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决策难通过
民国10年正月初三，宋锦源先生去世。高鹿生先生担任咸章绸庄经理。由于股东多实力强，加上宋锦源、高鹿生的尽心经营，咸章绸庄成为当时杭州最大四家门市绸庄之一。
有了实力，便要谋求更大的发展。高谋三说：“我大概十来岁的时候，听我父亲在与他人交谈时说：‘要进一步发展咸章绸庄，就得买地皮另建新楼，但是徐家不同意，徐家的人坚持咸章绸庄必须租用他家的房屋。’最后，买地建新楼的大决策也就没有了下文。我此时才感到真正有话语权的是徐老板。”
咸章绸庄股东多，各人的见解也多，涉及到商店发展的大决策要通过也就难了。高谋三说：“事实上，咸章绸庄的店屋的确不大，只是三开间店铺，与其他知名绸庄相比有一定距离。”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鹿生带着全家离开杭州，去了上海。那时，咸章绸庄在上海租界设立有分庄，所以高家就安身于咸章绸庄上海分庄内。杭州咸章绸庄的其他股东也纷纷逃离杭城，咸章绸庄关门歇业。
在上海，高鹿生在经营咸章绸庄上海分庄时认识了上海老九和绸庄老板杨选青。1942年，在高、杨两家大人的作主下，高鹿生的儿子高谋三与杨选青的女儿杨雨宽在上海成婚，不料婚礼举行前夕，高鹿生因病去世，咸章绸庄失去一位能干的经理。
经理睡在店堂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在杭州的几个股东积极谋划咸章绸庄复业事务。当时，高鹿生早已去世，高鹿生的长子、次子也在战争年代遭遇不幸，高家第三个儿子——时年26岁的高谋三便成了高家的当家人。在杭州的股东纷纷致电高谋三，要他尽快来杭州就任咸章绸庄经理一职。
高谋三笑着对笔者说：“我其实并没有当经理的本事，是他们挑挑我的啊！” 高谋三到杭州后，咸章绸庄复业。此时，在绸庄掌权的已经是第二代：高鹿生的儿子高谋三就任经理，宋锦源的儿子宋久香、宋乾生都担任了副经理（后来，宋乾生又被派往上海，担任咸章绸庄上海分庄经理）。
高谋三夫妇到杭州后，由于没有自己的住房，就临时居住在咸章绸庄设立在珠碧弄内的机坊内。高谋三的妻子杨雨宽说：“只是隔出了一间小房间，供我们居住。由于店内事务比较繁杂，高谋三几乎每晚都住在店堂内，我也很不习惯，就常常往上海的娘家跑。”
高谋三就任经理后，亲自担负店内的进货工作。高谋三说：“当时，咸章绸庄不光卖绸，也开始卖布，所以对外的店名已经是‘咸章绸布庄’，不少绸布尤其是布，都是去上海进货。”杨雨宽说：“那时，高谋三所进的货物，基本上都是热门商品，所以，几个股东都对他比较满意。”咸章绸庄当时有员工20多人，所以，高谋三还需负责员工的管理工作，说到如何管理商店的问题，高谋三谦虚地说：“父辈创业已经打好了基础，我们是小开当老板，坐享其成。”
杨雨宽说：“其实，当时做经理主要是干事的，就是负责商店的具体经营工作，干得好不好，还要看股东们的表态；至于有关商店的大决策并不是由经理决定的，而是要股东们决定，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时意见很多，也很难统一。”
杭州解放后，消费市场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社会风气崇尚简朴，高档绸缎滞销，咸章绸庄后来又出现资金短缺情况，高谋三就此离开“咸章”，随后由宋久香继任经理，不久，“咸章”终因资金严重短缺而宣告歇业，店屋一时空置。1951年6月，杭州土特产运销公司以1.5石大米的月租，租下此处房屋开业经商。老字号“咸章”就此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