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现象，其与民间风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活动一方面成为民间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又在较深的层面影响到了民间的日常生活。在杭州，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宗教与经济上的特殊关系，民国时期杭州各种宗教流行，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

（一）佛地杭州

杭州在宋时已称作“江南佛国”。到民国时，寺庙众多，更是繁盛。

弘一法师（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就说到：“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游记《玉皇山》中也感叹地说：“杭州西湖的周围，第一多若是蚊子的话，那第二多的当然可以说是寺院里的和尚尼姑等世外之人了。……你若上湖滨去散一回步，注意着试数它一数，大约平均隔五分钟总可以见到一位缁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据1932年调查统计，杭州市共有僧尼3298人，其财产有：田，4634亩6分零7毫；地，389亩；山，3457亩6分；荡，305亩；房屋，145所，计437间；凉亭，5座；戏台，2座；楞严坛，1座。此外，尚有寺院676所，其中德孝将军庙，于民国12年（1923）办有益新小学1所。每届香汛，四方信徒来杭进香者，摩肩擦踵，川流不息。仅城隍山各庙宇，每次香汛，单锡箔灰一项收入，已达三千余元。其他香烛黄纸等费，至少亦在两三倍以上。灵隐寺全年水陆道场收入，总在五六万元以上。这是民国年间杭州佛教的鼎盛时期。此后，杭州佛教日见萧条，大多寺庵处于自生自灭、荒芜颓败之中。杭州僧尼，抗战胜利时为1873人，解放初有1647人，1952年有835人。此外，解放初杭州居士最多时有750余人，有近70人留发住庵，散居社会的居士难以计数。

▲杭州僧人

著名画家林风眠1928年曾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校并任校长兼教授。他在《美术的杭州》中道出了杭州寺庙为何这么多的原因：“杭州西湖之寺观林立，正是杭州西湖比别的地方更为富于天然美的证明。”因为杭州风景好，所以杭州寺庙多。天下佛寺总是建在山水佳境处。先是风景吸引去了和尚僧人，然后他们建起的寺庙在经历许多世代之后便成了名胜古迹。

（二）道教名地

历史上杭州不仅是道教传播较早的地区，而且又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地区，名山、名洞、名观比较集中。据《杭州市志·宗教》（第九卷）记载，1932年全市宫观280所；杭州解放初，1950年全市宫观仅剩下78所，其中全真派的44所，正一派（正乙派）的34所，全市有道士217人，其中道姑14人，非住庙道士60人；另外，在社会上从事吹唱的“道士”约有百余人。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香火、经忏，或从医及摆摊做小贩等。

民国时期，著名的道观的有：抱朴道院、福星观（玉龙道院）、黄龙洞、洞霄宫等。

（三）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杭州，始于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中亚薛述思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的马薛里吉思在杭城荐桥门建大普兴寺。

基督教在华的广泛传播，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不平等条约一起进入中国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浙江宁波列为通商口岸之一，允许外人经商、传教，西方传教士以宁波为入口纷至沓来杭州。清咸丰八年（1858），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差会遣人从宁波来杭开始布道。次年，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来杭布道。同治五年（1866），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差会传教士来杭布道。同年，英国内地会差会传教士从沪来杭设堂传教，还派人去萧山传教。

清末民国时期，外国基督教大举进入杭州传教，建立了一批教堂。根据1950年调查，杭州基督教共有教堂28处，其中属美国差会的有12处（南北长老会1处，南长老会6处，北长会2处，浸礼会1处，基础浸礼会2处），属英国的有7处（圣公会5处，内地会2处），属加拿大的1处，属中国自定教会的8处。另据1951年5月杭州市民政局调查统计，杭城基督教共有牧师24人（其中外籍3人），传教士37人（其中外籍7人），教徒4295人。教徒分布以上城区、下城区最多，拱墅、江干、西湖3个区次之。

民国时期，萧山、余杭等地基督教势力影响较大。1950年，萧山有教堂48处，教徒12184人，外国传教士3名，本国神职人员27名，兼职传道人员109名。余杭的余杭镇、塘栖、瓶窑、良渚、蒋村、安溪等地均设有教堂。1950年时余杭有教徒约1200余人。

（四）天主教

天主教传教士来杭传教活动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五月八日。时任明代工部员外郎的李之藻，邀请意大利耶甫郭居静、法国耶稣会神甫金尼阁来杭，为其在家中举行了第一台弥撒。这天被后人称为杭州开教日。不久，曾任监察御史的杨廷筠被李之藻劝说领入教，并在武林门观巷的家中设崇拜天主的圣堂。明天启七年（1627），杨廷筠将它扩建为一座天主堂，是为杭州天主教第一座圣堂。由于李之藻、杨廷筠热心教务，许多外国传教士聚居杭州，杭城新教人数大增。

▲杭州天主教堂

清康熙到雍正期间，清政府不准传教，杭州已无神甫。此令至咸丰时解除。宣统二年（1910），天主教罗马教廷将浙江教区划分为浙东（宁波）及浙西（杭州）两个代牧区。浙西代牧区管辖杭州、嘉兴、湖州、衢州、严州等地。1924年，天主教浙西代牧区改称天主教杭州代牧区。1946年，中国天主教建立圣统区，代牧区同时改称教区，1947年杭州教区升为浙江总主教区。自1910年始，杭州总堂区范围包括杭州、余杭、临安、於潜、昌化、富阳、临平、长安、海宁、分水、建德、淳安、寿昌、遂安。杭州是浙江天主教总主教区所在地。

天主教杭州教区首任主教是法国神甫田法服（1859—1949），光绪十六年（1890）来杭，主教座堂设在杭州天主堂。自此始，杭州天主教一直是法国传教士在主持教务活动。1913年杭州天主教创办圣母无原罪小修院，1918年创立耶稣圣心修女会，1928年创办仁爱医院，1935年又创办淇园小学。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城时期，教堂为日军占用。1938年5月，天主教杭州小修院在龙游县灵山镇天主堂复院。抗战胜利后，教会房产收回，又开始各项宗教活动。教会向上海美国救济总署领来大批在华美军剩余物资食品、旧衣裤、蚊帐、布匹等，在杭城各教堂内发放。教会还开设施诊所，为人治病。

1951年，杭州天主教有神甫17人（外籍2人）、法籍主教1人，外籍修女7人，教徒2192人。1951年1月17日，天主教杭州总主教区爱国教徒联名发表革新宣言，成立杭州市天主教自立革新筹备会，原杭州天主教本堂随即停止活动。不久，杭城天主教所属的医院、诊所、育婴堂、中小学校等慈善事业交国家接管，外国传教士也都先后回国。到1954年，杭州天主教有主教1人，天主堂3所（即下仓桥天主堂、城隍山天主堂、刀茅巷天主堂），修女会2个（仁爱会、圣心会），神甫7人，修女21人，教徒509人。

民国年间，余杭、萧山也有天主教传教活动。1915年，临平镇赭山港40号建天主教堂，四大瞻礼节由杭州总堂派神父主持弥撒。1922年，法籍神父梅占魁在塘栖镇建堂。抗战时，法籍神父高爵禄除主持临平教堂外，兼管永和、翁梅、小林等地的传道，教徒逾千人。临平教堂于1922年创办启司小学（1951年转为民办），余杭镇解放前也设有天主堂，有教徒3000余人。民国时，萧山的临浦、靖江、赫山、瓜沥、党山湾、城厢镇也建有天主堂。

（五）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初是在7世纪初叶，正值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327—649），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人，经海路移居杭州后，建立清真寺，以满足他们宗教活动的需要。

两宋时期大批阿拉伯人前来杭州经商贸易、传教并侨居。时至元代大批西域人因官因商定居杭州。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聚集在今清泰门内荐桥以西，羊坝头的礼拜寺（今凤凰寺），形成了一个回回居住区。因回族人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过去中国人也将伊斯兰教称作回教、回回教、清真教。明代杭州回教已取得了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地位。清代杭州的回教又有发展。

▲杭州凤凰寺

民国时期，杭州的回族人皆称为回回或穆斯林（教徒），在中国回教协会杭州分会和凤凰寺董事会等组织中，有商、政方面知名回族人士任职，在教内还举办公益和教育事业。

辛亥革命时，杭城回族人大约有四五百户人家，散居市区四隅，他们以杭州籍为多，也有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移居来杭谋生的。他们在饮食方面学有手艺，以经营本轻易销的大饼业、面食店和牛羊肉摊等小商小贩为多。但也有富豪巨商，如酱业大贾蒋苏庵（名国榜），他在西湖花港观鱼附近购置地产，建造亭台楼阁、水泥长桥，栽花养鱼，风景奇秀，名为蒋庄。

由于穆斯林的宗教习俗，杭州的穆斯林除了建立自己的清真寺以外，还建立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园公墓，地址在清波门外聚景园，濒临西湖，墓地面积84亩。1934年，因南园墓地年久湮没而无墓碑墓址可以稽可，同时累累坟冢已无隙地可以茔葬，又在西湖玉泉灵峰，建立永安公墓，占地99亩。1955年南园公墓迁至杭州市郊的留下荆山岭，占地面积125亩，原址辟为柳浪闻莺公园。

杭州的穆斯林还广泛地在穆斯林中普及文化教育，除了进行传统的宗教教育外，还努力传授其他近代文化知识。1920年，在原凤凰寺开办的回民文化班基础上创办了穆兴小学，回汉男女学生兼收但回民子弟入学一律不收学费。初办时为初级小学，以后添办高级小学，成为完全小学。学校按照民国教育部门颁布的教育法规等实施管理和文化教育，每天仍保留一节阿文宗教课，凤凰寺内教长、阿訇分任宗教课。办学经费从凤凰寺的房产收入中固定拨支。为使穆小学的毕业生能继续升学，在1928年8月又创办了1所中学——穆兴初级中学，借银洞桥丝织会馆为校舍，兼收非穆斯林子弟入学。到1932年7月，有初中3个班，学生124人，教职员18人。

伊斯兰教育有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三大节日，此外还有“元旦”（伊斯兰教历纪元元旦为公历622年7月16日）、“盖德尔夜”、“登霄节”等其他节日。民国时期杭州的穆斯林，习惯过的节日是开斋节、古尔邦节以及盖德尔夜。每适节日，是凤凰寺最热闹的时光，杭城及其周边的萧山、余杭等地的穆斯林，男女老幼，熙熙攘攘齐赴凤凰寺参加团拜。

民国初年，杭州回族中有实权人士发起组织回教凤凰寺聚进会，后改为凤凰寺董事会。抗日战争开始，杭州沦陷，凤凰寺一度遭到日军骚扰，董事会解散。1948年秋，白崇禧以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身份来杭指导，他建议成立中国回教协会杭州分会，于次年春成立。成立后，会务无进展，实际仍由凤凰董事会出面操持，董事会一直延续到1950年冬，同年11月成立了杭州凤凰寺整理委员会筹备接替了董事会。

民国时期，杭城清真寺除著名的杭州凤凰寺外，还有板儿巷东寺、五奎巷寺及郭家河头西寺等。

▲表1 杭州市各寺观教堂徒众统计表 

（据民国21年杭州市经济市井文化教育篇）

▲表2 杭州市各寺观教堂及附属事业统计表 

（据民国21年杭州市经济调查文化教育篇）

民国时期，各教在杭州均有其悠久历史，相当之地位，其中又尤以僧道范围尤大。单就僧道尼而言，在杭州市一隅，共有寺、观、庵、堂956所，人数4412人，占全市人口0.84%；土地9451亩，占全市面积2.68%。再据公安人口调查，1927年僧尼道数，3398人，1928年3826人，1929年3374人，1930年为3778人，1931年4422人，1932年5月4412人，5年之间增加一千余人。

各教在寺、观、庵、塔数，教堂数，也非常可观。就民国21年（1932）来看，杭州市面积共650方里（162.5平方千米），竟有寺院教堂986所，平均2方里便有3所，尚有房屋住宅不在其内。各教徒众8705人，占全市人口1.54%。僧道所有土地9415亩，占全市亩数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