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原名施青萍，学名德普、字蛰存。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施蛰存生于1905年12月1日夜，即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乙已年（蛇年）十一月初五戌时。施家世代儒生，家道清贫，当时施家居住在杭州水亭址钱塘县学宫旁租赁的老屋，据他本人回忆是三间朝西的房子“水亭余址傍宫墙，古屋三间对夕阳”。施蛰存属蛇，《易经》中有”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之句，他的名字，取喻蛇蛰伏于冬季而以存其身。如果联系施蛰存，后半生在凤风雨雨中默默栖息于喧器的大上海一隅就会发现：其一生如其名，也许是偶然？

▲施蛰存

辛亥革命后，1912年秋，施蛰存随父母从杭州迁居松江。

1922年夏，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松江二中）毕业。这年秋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因为文学爱好，施蛰存结识了宗文中学毕业班的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一干朋友。他们聚集一起，组成文学社团“兰社”，创办小旬刊《兰友》。因为家不在杭州，施蛰存便寄居在戴望舒的家里。1923年秋，考入上海大学。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归隐松江，任松江联合中学（后分出为松江县立中学）语文教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撰《苹华室诗见》首次以施蛰存署名。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刘灿波（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1928　年秋，复旦同学刘呐鸥创办第一线书店于上海，邀施蛰存和戴望舒主持编辑工作。施蛰存还任水沫书店编辑，与戴望舒等合编《文学工场》《无轨列车》，发表《妮侬》《雨》等小说、新诗。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与戴望舒等编《新文艺》月刊，刊载《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将军的头》等小说。

▲戴望舒

1932年应上海现代书局之聘，施蛰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从此放弃中学教师职务，长住上海，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主编《现代》月刊后，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并发表《创刊宣言》、小说《残秋的下弦月》、散文《无相庵随笔》等。短篇小说集《李师师》出版。

1935年施蛰存应聘上海杂志公司，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出了七十多种，因抗战开始而停止，没有完成全部计划。并主编《文饭小品》六期，编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译德国小说家格莱赛《一九〇二级》和美国里德《今日之艺术》并出版。

1939年任教云南大学，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1943年任教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札》等教材。

1950年，他转任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教授。1952年后施蛰存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直到去世。1950至1958年间，翻译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不同学术思想的争论，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受到迫害。1957年，他因与鲁迅的学术争论以及发表的杂文《才与德》而被打成右派，1961年成为“摘帽右派”，反右期间和“文革”期间先后在嘉定农村劳动，正式结束“右派”生涯是在1979年。施蛰存与鲁迅的争论，现在看来仅仅是学术争鸣，平常之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却是罪恶，他因此被迫下放农村，在“文革”中被示众批斗，批斗中还两次被迫下跪。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作品才重见天日，开始受到重视。

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走完了他近百年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风风雨雨，因为他的平和宽厚的心态，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家中最后谢幕的寿星。

施蛰存一生留下了丰富的翻译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散文作品和心理分析小说。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在中国民国文学史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当代，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的现代主义文学样式、文学观念，以及他所主导的“现代派”，仍然具有世界现代主义主流文学的中国特色，其文学的生命力，超越了民国文学史中的任何一个流派。

杭州的“兰社”，在民国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只算得上几个爱好文学的少年聚会、侃侃文学、练练习作而已，但这个文学群体却造就了民国文学天空中闪亮的现代派诗歌和现代派小说的巨星，光耀当代。而这个群体中的施蛰存，是仁慈宽厚的大哥，无论在小兄弟们的生前还是生后，都默默尽一份老大哥的情分。戴望舒谢世40年后，施蛰存已近九十高龄，还张罗为亡友整理散逸遗稿出书，重义的“施老大”，将“兰社”小兄弟们带到了“现代”，甚至带到了当代，这与创造社的“愤青”们彼此攻击、翻脸不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兰社”仅是青少年爱好文学而结成的带结社性的文学聚会，不像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那样，有自己的实体组织，有具体的结社行为。“兰社”尽管带有民国文学史中鸳鸯蝴蝶派的色彩，却是中国现代派诞生的摇篮，孵化出民国文学史中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派的心理分析小说；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主义的现代派诗歌；还诞生了现代文学理论家杜衡和叶秋原。尽管创造社催生了红得发紫的文学星座、文学研究会，培养了解剖社会的旗手，但是“兰社”的少年们却跨入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潮流中。

（一）杭州之江大学的小小“兰社”

1922年9月，施蛰存回到了阔别10年的杭州，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当时杭州宗文中学的学生：18岁的戴朝寀（望舒）、16岁的戴克崇（杜衡）、16岁的张元定（天翼）以及叶为耽（秋源）等，在风生水起的新文学影响下，由于共同的文学兴趣，结识了施蛰存。此后，施蛰存和这些少年们，加上“同学闻风而来者凡十许人”在杭州之江大学组成了“兰社”。

1922年底，“兰社”七少年在杭州冷泉留影，照片以《冷泉兰影》为题，发表在《星期》第42期，并署笔名“梦鸥、涤源、寒壶、无净、鹃魂、弋红、伊凉”。“兰社”少年们的这些笔名，几乎就是鸳鸯蝴蝶派。

▲《冷泉兰影》

施蛰存发表第一篇小说是《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刊于1922年《礼拜六》第155期；此后《老画师》刊于《礼拜六》第161期；《寂寞的街》刊于《星期》第17号。而戴望舒的第一批文学作品，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大多发表在周瘦鹃和包笑天主编的刊物上。如《债》、《卖艺童子》分别刊登于1922年《半月》1卷23期以及2卷7期；《母爱》发表于《星期》1923年第45号。尽管”兰社”少年早期发表的作品大多在鸳鸯蝴蝶派刊物，但实际上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施蛰存曾解释说“现在有许多人骂我曾经是‘鸳鸯蝴蝶派’中人，以为这是我的不名誉处，其实除了一小部分杂文之外，我那时的短篇小说倒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在戴望舒的小说中也是如此，如《母爱》，揭露的是一个“全无良心”儿子的冷酷“有伊临终时，伊的爱子正在那里逐色征歌”；《债》叙述佃夫因无力偿还所欠债务服毒自杀；在《卖艺童子》中，批判黑暗社会的主题则更激越：6岁孩子因父亲破产，被卖入马戏班子“从此以后他就堕落在这悲惨的世界里，永无翻身之日”，受尽欺凌辱骂，最后不慎从高空的吊索上失手摔落。作品具有强烈、直白的人道主义色彩，虽然显得稚嫩，却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正义的呼唤。

因此，“兰社”的少年社友们，尽管戴着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弱冠出世，却心怀社会责任与道义走上文坛，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其实质，同样是对社会压迫的曲折的反抗，这正是“兰社”最后走上现代派的《现代》的思想轨迹。

1923年元旦，“兰社”创办旬刊，题名《兰友》，戴望舒为主编，社址也设在其家中。“兰社”的文友们凭着对文学的执着和一腔激情，将四开旬刊《兰友》出版了17期。戴望舒在此期间，在《兰友》第5期上发表了《说侦探小说》；张天翼写了奇案小说《头等车室》等。

胡适发表《尝试集》后，对施蛰存影响很大，他曾经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反复研究，认为“结果是对于胡适之的新诗表示反对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新诗好像是顶坏的旧诗”，尽管他们对新文学带着好奇和怀疑，但是“兰社”成员在此后一二年，大多到了上海“兰社同人多数转向新文学”。

“兰社”尽管很小，小得在文学史的长河里算不上一脉小溪，但《兰友》却记录“兰社”这小荷尖尖角的印迹，为施蛰存和他的年轻社友铺展了一条光辉的文学之路，提供了最初的创办文学刊物的尝试，为共同的文学趣味，展开文学活动，并拥有自己发表言论的阵地和利用文学刊物这一平台，为播植文学的种子，来收获和展示自己的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施蛰存及其文学伙伴们从“兰社”和《兰友》起航，经《璎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华东书店”到“现代书局”的《现代》杂志扬起“现代”的风帆，驾驶现代文学的巨轮，在民国文学的海洋远航。

（二）《璎珞》旬刊与“璎珞社”

《璎珞》是32开16页的旬刊，是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合资创办，于1926年3月17日出刊，4月17日停刊，共印4期，通讯地址设在施蛰存松江的家。他们三人包揽了4期的全部稿件，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译作，共19篇。旬刊出版不久，刘呐鸥与徐霞村也加入了施蛰存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式结社为“璎珞社”。

在《璎珞》上，刊登了施蛰存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上元灯》（原名《春灯》）和《周夫人》；戴望舒则有《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可知》《读仙河集》等；杜衡的是《参情梦及其他》。施蛰存以安华笔名发表的短篇《周夫人》，初步显现了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才赋，作品反映了寡妇对男童畸形的爱恋，细腻地刻画出中年妇人处于性压抑中的心理变化。

《璎珞》是他们撑起一叶文学扁舟漂上文学海洋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璎珞社”对当时文坛几乎没什么影响，但是与“兰社”那种鸳鸯蝴蝶派热情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创刊《璎珞》的尝试后，施蛰存、戴望舒、杜衡这三位有着总角之交的朋友，开始进入新文学的主航道，问鼎民国文坛成为“文坛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