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塔前山路1号，是一栋两层的西式别墅。原来的业主叫马心竹，后来，浙江著名的金融家金润泉一度曾拥有该别墅，所以，民间也有人称该建筑为“润庐”。润庐占地面积为5分9厘5毫，金润泉当年是以“金百练生”的化名买下这栋建筑（包括地皮）的。1948年8月，金润泉转手卖掉这栋建筑，则是以其儿子“金观泉”的名义出让的。 金润泉虽然在金融界曾经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在今天，一般的杭州市民对他的了解却并不多。
两千元钱办银行 金润泉1878年出生于杭州萧山。幼年曾在杭州多家钱庄工作过。1908年12月，大清银行浙江分行在杭州清河坊东太平巷内成立，当时担任总办的是刘宇泰，担任经理的就是金润泉。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中国银行（当时的央行），下设营业、文书、发行三局。1912年8月，金润泉被调往北京出任营业局主任，负责全行的营业。
1913年，中国银行开始在各省建立分行，许引之和金润泉被分别任命为浙江分行筹备处的主任和副主任。但是，许引之没有来杭州任赴，浙江分行的筹备工作全是在金润泉的领导下完成的。当时，金润泉从北京带来的筹办费仅为2000元钱，2000元钱如何能开办银行？最后，金润泉从当地的私人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处借来5万银元，终于将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办了起来。 
当时，浙江与全国一样货币流通相当混乱。银两虽然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但是货物交易，却仍以“两”为单位；纸币虽然已经流通，但是各种银行的兑换券、省政府发行的军用券、外国银行的钞票、外国的银元充斥市场。银元虽然是当时的主要货币，但是版别众多，分量成色各异。所以，民国初年是我国货币史上最混乱的时期。
作为央行在浙江的分行，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量发行国家银行钞票，全面占领市场。但是，光靠自己的力量搞发行，进度实在是太慢了，如1914年全年，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只发行了38万元。为了加快发行速度，金润泉想出高招，由中国银行浙江分行与商业银行、钱庄签订合同，约定额度，只要交一定的保证金（现金则支付利息），就可以向中国银行浙江分行领取中国银行钞票。该办法对钱庄、商业银行非常有利，因此，他们纷纷领取钞票。1917年全年发行中国银行钞票171.7万元。1926年全年更是达到1200万元，浙江全省流通的货币几乎都是中国银行的钞票。浙江兴业银行后来反而成了领取中国银行钞票的大户。
中国银行的钞票能够全面占领浙江全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高的信誉度。当时，经商的人要收购乡村大宗农产品，但是，带着沉重的银元去，实在是不方便。金润泉便叫商人带中国银行的钞票去。然后，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则派出武装人员押送大量的银元到收购现场，只要农民要银元，马上可以用中国银行钞票换银元。有如此配套措施，中国银行钞票的信誉度自然就非常高，人们自然就相信这样的钞票。 不执行国务院令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称帝。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开始恢复内阁制。当时由于政局动荡，人心恐慌，全国各地不断发生银行钞票挤兑银元和提取存款的风潮。1916年5月12日，当时的国务院向各省发布了2号令，其中有这样的文字：“照各国先例，当金融窘迫之际，国家银行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存款之法，应由财政、交通二部转饬中、交两行，自奉命之日起，所有该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之款项，暂时停止兑现，一俟大局定后，再行颁布院令定期兑现。”
消息传开后，市场震惊。当时，浙江已经宣告独立，可以不执行这个国务院令，但是，如果浙江的银行继续兑现，现银就会大量流失，风险很大。时任浙江都督兼省长的吕公望也感到左右为难。 
这时，金润泉已经是浙江金融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出面与杭州商界、银钱业人士商量后，一致决定反对停兑。当时已有新闻媒体报道说，上海将不执行这个国务院令。金润泉便向吕公望都督报告说：浙江金融界也准备不执行这个国务院令。
当年5月15日虽然是星期日，但是，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破例开门办理钞票兑现业务。开头几天，前来兑换银元的人如同潮水。中国银行浙江分行便委托杭州的惟康、晋泰、开泰、生昌等30多家大钱庄公开挂牌无限制收兑中国银行的钞票。1916年5月19日的《民国日报》上曾刊登这样一条新闻——“各界人士闻此兑付消息，欲兑现洋者转觉松懈，浙省金融已复原状。”
金润泉的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中国银行钞票在浙江的信誉度。事后，人们才知道，金润泉为了对付挤兑风潮，做了许多的努力，一方面争取全省金融界的支持，一方面是争取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支持。当时，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向各银行、钱庄共借进银元45万元，加上库存，共计有银元100多万元，具备了对付挤兑风潮的雄厚实力。
后来，中国银行浙江分行还曾面对过3次较大规模的挤兑风潮，分别是在1921年11月、1924年8月、1928年12月。每一次挤兑风潮到来，金润泉领导的中国银行浙江分行，总是一方面向同行紧急借调现洋，一方面将库存的现洋抬出来，整箱整箱地摆放在营业大厅中。来者不拒，有多少就兑多少，在这样的气势、这样的实力面前，挤兑风潮往往在几天内就可以平息，不仅维持了浙江金融市场的稳定局面，也提升了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的实力、信用。金润泉也因此成为民国时期浙江金融界的巨擘。 支持民族工商业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不久，新的央行——中央银行开业。1928年10月，原来的央行——中国银行则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内设的国库便转移到中央银行。1933年，中国银行浙江分行也将省库移交给浙江地方银行。从此，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的业务方针转变为：专门致力于国际汇兑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杭州一些大的建设项目中都有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的影子。
1930年，杭州市在闸口建设新电厂，150万元建设资金都是向银行抵押透支的，其中的90万元就是中国银行浙江分行承担的。1931年至1934年，浙江、江西建造长达近千公里的浙赣铁路，需要的建设资金更为巨大。为了支持浙赣铁路的建设，金润泉领导的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牵头组织银团，先后8次为浙赣铁路贷款。浙赣铁路整个工程的建设费用为4910万元，其中，中国银行浙江分行提供的贷款就达3254万元，占整个工程费用的66%。当时，浙赣铁路的贷款，被誉为“以银行力量，辅助铁路建设之典范”。其实，浙江丝绸、轻纺、盐业、造纸、电力、交通等行业都曾获得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的贷款支持。
除了贷款支持工商业外，金润泉还搞过小规模的农业贷款。
1933年7月，他陪同中国银行总行副总经理张公权去湖州、嘉兴、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筹备开设农产品仓库，并办理棉花、蚕茧等农业抵押贷款。1936年，中国银行又在诸暨、吴兴等6县发放农业贷款。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已经是浙江省实力最雄厚、业务量最大、信誉最好、管理先进的大银行。当时，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在全省有20多个分支行，拥有存款7000万元，放款3600万元，每年汇入、汇出款各为1亿元。
抗战胜利后，回到杭州的金润泉领导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大力支持当地工商业的复兴。但是，后来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内越演越烈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原有的营运资金大幅削减，业务全面萎缩。 
1947年，金润泉七十大寿时，蒋介石曾为其题写了“养真宜寿”4个大字。1948年，金润泉还被选为“国大”代表。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金润泉还是选择了留在大陆，留在杭州，没有去台湾。
金润泉在杭州曾有多处房产，这座西湖旁的润庐，他是在1948年8月出手卖掉的。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出售房产，也表明这位金融家的确还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1950年1月14-16日，杭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杭州举行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的《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决定成立“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选举江华为主席，吴宪、何燮侯、李代耕、金润泉为副主席。
1954年，金润泉在上海病逝，享年77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