讥己，寻害之”，也是相当敏感。与罗隐友好的朋友章碣受命为表奏孔目官，稍有犹豫，即遭到笞打。更不幸的是著名诗人吴仁璧，与罗隐交往密切，今存有二诗与罗隐有关。《诗话总龟》卷四七引《雅言杂载》云其“是年中第，入浙，谒钱武肃，殊礼之。累辟入幕，坚辞不就，以诗谢云（诗略）。武肃复遣人请撰《罗城记》，仁璧坚不从，武肃怒沉于江，吴人惜之”。李定广《罗隐年谱》引《十国春秋》卷八八，乃钱镠母水丘氏去世后，“具礼币请为墓铭，仁璧坚不肯属草，武肃王大怒，投仁璧于江中，死”。时在天复元年（901），在他及第入浙后第九年。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钱镠的礼贤下士是有条件的，即必须为我所用，否则不免暴戾粉碎之。对此，罗隐当然有充分理解，进入钱镠的幕府，得到他的提携与照顾，更要注意分寸，始终保持对府主的尊重与敬畏。

钱镠本人诗歌，今存约二十首，其中必有他人代笔或后人依托之作，较可靠的应是以下几首。一是《五代史补》卷一载士卒有怨言：“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钱镠于后批云：“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丁晋公谈录》载钱镠回批是：“无了期，无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大旨相同。二是开平四年（910）钱镠回归家乡，作歌抒怀，今存三种文本，较特别的是用越语吟唱的一首：“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相信钱镠平时也以讲越语为主。三是《吴越备史》卷二载钱镠命以强弩五百射钱塘潮之涛头，又亲筑胥山祠，为诗置于海门。其中二句：“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借取筑钱城。”如此英雄豪迈的诗歌，可以看到他在两浙底平，从事建设时的决心与魄力。

举上面几例，是要说明钱镠粗通文学，不足名家，也稍知文理。在唐末世乱中，乐于招纳文士，更重视将子女从士人的立场来加以教育，这是他的身后几代子孙皆以文学名家之根本所在。

罗隐入钱幕时，已近高年，更久经历练，虽然仍然保留一些文人好议论的风习，也较好地保持分寸。

《说郛》卷一四引苏耆《闲谈录》载：“钱氏之有国也，应西湖之鱼捕者，必日纳数斤，谓之使宅鱼。有终日不及其数者，必市为供之。民颇怨叹。一日，武肃大设一图，上画磻溪直钩之事。武肃指示命罗隐赋诗，应声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武肃大笑，自是尽得蠲免。”是说西湖捕鱼者，每天必须进纳几斤鱼到使宅（应即钱府）。如果捕捉不到足够的鱼，则就市场买鱼而进献，民间怨叹而又无可奈何。某次钱镠大会诸人时，恰有一幅图，画姜太公吕望在磻溪直钩钓鱼的画面。罗隐受命赋诗，首二句当然咏图画，直钩钓国是希望引起周文王的关注，是为国设谋。如果生在当前，西湖上如此垂钓，就没有特例，也要循例进奉使宅鱼。对钱镠来说，当然是很小的事情，乐于听纳。

罗隐在某些关键时刻，也曾以智慧帮了钱镠的大忙。景福元年（ 892），朝廷任命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最初命年轻人沈崧草拟谢表，乃盛言浙西殷富。将发，为罗隐见到，立即进言：“今浙西兵火之馀，日不暇给，朝廷执政方切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这是罗隐的老成持重。天下乱后，各方需求甚殷，你还夸说我治下多么富足，不是给朝廷之求索以充分借口吗？他乃改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据说此表进上，人皆知为罗隐手笔。昭宗即位，本名李杰，改名李敏，再改李晔。各道府进表祝贺改名，以浙西罗隐贺表评为第一。表云：“右则虞舜之全文，左则姬昌之半字。”将晔字分拆为日、华二字，舜名重华，姬昌即为周文王，说其改名切合古圣名王的本名，实在是非常恰当。

当然，罗隐本性幽默滑稽，气氛妥当时，仍然不改本色。如《镇海军所贡》：“檐前飞雪扇前尘，千里移添上苑春。他日丁宁柿林院，莫宣恩泽与闲人。”所贡不知为何，很怀疑是柳絮一类轻扬易飘的种子，从江南进献，将其植种于上苑。罗隐后二句故作庄重，其实仍是游戏而已。

乾宁二年（895），三十三岁的浙府同僚沈崧赴京应试，登第而归，以春榜示罗隐，罗隐题诗云：“黄土原边狡兔肥，犬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将朝廷悬科广征天下才士的科考，比喻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围猎，只有动作迅疾的犬、马，方有获捷的希望。以灞陵老将李广来自喻，久经沙场，却未得封侯，只有回想当年夜猎而归的情景。意思是，我老了，久已为时代所抛弃，只能看年轻人追名逐利，徒存回忆而已。罗隐去世后，沈崧执笔为其撰写墓志。罗隐的赠诗虽有些愤言，并不影响二人的交谊。

李定广《罗隐年谱》勾勒出了罗隐在钱镠幕府二十多年间的官职晋升细节。即光启三年为杭州从事，寻为钱塘令。龙纪元年（889），为秘书省著作郎。光化三年（900），赐进士及第，升三署郎中。年末授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天祐三年（906），转司勋郎中，充镇海军节度判官、副使。次年，朱梁代唐，以谏议大夫招，不就。开平二年，魏博罗绍威奏隐为给事中，仍不就，第二年，迁盐铁发运使。这里可以看到，除给事中出于罗绍威推荐，其他皆钱镠所荐。这些官职，在幕中是实职，居朝则多为虚衔，但可增加荣耀与待遇。罗隐在钱幕，或称为掌书记，但仔细分析，则似乎一直是在幕府内外的半自由之身。其间龙纪元年曾入京送贡物，也曾以著作郎的身份，短暂立朝。他历年游踪，则及于苏州、宣州、处州、金华、南闽、京口、温州等处，或游览山水，或寻访道友，当然也有奉派出使者。其间他与四方僧道、诗友皆有广泛的联系，留下许多诗篇。从这些迹象看，钱镠确实以非常之才礼敬于他，重要文告、碑记或曾借手于他，但又不是时时刻刻将他困拘于自己身边。对罗隐来说，既有生存之倚靠，又有发展之机缘，更没有居人幕下之不自由，钱镠对他优待，他心存感恩，留下大量诗篇。

《钱尚父生日》：“大昴分光降斗牛，兴唐宗社作诸侯。伊夔事业扶千载，韩白机谋冠九州。贵盛上持龙节钺，延长应续鹤春秋。锦衣玉食将何报？更俟庄椿一举头。”生辰当然要祝贺，他特别提到钱之维护唐室，藩守宗社，再以历史上的名相伊尹、夔和名将韩信、白起来比喻，最后祝富贵长寿。

《暇日投钱尚父》：“牛斗星边女宿间，栋梁虚敞丽江关。望高汉相东西阁，名重淮王大小山。醴设斗倾金凿落，马归争撼玉连环。自惭麋鹿无能事，未报深恩鬓已斑。”有空当然也不妨写诗颂德。这时钱镠已经获得使相和吴王的名义，故以汉代宰相开东西阁，与淮南王门下有大山、小山，来称赞其事业兴盛，门下得人。最后说自己是山野麋鹿之人，自由惯了，深恩未报，鬓发已斑，实在惭愧。

《献尚父大王》：“数年铁甲定东瓯，夜渡江山瞻斗牛。今日朱方平殄后，虎符龙节十三州。”是在钱镠平定温州，拥有两浙后所献诗。东瓯指温州，其时争夺颇激烈。朱方指润州，曾是浙西节度使驻节之地，是钱镠与杨吴政权数度争夺之地。“虎符龙节十三州”是说钱镠实际掌控的地域。有一个著名故事，诗僧贯休曾投诗钱镠，有“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据说钱要他改为四十州，贯休不肯，拂袖而去。与罗隐诗比较，可证此说不实。

钱镠有大的兴作或工程，罗隐也有诗文记述助兴。《尚父偶建小楼特摛丽藻绝句不敢称扬三首》，是为钱镠在府邸建楼而作，其中有“只待淮妖剪除后，别倾卮酒贺行台”句，淮妖指占据扬州的杨行密军府。而《钱塘江潮》：“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漫道往来存大信，也知返覆向平流。狂抛巨浸疑无底，猛过西陵只有头。至竟朝昏谁主掌？好骑赤鲤问阳侯。”也与钱镠之筑钱塘以捍守杭州城之安全有密切关系。最重要的还有杭州罗城之建设，是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而建成，周回七十里，大大加强了杭州的军事防御能力。罗隐撰《杭州罗城记》，特别强调筑城对于抵御外侵、守护安宁之重要。

▲钱镠画像

罗隐在浙幕期间，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就是魏博少帅罗绍威对罗隐的极度崇拜，以及两人之间的来往。

安史乱后的河北，藩镇割据，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持续了约一个半世纪。其中实力最强的是魏博镇，其镇帅几度换姓，军镇实力强大。光启末（约 888）政变后，推罗弘信为帅。光化元年弘信卒，其子绍威（877—910）即位，时年方二十二岁。《旧五代史》本传叙这位少帅云：“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攻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学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可说是一位文武兼资的儒帅，才分很高，更明晓事理，自己也能写诗。他的诗可确认的只有两句：“帘前淡泊云头日，座上萧骚雨脚风。”题作《公讌》。写幕府宴会时的情致，极具风韵。世传有《柳》《咏白菊》二首，宋人说是其父弘信作，明末胡震亨编《唐音统签》时，认为“弘信出身军校，史第云其善骑射而已，未闻能诗也。有谓绍威作者，似可从 ”。

罗绍威统治一方，更多的兴趣则是写诗，对罗隐更是五体投地式地尊崇。《旧五代史》本传说：“江东人罗隐者，佐钱镠军幕，有诗名于天下。绍威遣使赂遗，叙南巷之敬，隐乃聚其所为诗投寄之。绍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为曰《偷江东集》，至今邺中人士讽咏之。”这里“南巷”当作“南阮”，用阮籍、阮咸叔侄故事，是说绍威自称侄，以罗隐为叔，塞一大把钱给罗隐，以示礼敬。罗隐曾自称江东生，罗绍威觉得自己所作多学罗隐，命己集曰《偷江东集》。罗绍威的疯狂尊崇，对罗隐压力很大。他有《魏博罗令公附卷有回》相答：“寒门虽得在诸宗，栖北巢南恨不同。马上固惭销髀肉，幄中犹羡愈头风。蹉跎岁月心仍切，迢递江山梦未通。深荷吾宗有知己，好将刀笔为英雄。”自称寒门，于绍威其实相隔南北，本不相关，但有劳你俯身称叔，我知高攀不起，但也深感荣幸。接着说自己已经不适应军中生活，更羡慕你掌控大镇（用曹操典）。岁月蹉跎，向望之心更切，可惜道途遥远，恨无由相见。最后送上祝福。《五代史补》说罗隐困窘时到魏博拜谒罗绍威，“叙家世，邺王为侄”，魏幕之人皆怒，罗绍威独不以为意。就目前存诗看，两人未必曾见面，罗隐答诗很有分寸。

此外，罗隐写给罗绍威的诗还存六首，这里难以尽述，述其要者。《甲乙集》所存《秋日有酬》一首，《唐诗纪事》卷六九说是写给青州王师范的，皆非，当依《文苑英华》卷二六五作《感德叙怀上罗邺王三首》之一。诗云：“盛业传家有宝刀，况闻馀力更挥毫。腰间印佩黄金重，卷里诗裁白雪高。宴罢佳宾吟凤藻，猎回诸将问龙韬。登坛甲子才三十，犹拟回头赌锦袍。”这时罗绍威领中书令，封邺王，年还未及三十。诗极度赞美罗绍威的文武建树，提到挥毫是说其书法，更赞赏其诗作之高雅，写他宴宾客而吟诗，出猎与诸将论兵，最后更称三十登坛，还想因诗而夺锦袍。

《甲乙集》所存《寄酬邺王罗令公五首》，其中前二首，《文苑英华》与前诗作三首一组，可以认为不是同时所作。这些诗中，罗隐皆保持极度尊重的态度来赞美这位坐领北方重镇的少帅。再引几句吧：“书札二王争巧拙，篇章七子避风流。”也是赞美其诗书成就。“敢将衰弱附强宗，细算还缘血脉同”，据说他们共同攀上了远祖晋长沙相罗含，因此认了宗亲关系。“长笑应刘悲显达，每嫌伊霍少诗篇”，前句是说应玚、刘桢有才华而官未显达，伊尹、霍光虽位极人臣，但都没有篇章存留。

罗隐与罗绍威的密切联系，我觉得钱镠应知情，并不反对。罗隐是他幕下士，与他镇主帅如此密切联系，就府主来说，不能不知情。天下割据之时，诸镇表面仍服从唐王朝，四时八节彼此也会有问候。魏博是大镇，离吴越很远，没有利害冲突，这段罗绍威主动达成的叔侄友谊，只能作一段佳话来读。罗隐存诗皆很庄重，绝无任何轻率得意之处，看到他处事的能力。罗绍威是藩帅文人化的较早例子，可惜其作品毕竟还是很少留存。

罗隐卒于开平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据公元则是 910年1月26日，得年七十七岁，唐诗人中，很长寿了。他大约在开平二年已经发病。《吴越备史》卷一载：“一日，隐寝疾，王亲临抚问。因题其壁云：‘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隐起而续末句云：‘门外旌旗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 ”这里有一问题，即所引罗隐二句，见《春日投钱塘元帅尚父二首》，是罗隐早期进献钱镠者，诗意是赞誉钱之麾下军容壮肃，文才纷纶，作为对钱镠屈驾抚问之回答并不合适。而《吴越钱氏传芳集》收此诗，题作《题罗隐壁》：“特到儒门谒老莱，老莱相见意徘徊。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老莱指老莱子，是春秋时的道家学者，罗隐好道，以此相称，似也可以。但在儒家那边，老莱是孝道的代表人物，老莱娱亲更是盛传古今。钱镠作为吴王来看望幕下之元老，这样称呼合适吗？我总以为《吴越备史》是吴越子孙的私修史，成书很早，难免采及传闻，而《吴越钱氏传芳集》成书较晚，存疑之作较多。大约可信的是罗隐病重后，钱镠曾屈尊往罗邸探望，可能有两句或一首题壁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对罗隐极度礼敬，看到罗隐难能可贵的杰出才华。罗隐《春日投钱塘元帅尚父二首》之二有“一句黄河千载事，麦城王粲谩登楼”，恰是对钱镠二句的正面响应。府主如此厚待自己，当年王粲依刘表而作《登楼赋》的感慨，似乎已经不足一提。

罗隐临终前，有二诗与钱镠告别。一首是《病中上钱尚父》：“左脚方行右臂挛，每惭名迹污宾筵。纵饶吴主容衰病，争奈燕台费料钱。藜杖已干难更把，竹舆虽在不堪悬。深恩重德无言处，回首浮生泪泫然。”另一首是《感别元帅尚父》：“玉函瑶检下台司，记得当年捧领时。半壁龙蛇蟠造化，满筐山岳动神祇。疲牛舐犊心犹切，阴鹤鸣雏力已衰。稚子不才身抱疾，日窥真迹泪双垂。”两诗诗题皆为后人所拟，因钱镠称尚父，为罗隐身后事，较恰当的诗题当作《病中上钱令公》《感别元帅令公》。二诗是感恩，更有将子塞翁托钱照顾之意。前一首述病中情形，行走不便，右臂残挛，有损幕府宾筵之庄重肃穆气氛。钱王一再宽容自己的衰病，想到贤主人如燕昭王筑黄金台，高俸礼请自己，自己帮不了任何忙，实在惭愧。“藜杖已干难更把，竹舆虽在不堪悬。”两句更见其已病入膏肓：老人持杖代步，可自己久已无力把杖；竹舆是简易的轿子，由役夫抬而出行，也久已不用。确实已久病不起，久不行动了。最后说你对我的深恩厚德，无以言说，回想往事，不能不泪流满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后一首是与钱镠的诀别诗。开始就说受聘幕下，朝廷的文书下达，自己捧领时的感动，幕府中各路英豪的拥护，言下自己也能克尽心力地加以辅佐。病重将死，难免有舐犊护雏之心，知道儿子不足成材，将亡别无所求，只是回想往事而无限感激。意思也很显豁。钱镠在他去世前已经奏授罗塞翁为镇海军节度推官，满足了罗隐之所求。

李定广《罗隐年谱》的封底，引《吴郡名贤图传赞》：“江东罗生，槃槃大才。策名吴越，伯业以开。”“伯业”即霸业，挑明罗隐在吴越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巨大贡献。虽然现在已经很难了解罗隐在钱镠霸业建立过程中的具体贡献，但罗隐曾撰《两同书》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又曾撰《谗书》广泛批评唐末普遍存在的社会丑恶现象，钱镠给他以信任，他自会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知己者。就小处说，从钱镠起兵，到吴越纳土，大约一百零五年，吴越钱氏实现了从军事强藩到文化世家的过渡，其间罗隐的贡献，可以想见。

浙江民间，对罗隐的印象似乎很不好。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有一短文，说民间遇小儿啼哭，家人即呼“罗隐来了”，哭即止。不知何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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