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洋军阀理财

张寿镛（1875—1945）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张嘉禄是光绪三年（1877年）的进士。张寿镛虽然未能取得进士的头衔，却也考取过举人（1903年考取举人）。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后，张寿镛就开始担任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理财。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的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仅干了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他应浙江都督朱瑞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瑞相处得较好，所以他的才能也得以较好发挥。

当时，浙江省一年的税收收入（包括国税）只有1600万元，辛亥革命时还曾发行过200万元的军用票，此外还有百万元的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张寿镛上任后，把每年的税收提高到2200多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省财政库余还有80万元，而老百姓的负担却反而减轻了不少。

当时，他主要采取这样两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制定税则章程，严禁征税部门的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税收。

从1915年到1918年，张寿镛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用的还是在浙江时的老办法，但是管得更严更细了。然而，当时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寿镛不愿意干这样的缺德事，便离开了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的江苏督军因张寿镛不是他的亲信，便出手挡了驾。此后，张寿镛又被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张寿镛任职不到10天，就主动辞职而去。

1922年，卢永祥在浙江担任督军。张寿镛又被派到杭州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他第一次在浙江担任财政官员时，清偿了全部积债，而且还有了盈余，但是，当他第二次重任此职时，浙江又有欠债数百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大大加重。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战败下台，张寿镛也随之去职。

1925年5月15日，上海的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又打伤10多人，工人罢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声援这一反抗运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就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撼世界的五卅惨案。

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有个原圣约翰大学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学生聂光樨奔至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当晚，该校学生就集会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去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一起来参加。6月2日再次开会，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

6月3日，圣约翰大学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的旗杆上，升起了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已经爆发。

但是不久，国旗被该校校长夺走。学生们又从别处借来国旗，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校长闻声出现，勃然大怒，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他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

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当场有500多位同学宣誓集体离校，17名中国籍教员也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声明辞职。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三”离校事件。500多位离校师生决心创办新的学校。他们的举动得到了许多学生家长的支持，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张寿镛和王丰镐这两位学生家长。

五卅惨案爆发后，时任淞沪道尹的张寿镛一方面与英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处理善后；同时，应圣约翰大学大批离校的师生员工要求，立即与王丰镐等人着手筹办光华大学。

新校筹备委员会很快就成立了董事局，张寿镛、王丰镐、黄炎培、朱经农等10人当选董事。大家推举张寿镛为新创建的光华大学校长。

为了尽早开学，张寿镛先为光华大学租来校舍，又为光华附中盖起10多间茅舍。在五卅血案中，一座具有民族精神的学校就这样诞生了。经过几年的努力，理财高手张寿镛不仅建立起了大学和中学校舍，还盖起图书馆等。他还为光华大学聘请来许多国内著名学者。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上海所有的大学中，光华大学的师资是第一位的。

其实，张寿镛和王丰镐早就有了要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的思想。他们认为要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基于大本大原，而这个大本大原就是教育。

就在张寿镛为创办光华大学全力奔走时，国民党的要人们也想到了他。其实，张寿镛与国民党并无任何渊源，但是，他后来又怎么当起了国民党时期的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呢？

张寿镛担任上述两项官职的时间是在1927年至1931年。他在所撰的《六十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迨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承蒋介石先生致电虞洽卿约我以谈，始与蒋先生相见。时蒋先生欲以江、浙两处财政相属，我再三辞让，结果以江苏省府委员兼财厅任事。”

也就是说，张寿镛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时，蒋是希望他不仅当江苏省财政厅长，还要兼浙江省财政厅长。后来，是因为张寿镛再三推辞，只担任了江苏省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那么，蒋介石怎么会想到张寿镛呢？这除了他们两人都是宁波人外，更重要的是张寿镛在江、浙的理财工作颇有成就，他在当地的财政、金融领域具有很高的声望。

    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时（1927年2月22日），军费开支十分庞大，而财源枯竭。北伐出师时，曾发行过公债1000万元，但认购者寥寥无几。国民革命军第二任财政部长孙科接任时，曾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筹款，遭到了当地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孙科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两天以后，财政部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孙科便提议与自己并无渊源的张寿镛出任其职。这样，张寿镛后来又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

张寿镛当时的确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他本人并非国民党党员）把军阀打倒之后，致中国于富强，但是，后来的现实使他很快对蒋介石失望了。

1929年和1931年，张寿镛先后辞去了江苏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职务，专心于光华大学的建设事业。在他的专心擘划下光华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大礼堂——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等。但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光华的全部建筑物都毁于敌人的炮火。

面对如此浩劫，张寿镛没有气馁。他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到租界，租赁房屋上课；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去四川（1938年），在成都建设分校。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的名义，张寿镛毅然解散上海租界内的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还在自己家中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等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