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开始热闹起来了，都锦生自然要谋划进一步的发展。1924年，他拿出所赚的钱，又向一家钱庄借了300元钱，在自己家的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型厂房（今已不存），手拉机则增加到了7台。生产上了规模，都锦生开始改变自己的经商方式，从以前坐等客人上门，到主动去上海等地推销产品。并且还在上海开设了门市部。截止到1925年，都锦生先后共背负的800元债务已经陆续还清。

这时候，都锦生已经不满足于在下茅家埠19号内的小打小闹了。他的目光开始搜索更理想的发展地。1926年，他在杭州艮山门外的火车站旁买下了10多亩地，准备建造大工厂。由于缺少发展资金，精明的都锦生便以新购进的艮山门外10多亩土地的地契作押，向银行贷款2000元。不久，一座可容纳100台手拉机的木结构大厂房出现在艮山门外的火车站旁。

就在都锦生将自己的传统作坊改变成近代工厂的进程中，市场也给他带来了可喜的信息。1927年，华北地区突然来了一笔数量很大的定货单，厂里的许多存货一下子都销了出去。事后，都锦生获悉，华北地区的旅店、宾馆内，每个客房都要悬挂油画等工艺美术制品。有的宾馆经营者发现都锦生的丝织风景画既新颖又别致，可以取代油画等工艺美术制品，便前来大量采购。

艮山门外的新厂建成后，都锦生丝织厂已经是一家拥有100台手拉机、5台轧花机、近140名员工的中型近代企业。1927年至1931年，是都锦生丝织厂事业快速发展时期，每月的营业额高达15万元，获利极丰。都锦生的一位亲戚叫宋永基，当年曾在工厂担任会计稽查工作，他曾撰文披露：“1931年全年，都锦生丝织厂生产丝织风景为50400米，利润在200%左右。”

1928年至1929年之间，喜欢在业务上不断创新的都锦生，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去了日本。他发现日本的阳伞极为别致，可以借鉴仿制，于是就在日本订购了大量制伞用的钢骨。

回国后，都锦生把机器生产的乔其纱覆盖在制伞钢骨上，做成了阳伞。但是，用乔其纱做成的阳伞只能遮阳，不能挡雨，用处自然就不大。后来，都锦生又用真丝织成经纬密度极高的伞绸，再用这样的伞绸制成阳伞。这样的阳伞自然滴水不漏，可以晴雨两用，但是，由于它的价格相当昂贵，所以，销路很差，最后只得停产。

好动脑筋的都锦生还是不肯罢休，他又想到了用竹骨来制作绸伞。不久，竹骨绸伞便试制出来了。打开是一把织有西湖风景的美丽绸伞，收拢好像是一段经过打扮的毛竹。批量生产后，这些毛竹绸伞由于价格较低——三元钱一把，很快就风行全国，杭州绸伞的知名度由此而起。后来，都锦生的毛竹绸伞还出口到了国外。

但是，不久，都锦生的好日子就开始被改变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都锦生丝织厂在东北的销路全部断绝。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的前夕，都锦生不得不将杭州的工厂关了门，遣散了工厂的员工。

考虑到工厂以后的生存，他先是将厂里的12台手拉机带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内，为以后的小型生产作好了准备。1937年12月24日，日寇占领杭州。此后，开始四处寻找都锦生，他们希望通过与都锦生的合作来控制这家已经在国际市场上颇有影响的丝绸企业，但是，日本侵略者却无法找到都锦生。

后来，日寇干脆就在报纸上公布都锦生为伪杭州市政府科长，希望都锦生看到报纸后，能与他们联系。但是，侵略者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这天，都锦生正躲避在杭州上天竺的寺院内。看到报纸后，他非常气愤，随后就将全家迁往上海。后来又偷偷从杭州运走了20台手拉机。

不久，都锦生在上海租界内租下3亩土地，建起一个小型厂房，靠着32台手拉机继续生产。日本侵略者发现都锦生不肯与他们合作，而日本的丝织产品又无法与都锦生丝厂的产品竞争，于是在1939年，侵略者以一枚燃烧弹将杭州艮山门外都锦生丝厂的厂房及里面的全部新式机器统统焚毁，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1941年，日本侵略军开进了上海租界。都锦生在租界开设的小厂也办不下去了。此外，都锦生设在各地的门市部也频频遭到日寇的轰炸，损失惨重。看到自己的艰辛创业最后遭遇如此悲惨下场，都锦生忧郁于怀，难以解脱，于1943年5月含恨离世，享年仅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