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中山中路193－3号

中山中路193－3号（老门牌273号），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杭州分行旧址。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原来的大名是“浙江实业银行”，1948年10月1日，该行在《东南日报》等新闻媒体上刊登广告：“本行遵照银行法关于银行种类之规定，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总行：上海福州路123号；杭州分行：中山中路273号。”公开向社会宣告，我是浙江银行界的老大。

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杭州分行旧址，位于中山中路与甘泽坊巷交汇处（在甘泽坊巷有边门，老门牌甘泽坊巷10号），是一座体量庞大的三层洋楼，建筑面积为1212.89平方米。

争论中诞生新银行

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的前身是“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约从1919年开始，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内，官股资本代表与商股资本代表，在处置历年呆账、增加银行资本等问题上，引发激烈争论，争吵延续了数年，最终官股与商股走上了分家之路。1923年3月23日，官股代表与商股代表在杭州签订协议：杭州分行、海门分行、兰溪分行归官股所有，成立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归商股所有，成立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随后，一家银行就变身为两家完全独立的新银行。

1923年4月23日，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虽然，浙江实业银行当时仅有上海、汉口两个分行，但是，新组成的浙江实业银行管理层，马上任命上海分行副经理陈朵如兼任杭州分行经理，负责新建杭州分行。杭州中山中路旁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旧址，是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于1922年2月从周慰慈、唐锦斋两人手中买入的，也就是说在分家前，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就已经置办了这处房产（不过当时只是中式老建筑，还没有翻建成三层洋楼）。陈朵如代表浙江实业银行，来到杭州，负责与浙江地方银行协调财产的分割、债务的划分等具体事项。最终，他将这处房产争取到了浙江实业银行杭州分行的名下。1926年，羽毛渐丰的浙江实业银行拆除了这里的老建筑，建起了三层西式新厦，用作浙江实业银行杭州分行的经营大楼。

浙江实业银行杭州分行成立后，曾参与组织企信银团对杭州电厂进行投资和贷款，并在东街路、湖墅等地设立仓库，发展丝绸、粮食仓储和押汇业务。

两个浙江人的智慧

浙江实业银行成立后，业务发展很快，银行实力稳步增强，最终炫耀性地打出了“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的旗号，这一切都与两个浙江人的智慧相关。李铭是浙江绍兴人，先后担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总经理兼董事长、董事长，一直是浙江实业银行的掌舵人；陈朵如是浙江萧山人，先后担任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兼杭州分行经理、上海分行经理、总行总经理，是李铭的副手。

在浙江实业银行内，李铭与陈朵如是一对配合密切的长期搭档：李铭熟谙世道，交友广泛，注重于外面的活动；陈朵如深思熟虑，考虑周到，是称职的内当家。

走上商业银行道路的浙江实业银行，将自己的主要经营方向指向外商，李铭凭借交友广泛的优势，邀请外商头目或买办前来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董事，由此兜揽到不少外商的存款；同时，浙江实业银行也大量买进外商的债券和股票，李铭也就由此兼任了许多外商洋行的兼任经理、董事，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从而更有利于浙江实业银行对外开展业务。抗战后期，处于沦陷区的浙江实业银行曾被迫中止对英美的汇兑业务，却争取到瑞士国的存款，尤其是在1944年以后的一年半时间内，成为独家经营瑞士法郎的中国商业银行，每月吞吐瑞士法郎近百万元。

在经营中，李铭还善于听取陈朵如的意见。投资不动产也是浙江实业银行的一项重要经营内容。1936年，上海地产价格大跌，浙江实业银行准备趁机买入一些房地产。当时，李铭已经看好南京路上的德义大楼，便征求陈朵如的意见，陈认为此楼需要修理，又派不上什么用场，虽然价格不高，但难以获利。李铭听完陈的分析认为有理，便中止了买卖。不久，李铭听从陈朵如的建议，从西班牙天主教会手中低价买进了大光明电影院一带地产，还包括大光明、国泰、卡尔登三家电影院的经营权，后来，果然获利丰厚。

抗战胜利后，浙江实业银行早先购买的外国股票升幅巨大，开展的外汇业务也相当活跃，已跻身国内商业银行前茅，与当时处于困境的浙江省银行（原浙江地方银行）形成鲜明对比。1948年10月1日，浙江实业银行改挂“浙江商业第一银行”的招牌，表明自己是浙江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的银行。显然，该行更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让当年的分家对手（官股），好好看看分家后浙江实业银行（商股）的出色业绩。

好主意害了老百姓

陈朵如早年曾留学日本，学的专业就是银行金融。学成归国后，曾受聘浙江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的也是银行学、银行簿记、银行实践。当陈朵如进入银行担任管理职务后，自然要实践他所学所教的那一套理论知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拆为两家银行之前，陈朵如担任该行总管理处总书记，他运用金融运算方式，推算出每月存入1元钱，15年后到期可以得到本金和利息共计504.66元，于是首创“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由于每月节约1元钱，不少家庭都能做到，所以这一积少成多的储蓄方式一经推出，马上得到普通百姓家庭的广泛响应，一些从来都不进银行的市民也开始走进银行。尽管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后来分拆为两家银行，但都一直推行这种“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然而，这样一种被视为有利于广大百姓的储蓄方式，最后却害苦了老百姓。

1953年9月6日，《浙江日报》有一则报道说：杭州市五联棉布公司老年店员周子祥，从生下第一个儿子时开始，每月向浙江地方银行存一块银元。那时他也做店员，收入很少，本来是谈不上拿钱存入银行的，但他有他的打算：“孩子大起来，要穿衣，要吃饭，还要送到学校里去念书，要用许多钱才能培养成人。现在钱虽然不多，也一定要积蓄一些，不使临时为难。”他打定了这个主意，每月节衣缩食向银行存款，整整存了15年，其间除有几个月实在无钱可省以外，一共存了150块银元。家住在十五奎巷42号的老裁缝戎汝桢和妻子两个人靠做针线过活，一个钱也不肯乱化，孩子嚷着买个大饼吃也不答应。为了准备子女教育费和老年生活费，他们也是每月向银行存款。他们有个专门放钱的地方，每天放几个铜钱进去，过几天兑一个银角，慢慢地再换一个银元，存到浙江实业银行。一连存了11年，才存了132块银元。但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的存款，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存款都被冻结了，一直冻结了许多年。等到可以去领取时，因为物价飞涨，已经不值几个钱了。周子祥抗战前存进150块银元，抗战胜利后去领时，连付一个剃头的钱都不够。戎汝桢存进的132块银元，也在抗战后严重缩水。

陈朵如推出的“零存整取”，的确是一个吸引了广大百姓存钱的好主意，然而，由于当时政府滥发货币、搜刮民财，这样一个好主意却使更多的普通百姓遭受了坑害。

解放后，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杭州分行于1949年6月29日经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部金融处登记核准后继续营业。1951年11月，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参加11家银行的联合管理处。以后，随着公私合营银行的成立，“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的名称也就在中国大陆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