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在严州的淳安县，出现了两个在严州发展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他们被一代又一代人们所津津乐道，赞叹不已：一个是本地人商辂，另一个就是琼山（今广东番禺）人海瑞（1514-1587），人们叫他“海青天”。

▲海瑞

淳安，严州府最为贫瘠的县邑，山多地少，所产唯茶、竹、杉、柏，没有其他的物产，但赋税却不低于严州其他县邑，千百年来民不聊生，纷纷流离失所。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昭示着淳安人民的生活已达最底线；但在强大的统治阶级的钳制下，方腊起义以及之后的许多起义并没有改变人民的生活，统治阶级反而变本加厉地对淳安人民进行压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在人们的心中，改天换地已成了他们的一种奢望，只寄希望于他们的父母官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五月，淳安县的天空似乎比以往明亮了许多，因为淳安人民迎来了此后令他们世代难忘的清官——海瑞。

那一年春暮，海瑞带着仆从来到了严州府淳安县，出任知县。一到邑衙，衙吏们要为海瑞举行隆重的迎接之礼，被海瑞婉言谢绝，罢去一切繁礼缛节，只不过按旧例祭祀一下神牲，并召集县丞、县尉、学官、弟子、耆老等，阐明任职心志，同时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尽日而散，并说：“这是钦定的礼法，我能不遵从么？”

第二天，海瑞就埋头翻阅册籍，发现当地百姓逃亡过半。于是就问了解情况的人，回答说：“实在是难以承受繁重的赋税呀。”他又问用什么方法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回答说：“在现今是没有办法的，即使有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宁可对百姓苛刻，也不可得罪上头；宁可礼薄于民，也不可不厚待过往的官员。”海瑞听后心中十分沉重和愤慨。为了解真相，他亲自到民间走了一圈，看到的事实证明所言不虚，于是长叹道：“天下事都被秀才官作坏了！”（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于是，海瑞着手整顿吏治，制定《兴革条例》三十六条，并告诫县丞、主簿、典史、教官，各守其职，各尽其责；向阴阳官、医官以及老人、里长、生员、吏书等表明要遵纪守法。官员除俸薪外丝毫不能有另外的侵占。里甲所收的银两，先前是每人四五两，海瑞任上则收每人两钱。对于上级官员要求县邑所馈赠的银两，海瑞一秉“有则送，无则已”的态度。当时，地方普遍有这么一种心态：外官入京要有交际，要作官也不得不这样贿赂。海瑞说：“尽天下而不为上官之赂也，岂尽不迁！又尽天下而惟上官之赂也，岂尽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沟壑也！”（《行状》）海瑞整顿吏治，救民疾苦，于此可见一斑。几年后，海瑞把在淳安的施政措施编成了《淳安政事》一书。

海瑞为官一任，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

修筑县城

海瑞在《筑城申文》中提出：淳安县城地质疏恶，县西、北依山，时有水汽浸渍，县东一带地势低洼，如果筑土为墙，势必不能坚久；县南一带居民临溪，溪深地高，以岸筑石即可为城。而更主要的是，淳安为倭寇经常出没之地。嘉靖三十五年(1556)，有倭寇五十余人在各方掳掠，道经淳安县后往徽州府，当时在县居民四处惊散，县治也仅留官学、官吏数人。而修建城池，可居高临下，胜券在握。海瑞申文得到批准后，就筑淳安城，周围计九百丈，高一丈七尺，垛高五尺，共二丈二尺。下阔一丈三尺，上阔九尺。南临溪一丈七尺，全用石砌，只垛子用砖。东西北下三尺用石砌，上一丈四尺全用砖。

丈量田地

当时淳安的流水田地，是明初洪武朝时丈量额定的，到了嘉靖朝，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淳安屡遭水泻山崩，以致田摧地淹，贫户因田地与原先有差异而不堪重税，纷纷逃徙他方。一些富家趁为贫者修砌田地之机，将其据为己有，一时出现了“有田者无税，无田者重差”的现象。于是，海瑞“均平丈量，立规定业，庶使赋役均平，民得安生，逃流归复，一邑幸甚……”（海瑞《量田申文》）

调整均徭

均徭是明代的徭役制度之一，即按人口多少、财产厚薄分摊，出人力或出银两雇役从使。海瑞任上时，淳安年里役“每丁约用银多则四两，少则不下三两，应年均徭少者一丁一两二钱，多者一丁至十馀两。”（海瑞《均徭申文》）所以，民间不苦于正差，倒苦于繁重的徭役，有时甚至达到令富者破产，令贫者逃逸的地步。但由于官绅勾结，巧立名目，负担大多落到一般民户和农民向上，摊派严重不均。故海瑞依淳安实际情况，“将四年所积，应一年重差，当一年重差，得四年间歇。……六甲已行补役，不堪再应均徭，自七甲为始，则七甲虽云五年二次均徭，似乎稍重，而一甲仍旧十年一次均徭，不至过轻。正合一甲挨在五年内，尤为均平之说。”（《均徭申文》）均徭制度得以大大改观。

严饬大户

海瑞到任后，奉浙江布政使司及钦差督军门之命，清查黄册丁田。但经过走访，发现淳安富者虽然田多，但未必尽富，原因是赋税极重，民多以田致累。于是，许多富家多买地和山，开垦成田，以避繁差。因为地和山不入田册，所以这些富户享受到了田的利益而避开了田税。于是海瑞重新查田并登记黄册，消除了富贫户之间田税不公的现象。

改祠建学

那时，全国有许多不合封建礼制规定的祠庙（时谓淫祠）纷纷建立起来，就说淳安，那些“寺观院庵计有二十二所，其余小神屋杂置于民间山麓者，不计其数。僧每寺约有十余人，私居道士以数百计”（海瑞《兴革条例·礼属》）。海瑞在淳安亲睹僧道寺观之滥、耗财之惊及民间幼童之愚顽等情形，便“心遇僧道，皆谕令还俗，禁斋醮以塞其得利之途。各图延教读教民间子弟”（《兴革条例·礼属》）。一如洪武八年（1375）的规定，尽改寺院为社学，也就是乡村基层学校。海瑞以《兴革条例》为依据，积极付诸实践。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并以此为憾。

除此以外，海瑞还发布一系列告谕，革除了许多积弊和陋规，如劝赈贷、谕里老、禁馈送、止矿徒等等，雷厉风行，吏治肃清。

海瑞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在淳安任上的四年，一心扑在百姓的生计上，耗尽所有的心血，有时达到贫苦人多交一文税，就好似剜却他的心头肉那样的程度，真可谓做到了鞠躬尽瘁。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单靠薪俸维持全家生计。为补贴家用，海瑞常和仆人一起种植稻麦，培育蔬菜，并叫家僮上山打柴，力求樵薪自给。

其实，在海瑞身上，他的美德绝不仅仅表现在清正爱民上，他的刚正不阿、义无反顾的秉性，如同他的号“刚峰”一样，也是闻名于朝野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海瑞在淳安任上。当时，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叫鄢懋卿的，是奸臣严嵩的党羽，以都御史的身份奉命出巡八省盐政，欲由杭州经淳安到齐云。这个鄢懋卿招权敛财，叱咤生风，郡县诸吏见了都膝行匍匐。但他有个习惯，到一地之前，总要先投一札，假惺惺地说：“（我鄢某）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侈，靡费里甲。”（海瑞《禀鄢都院揭帖》）而自己却带着小妾，乘五彩大车，叫十二个女子抬着。海瑞接札后，复书鄢懋卿：“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见罪，愿取他道往。”（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鄢懋卿无奈，只得说：“照宪牌行。”然后绕道而去。可是，海瑞这一举动却吓坏了严州知府韩叔阳，他惊呼：“令何戆！败累我辈矣。”事后，暂时未见鄢懋卿的直接报复，韩知府感慨地对海瑞说，你的这一举动“好了淳安百姓，难为汝！难为汝！”（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做了一件封建法令、条例允许而又利于百姓的事，以此被鄢懋卿怀恨在心，视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终于以其显赫的权势，对海瑞罗织构陷，致使海瑞不能赴嘉兴通判之任，而以原职降调兴国县。

另一件是相传拿办浙江总督胡宗宪公子的事。这位少爷路过淳安，作威作福，吊打驿吏。海瑞没收了他带的大量银子，并报告胡宗宪说：“此人冒充总督公子，胡作非为，败坏总督的名声”，弄得胡宗宪哭笑不得，只好自认倒霉。

海瑞任淳安知县，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五月至四十一年（1562）六月，历时四年零一月。海瑞离任后，淳安县民立生祠以祀，同朝淳安人徐廷绶为之撰写《海刚峰先生去思碑记》。

作为一代清官，后人给于海瑞以极高的评价，被誉为“古今一真男子汉也！”（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他也被树为为官者的标榜。历史上有些现象非常奇怪，海瑞在淳安断案时的一些判决书中的内容，被后世的小说家、戏剧家作为了创作的材料，如《大红袍》《小红袍》《生死牌》等。但令海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四百年后，一部《海瑞罢官》，使自己成为一桩公案的“主角”。如果海瑞还生，对这桩公案，不知他断不断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