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医施今墨-特别关注-杭州文史网

施今墨（1881—1969）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祖籍萧山区坎山镇施家台门。

▲施今墨

施今墨原名施毓黔。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九日（1881年3月28日），其祖父赴云南任曲靖知府的途中，于贵州喜添孙丁，取名毓黔，自小聪颖。毓黔上有一姊，下有一弟。祖先作过翰林，世代官宦的施家自然希望毓黔也能走仕途，父母绝想不到，就连异常疼爱他的祖父也绝想不到，这一次施家诞生的是一代名医。

毓黔幼时常听母亲讲外公的事情。外祖父李秉衡是清代山东巡抚，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仓促调李入京勤王，李秉衡率部在通县张家湾与侵略军展开殊死的拼斗，终无回天之力而吞烟土自尽，毓黔的心中自幼便埋下了爱国爱民的种子。那时母亲身体不好，孝顺的毓黔认为只有懂医才能对多病的母亲尽孝道，因此13岁就跟随其舅父、河南名医李可亭习岐黄之术，熟读古典医籍及历代名医著作，腹笥渊博。

1902年父亲施筱航放任山西，毓黔入山西大学堂读书。该校是用庚子赔款创办的，校长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校专制而不民主，毓黔因参与反对校长的学运而被开除。山西巡抚陆钟麟的公子是毓黔的姐夫，因此这一挫折对毓黔倒并没什么影响。1903—1906年毓黔就读于山西法政学堂，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保送京师法政学堂。是年，毓黔25岁，开始业医。他是学法律的，行医不过是他的兼职工作。这期间他结识了黄兴，奔走革命于南北。他在北京创办了尚志学会、尚志医院，宣传进步，普及文化，为辛亥革命人士作掩护。他始终热心社会公益活动，与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筹备一年余，每日往返市郊，备尝艰辛。慈幼院抚育男女孤儿各300名。为振兴民族文化，他担任过山西一学校教务长。1912年，毓黔以山西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参加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会后留在陆军部帮助黄兴制定陆军军法。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毓黔深感失望。从他1924年的旧作《甲子十月一夜宣化道中》，可窥见他的忧国忧民之心。诗曰：

风雨良宵不解愁，车尘碌碌几时休。山如时局不平起，水入川原就下流。

赋重年荒田野秽，人逃室毁犬鸡留。烽烟天接迷阳地，何处人间有自由。

在苦闷与彷惶之中，毓黔认为，既然不能彻底革除社会之弊，那么也要尽力为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减轻苦痛。遂抱“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旨，从此专心业医。行医之后他将黔字分开，改名今墨。一则他十分景仰墨子的“兼爱”精神，择医为业，对病人要有爱心，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二则献身医学，就要努力钻研，对技术精益求精，达到当今医学墨绳的水准。他的名字，也是他为自己从医立下的座右铭。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有一伙以绰号“南霸天”为首的恶霸，胳膊上架着活鹰，整天横行于街市或公园，侮辱甚至绑架、奸污略有姿色的民女。受害者无处伸冤，只能忍气吞声。适逢军阀张宗昌的宠妾患了疑难病，求巫拜神延误多日，病情日重。无奈之中，张宗昌请来有名的今墨。一番望闻问切，下药时施今墨想到了那伙恶霸，他故意面露难色，对张宗昌说：“夫人病情复杂，病势较重。为求特效，需用奇特物的药引，如军队之作战必谋出奇兵方可获胜，但奇特药引难买，有者恐不肯制爱，不知将军能否鼎力相助？”一番激将，张宗昌夸下海口：“只要北京有的东西，医师只管开方，我都能弄到。”于是施今墨在药引中开了“鹰爪”，并说：“近闻街市，公园有架活鹰者，如能到手，最助疗效。”张宗昌立刻下令手下寻找，很快找到那伙恶霸，不由分说，抢得活鹰便走。恶霸们自知惹不起，也只有唏嘘叹气的份儿了。

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案》，视中医为巫祝，要求取缔中医。在汪精卫支持下，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案》，施今墨等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政府最终废除了这一议案。时值汪精卫岳母患痢疾，遍请西医仍腹泻不已，无奈请来了施今墨。施今墨治好了她的病。她要送匾以示谢忱。施今墨说：“不要送了，你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1932年中央国医馆成立，施今墨担任了副馆长。

施今墨很喜欢写随笔，想到了什么随手记上，然后放入一个小箱子保存。他曾写道：“经云：如保赤子之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我奉医者对于病家也应如此。”他认为对病者应有赤子之心。

施今墨每晚睡觉前，在床头柜上总要放一把小茶壶、小碟上一块手巾、一个耳勺、一个本、一支笔。躺在床上，把白天行医的过程“过一遍电影”：当天看过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全部回忆一遍，一则检查一下是否有疏忽遗漏之处，二则提高医术。若有不足，第二天即让学生找到病家纠正。一有所得，马上开灯坐起，拿笔记在小本上。每天不到凌晨一、二点不入睡。年老以后，虽不再逐个回忆，但积习已久，失眠遂成为常事，但他从不服安眠药。他在一帧随笔上写道：“老耄失寐，习以为常。辄挑灯起继续白昼工作或另读书从事干小劳动，一日得两日之用，未尝不合算也。”1965年5月，施今墨已是84岁高龄，曾写下：“人因不睡若愁添，我自欣然愿失眠。昼夜无分寻乐事，余生岁月倍流年。”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光阴是何等的珍惜！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去世时，施今墨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老而未死，仍能在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大的幸福。——写在老友萧龙友逝世之后。”他还以“硕果不存”四字吊之。

施今墨把救死扶伤，为患者解除痛苦看做是自己的终生事业，这事业和自己的生命融在一起，不可分割了。

文革期间，施今墨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抄了家，病重卧床。1967年9月的一天夜里，有人急促地敲门，家人惊恐异常，家中惟一的“男子汉”施今墨的幼子施小墨去开了门。原来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儿子患乙脑合并肺炎已深昏迷一个多月，眼珠已不会动，现在住院抢救，气管已切开。孩子的父亲被打成“黑帮”，她在绝望之际想起了施大夫。小墨十分为难：老父已是86岁高龄，且重病卧床。那位妇女闻讯悲声大哭。哭声惊动了施今墨，他挣扎着坐起来，连声说：“请进来！请进来！”施今墨靠在床上，听那位家长述说病情后口念方子，由小墨抄方。这张方子是：

以上各药合匀再研极细末，用竹沥水五钱调合，缓缓鼻饲送入，隔四五小时即服一次，28-30小时后听病人家属回音。

施小墨抄方后大惊：一张处方竟动用那么多贵重药，这不是又给自己增加一条罪状吗？

施今墨让小墨在方子上注明病情危重，请药店照顾抓药，小墨只得照办。那位妇女含着热泪，拿着方子走了。施今墨躺在床上对儿子说：做医生“胆愈大而心愈细，智愈圆而行愈方”嘛，即使救不了病人的生命，也尽了医生的责任，怎么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呢？患儿服药后，眼珠会转动了，好象在四处寻找妈妈，尽管孩子最终还是去了，但那位母亲与施家成了朋友。她说：“怨我们自己看病太晚了，我永远忘不了施大夫。”

施今墨是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夏天，政协都要组织委员避暑，哈尔滨、镜泊湖、大连、青岛、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承德、海拉尔、呼伦贝尔盟……施今墨走到哪儿都有闻讯赶来的病人。施今墨来者不拒，每天也要看十几、二十个病人。他的小女儿如瑜为父亲抄方，他对女儿说：“别人治得好的病你治得好，别人说治不好的病你也治得好，那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夫。”一次，一位患奇症的女患者找到施今墨。她舌头伸得很长，怎么也收不回口腔。在津、沪遍访名医均束手无策。施今墨给她往舌头上涂了一些药，又口服汤药，病人的舌头竟奇迹般地收回了。施今墨对女儿说，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以奇制胜。用药如用兵，我按湿热给病人服药，舌头上上的是蒲黄散，蒲黄散都是毛毛，奇痒，使舌头受此强烈刺激自然会动。

施今墨为病人看病时，总是边看病边与病人交谈，问病人是哪儿人，病人若回答说是山西某县某村，施今墨马上能指出那儿的特产，那儿人喜欢吃什么，甚至能说几句当地方言，病人认为他是自己的“老乡”，无话不谈。他常和病人说笑话，医患关系十分融洽。

施今墨一生活人无算。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曾延请施今墨为其诊病。1930年他应邀赴陕西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除，当时报纸传为佳话。何香凝、溥仪、载涛、李宗仁、郭德洁都多次延请施今墨看病。经他看好病的普通百姓更是不计其数。他的夫人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出门在外，迎面走来的人她根本不认识，人家却热情地拉着她的手连连道谢：“是施大夫救了我的命！”

施今墨博闻强记。他通读了二十四史，文史的根底深厚。他认为丰富的文史哲知识对医生有好处。古人讲格物致知，他总结出“理真术效”四个字作为临床指导。看病要先把道理弄清，道理弄清了，医术才能有效。他在医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他一生追求、钻研真理的结果。

翻字典考爸爸是如瑜儿时的一大乐事。她专挑字典中的难字，问读音，问意思，却总难不倒爸爸，爸爸还会从这个生僻的字发挥出一句成语，一段典故。施今墨写诗用典自如，在镜泊湖避暑时，他与诗人臧克家时有唱和。施今墨忙于行医，除非孩子生病，他不大过问孩子的事，他戏称自己家里是施行“母教”。但子女们仍然从他日常幽默的谈吐中汲取了很多知识。

施今墨一生都保持着两个习惯：剪报、随带红皮小本。施今墨很注重信息，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有关医学的消息就剪下来，他实在太忙了，没时间整理装贴成册，就装在一个纸口袋里，需要时可以翻捡。他有一个红皮小本，听到有关民间流传的偏方、草药，他都随手记上。他听人讲五味子可以治肝炎，就在临床中试用，发现五味子果然有降低转氨酶的作用。草药中也有零金碎玉，施今墨很注意挖掘。64岁那年，施今墨突患胸膜炎，西医每天抽去胸水几百CC，仍无起色。病势日沉，家人已在准备后事。处于“弥留”之际的施今墨突然想到某本古医书有甜瓜子、西瓜子可去此病之句，便嘱家人买来瓜子，捣碎了煎汤，渴了就喝汤，并用该汤做药引子熬药。过了几天，竟霍然病去，以后也没再复发。从此，施今墨经常告诚学生“温故而知新”这个道理，要他们认真总结临床经验并且抓紧整理古籍，以求古为今用。

施今墨写得一手深有功底的王体字，一位书法家曾经说：施今墨不做医学家，做个书法家也是相当有造诣的。他时常教导学生和子女：“当医生一定要把字写清楚，拿着‘天书’去药房，或抓错药，或药房不认识让回来问医生，来来回回给病人增加负担。”

施今墨初出茅庐时，曾为当时一位名人看病。病人很多，忙乱中他把病人的性别写错了。开方后，那位名人把处方留在桌上：“医生连男女都分不清，这样的药我不敢领教。”施今墨常向子女讲述这件事，要他们引以为戒。

施今墨生活十分有规律，时间观念很强。他的就餐时间、吃水果时间都很固定。他每天12时整吃午饭。这天若病人不多，12时前看完了病，他与学生说说笑笑，要等到12时整开始吃饭。但如若病人很多，他必定坚持看完病才吃。家中的大师傅往往已将油锅坐上炉子，看看病人还没看完，只得把油锅先端下来。等到觉得差不多了，再端上炉子炒菜，施今墨一走出诊室马上开饭。

施今墨办事极为认真，如若有个会诊或外出活动，他早早就提醒家人。如果二点半外出，他“2点一刻了”“2点21了”“2点25了”……会催上几遍。他的拐杖、眼镜、大衣都放在手边，大衣放在架上都不行。只要外面汽车喇叭一响，他三步并作二步，一溜小跑出去，生怕来接他的人等着，浪费人家时间。

到了晚年，小墨时常看到父亲用手指在被上画，感到很奇怪。施今墨告诉儿子：“现在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好。我在写冷僻的字，写不常用的药名。”

当年施家内室挂有施今墨的手书条幅：“古语云，未有不劳而获者，我谓亦有劳而不获者。其有不劳而获者，诡遇之获，非正获也。其有劳而不获者，劳非所劳，是徒劳也。”“诡遇之获”四字后注有“比如守株待兔”。

施今墨一生，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妇科疾病、糖尿病的治疗都有很高造诣，对老年病也很有研究。喜用“对药”，即有的根据药性一寒一热、一升一降配在一起，有的根据四气五味一气一血、一表一里相配伍。经其再传弟子整理出版的《施今墨对药经验集》获科研成果奖。

施今墨是中医，但他对西医并不抱敌视、否定的态度，早在1937年初，他在自己主编的《文医半月刊》中就说：“学问之道，本无止境，去短取长，学者本色。当此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吾国医学陈陈相因之玄说奥理，而走向科学化一途。近年以来，西学东渐，西医亦同时输入我国，现通都大邑所设医院几如雨后春笋，医生、护士日渐增多，撰其医理疗法，颇多可取，彼中明眼之士，亦多以我中医有可效法处也。吾人研究学术应将畛域之见除取。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任之。反之，摒弃不用可也。”施今墨采取中西医之长，不为门户所限。他常说：“疾病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人人体质不同，且有季节、气候、地理等影响，应按实际情况，施以治疗，不能以我之喜用何药、喜用何方而千篇一律，亦不能生搬古方套用，即所谓既不泥古，又不离古，必须溶合蕴化，辨证施治。”

施今墨与著名西医黄家驷、林巧稚、张孝骞关系很好，那些著名的西医对施今墨也很尊重。张孝骞还介绍儿媳到施今墨处看病。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施今墨恰巧与黄家驷、林巧稚同桌，毛泽东很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青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说：“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

施今墨一生致力于中医的发展与革新，主张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从中医的标准化、规范化入手，进行中医改革。他提出中医改革，首先要从教材做起。他曾写道：“振兴中医有三大重点，即编书、办医院、开学校，三位一体之事是也。盖编书为保存过去经验，办医院为应用现代经验，开学校为推广未来经验。三者不备而复兴中医是犹工厂投资不足，原料机械人工缺一任何条件，希欲获得优美之货色断乎不能。三者之中尤以编书为先决问题，是与工厂原料相等比重。盖因临床不能无典范，教学不能无课本也。”

施今墨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本是中医的革新者，不革新便无进步、无进步便不存在的论定者，具有改革中医方案的整套计划者。而在社会上，仅认为我是这一个能治病的名医大夫，浅之平视我矣。”施今墨追求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成为一代名医，他更关心的是这一民族文化瑰宝的振兴和发展。他认为振兴中医“不在官府，不在他人，而在学术也”。要振兴学术，复古、复旧、保守是不可取的，只有吸收西方医学的精华改革中医，中医才会有生命力。远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倡导中西医结合。他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创立既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优点，又充分吸收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国新医学。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明确提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

1930年，他同萧龙友、孔伯华等名医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与孔伯华同任副院长。后于1932年，同魏建宏、刘肇甄、陈公素等人创立华北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

华北国医学院规定，学生必须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学制四年，学院以讲授中医课程为主，开设了中国医学史、医学大意、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诸病源候论、本草处方、脉学、辨证论治、医案学以及内、外、妇、儿、针灸、骨按、眼耳鼻喉、皮肤花柳科等。同时，还开设了生理卫生、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药理学、诊断学、传染病学、法医学、内、外、妇、儿等西医课程。此外，还有国文、日语、德语等。在实验课方面参加北大医学院的生理病理幻灯教学、尸体解剖等。中西医课程比例大约为7:3，可谓“中西兼授、融会贯通”。

施今墨非常重视教学质量。他亲自出面，邀请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立志革新、热心中医教育的贤达任教。如儿科瞿文楼先生，博学多才，谦虚求实，医德高尚，法古而不泥古，有不少独特见解，时称“正统幼科”；曹养舟先生，年已八旬，文学教养很深，很注意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强调“不可读死书，要有所发挥”，讲授内经、金匮、伤寒课多年。中西医名家赵锡武、朱壶山、方伯屏、赵炳南、吴彩臣、曹锡珍、李促美、姜泗长等也在该校任教。该院开办18年，共招生17班次，入学人数636人，为北京地区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中医人才，为民国时期中医教育史谱写了重要的一页。

施今墨创办中西医公社，摸索中西医结合的经验；他创办药剂房，试制合剂、浸膏、酊剂、片剂等中药新剂型。他曾担任过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并在北京、天津、上海、山西、察哈尔等地资助创办中医学校、讲习所、研究班等。

施今墨打破传统，率先在祖国医学领域使用了西医病名。华北国医学院编写教材，他主张中西医病名应该统一。1940年出版的《新选施今墨案》一书中，就出现了以现代医学疾病命名，中医辩证论治治疗的病例。他的中成药中，不少采用了西医的病名，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关节炎丸、胃病丹、感冒丹、强心丸、高血压速降丸，施今墨开了以西医病名命名中成药的先河。现在不少中成药的命名都走了这条路子。

施今墨的改革是建筑在继承、发扬中医特色的基础上的。他很重视望、闻、问、切。女儿如瑜跟他学医时，他经常对如瑜说：“脉法在张仲景的书中占有重要地位。《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明确指出：‘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消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辩记，勿谓不然’。《伤寒论》中所涉及脉诊原文共一百四十六条，药占全文三分之一，很多条文借脉象说明病因病机、治疗等问题，你要认真体会。”

为了培养子女们学医的兴趣，一次，他让孩子从初诊的病人中随意请来一位，未经问诊，一摸脉就说是“风湿病”；再请一位，摸脉后说是“高血压病”；又请一位，摸脉后说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病症一一说中，令四座惊讶不已。他对孩子们说：“虚实之要，莫逃乎脉。你们可先读《四诊抉微》、李时珍的《濒湖脉学》、王叔和的《脉经》。将健康人的脉同病人的脉逐一对照，要长期积累，步步意会。中医四诊的望、闻、问、切，每一诊都有很深的学问，万不可偏。但要想明确诊断，仅凭中医的四诊还是不够的，必须与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相结合。”

建国后，施今墨多次上书国务院、卫生部，提出《科学院设立中医学理研究所意见书》《成立中国医学学典编纂处建议》《关于中药科学化建议》，发表了《重视祖国医学理论的研究》《编辑中医统一标准用书》等文章。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所以要积极革新中医者，于个人的毁誉、荣辱、得失等等，都无丝毫考虑，而是因为这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损失。”

晚年，施今墨写了一首《改革中医是我志》的七言诗，言明自己的志向。

施今墨生活非常俭朴，不讲吃讲穿，他家中请的厨师问菜做得怎么样，他总是回答：“很好很好。”夫人给买什么，他就穿什么。裁缝来家做衣服，夫人问他衣服合身不合身，他穿上后反而问大家：“你们说合身不合身？”裁缝比量一下说：“这儿得去点儿。”“去点儿去点儿。”施今墨马上同意。家里用完的一根小绳他总缕起来放在椅垫底下，用完的水果筐也一个个摞起来。家人要用绳，都知道从椅垫底下找。

施今墨对姐姐非常敬重，他姐姐32岁守寡，一女二子均由施今墨供养。一直到外甥女去德国留学、外甥去日本留学，都是舅舅资助。外甥女学成回国后任北京航空学院教授。一个外甥是医生，另一个成为著名的动物学家，北京动物园塑有他的胸像。1959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施今墨无偿献出了10个药方。

1961年，卫生部指示派一名护士照顾施今墨的生活。施今墨夫人张培英解放前跟着施今墨抄方，解放后在宣武医院当护士，就承担了这一任务，不再上班，在家里照顾施先生生活。1962年，施夫人认为自己在家，不好意思再拿国家的钱，主动提出停薪留职。当时，施先生月薪还是1000元。后来施先生又主动申请减工资，享受一级专家待遇，月薪333.50元。施今墨十几岁就住在北京东绒线胡同194号，这个四合院有20多间房子，施今墨说：“房子太大了，我们家人口少，换个小点的房子。”他多次提出将私宅献给国家，或许因为他是民主人士，政府始终没接受。

“文革”期间，施今墨被抄了家，并被勒令搬出私宅。当时，他身患重病，工资停发，又将无安身之处，一家生活陷于困顿。小女儿如瑜含泪跑到西单邮局，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发了一个电报求援。施先生知道此事后埋怨女儿说，你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不该打扰总理啊！不料，三天之后国务院就派人来了解情况，周荣鑫亲自将施老的新居安排在建国门外国务院的一幢公寓大楼里，还为施老解决了治病、营养及日常生活所需费用。连遭惊忧、病情加重的施老是用救护车迁到新居去的。他躺在床上，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说，多好的总理啊，每天有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他处理，我们这点小事不应分他的心啊，不应该啊！

施今墨与周恩来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总理向别人介绍施今墨时，总是说，这位是我的保健医生。第一次为总理看病，施今墨不免有些紧张。号脉开方之后，他半天也没开口，这时周总理很随便地说：“开的什么汤头？”施今墨说：“保和丸加减。”总理笑了：“原来施老先生的汤头是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总理的幽默一下子就驱散了施今墨的紧张，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1953年春，海棠花开时节，施今墨应邀赴中南海西华厅。周总理说，施老先生，我想请你做老师，谈谈中医的发展问题。施老双手抱拳，连称不敢：“总理太客气了，今墨不过一介草药医生。”总理说：不然，您是专家，搞任何专业，不听专家的意见，不懂装懂，那是要吃亏的。我是诚心请教，请不要过谦。施今墨说：总理，国民党政府不支持中医，解放后人民政府扶持中医事业，我很高兴。但中医要发展就必须革新，不能永远停留在老的水平上。施今墨建议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学院、中医医院，要开展中西医结合，要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周总理听后说：听了您的话，我更有信心了。在新中国，中医一定要有个大的发展，我们不但要中医在国内占有地位，还要介绍到外国去，让西方知道，中医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1955年万隆会议前夕，敌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赴会的周恩来临时换乘飞机才幸免于难。会议胜利结束后，施今墨在北京见到了周总理。他急忙走上前，紧握着总理的手说，幸亏您没坐那架飞机……周总理望着施老，目光深沉而悲痛：好多同志遇难了，中国人民要记住敌人欠下的这笔血债。周总理鲜明的爱憎深深地留在了施今墨的记忆中。

1969年春，施今墨病危时，口述了一份几千字的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对子女说：“我一生中惟一的憾事就是不能再见到周总理，诉说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他让子女搀扶着坐起来，用颤抖的右手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

他再三叮嘱家人，在他过世之后，将此诗献给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

邓大姐生前曾到东绒线胡同194号专程探望施今墨。施老去世后，每遇施门弟子，总要关心地问：“你们师娘好吗？”

施今墨晚年多次跟家人说：“我死后一定火化，一定解剖。”“我的骨灰不入万安公墓（其父母葬在万安公墓），撒在宿舍后面的小河里。”对于身后事，他立有遗嘱：

我将来死后，遗体由我爱人张培英全权主张决定用火化处理（不要土葬）。凡我子女，族戚人等一概不得干涉。我神志清楚明白，肢体能自动作，是洽死非乱命也。切切，此嘱书字作证。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施今墨亲笔预立遗嘱。预嘱无论经过多少时日，直到我身一死便生效力。

他还多次说：“我是搞医的，要把自己的尸体献给医学。”就此事他专门给由他担任医学顾问的北京医院留有遗嘱：

施今墨预立遗嘱，请求解剖尸体事。因本人夙患泌尿系感染，迁延数年之久，时常尿血，赤白血球继续破坏，不断增加，经过多方治疗，多次镜检（北京医院有病案可查）并服中西医药不计其数，均无明显效果，究不明系属何种病症，深怀遗憾。

我自愿死后将尸体请由贵院进行解剖，探寻病源真相，倘得病灶所在，将其取出保存研究，以备后来病人遇有症状相似者，用资参考，或为诊疗之一助，亦仁术之工作也。

身后献遗体的老中医，施今墨当算中国医界第一人。解剖的结果，证实他死于膀胱癌。施今墨献身医学，爱民敬业，一生活人无算，为了造福身后的患者，他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奉献。

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1971年，施今墨的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为了弘扬施今墨先生的学术思想，施今墨的小儿子施小墨（毕业于北京首都医学院，自幼受到其父医术真传）于1998年10月成立了“施小墨诊所”，施门弟子、著名中医专家祝谌予、董德懋、翟济生、李德衔、索廷昌、刘韵远、李鼎铭、刘贵权等在该诊所为广大患者治病，慕名前来就诊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解放前后经施今墨看好病的患者后代。施今墨生前曾感慨：“我死后十年，可能还有人提起；死后廿年，恐怕连知道我名字的人也不多了。”看来施今墨先生是过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