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路15号为沙孟海旧居。这幢两层三开间四进、砖木结构的西式花园别墅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为1.299亩，建筑面积为332.88平方米，楼上楼下共有14间房。后院由一连廊连接一排平房。进入石库墙门，穿过甬道和花园，为砖柱挑出门楼，下为廊、上为房。木门、木地板、木楼梯、木窗门均由上乘木料制作，并有精雕纹饰。室内有壁炉、玻璃花门。墙体由清水青砖砌叠，屋面复盖洋瓦，青砖上刻有窑主名字。20世纪50年代初，沙孟海入住该别墅楼下一间几十平方米的通间，取名为兰沙馆（沙孟海，号兰沙）。

大哥的责任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号石荒、沙村、兰沙，浙江鄞县沙村人。沙孟海的父亲是乡村的一个中医，却在39岁时病故，留下妻子和五个儿子。沙孟海的母亲陈龄，颇具慧识，她节衣缩食把长子沙孟海送入刚兴起的新式学校内受教育。而生性仁厚孝悌的沙孟海深知肩负重担，在宁波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马上就业谋生，尽父兄之责，帮母亲维持一家生活，并扶持文求、文汉、文威、文度四个弟弟求学成长。

天刚蒙蒙亮，沙孟海已经端坐堂屋裁纸磨墨，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自从1922年来到上海，四年来沙孟海一直如此。

兰沙馆外观

开头的两年，沙孟海一直出任宁波籍巨商屠、蔡两家的家庭教师，两家没有几个孩子，教书的任务谈不上重，授课之余除了跑裱画店，跑旧书店，他就虔诚地奔走拜访寓居沪上的书画家，从前辈的艺术风格中汲取营养。

当时，书画家任英叔和俞语霜创立了一个“题襟馆书画社”，沙孟海常去拜访，与书画家们促膝长谈，十分投机。他年少时就对康有为的学问钦佩至极，恰好这时宁波同乡中有一老僧与康有为相熟，于是相约一块去拜访康有为。康有为虽没将谈话持续太久，然而短暂的一次接触也使沙孟海对书法的理解产生了升华，认识到学习书法的目的并不在于把字写得与古人一模一样，而在于在学习中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

沙孟海与吴昌硕的交往则有点戏剧性。1924年岁末，吴昌硕在海上词人况蕙风家闲坐时，发现了沙孟海雕刻的印章，当即挥笔写下：“虚和整秀，饶有书卷清气”。得到吴昌硕如此评价，沙孟海激动不已，不久就拿着自己新刻的作品登门求教。当时，他教书的处所与吴昌硕的宅邸相距甚近，晚上得便，他总会到吴昌硕府中闲聊，而就在这漫不经意的闲聊中，吴昌硕的艺术理念犹如绵绵春雨，寂然无声地滋润了他的心田。

前辈的鼓励与关切使沙孟海坚定了在书法绘画艺术上刻苦探求的方向。当然，沙孟海发疯似的写字作画，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原因，那就是生计。

当年，他的弟弟因家境贫困辍学使他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沙孟海师范毕业有了工作后，就把诸弟一个一个接到外地来读书。先是老二文求，再是老三文汉，再是老四文威。至1926年，除了年岁尚幼的老五文度，其余三个兄弟都已出外读书。文求高中毕业后先考入上海大学，后来文求要求转学复旦大学物理系，尽管复旦学费甚巨，沙孟海仍毫不犹豫地支持弟弟实现了自己的意愿。

困厄的家境迫使年轻的书法家通宵达旦地拼命，过起了鬻文卖字的生涯。当时上海滩仕宦商贾每遇婚丧寿宴，多喜欢馈赠书画艺术品，雅而不俗。那时，沙孟海的书法在上海滩已经有点名气。生意开始红火后，他干脆请书界前辈朱祖谋先生列了一个“润格”，“明码标价”。这种鬻文卖字度日的清贫生活，沙孟海觉得不足言道，他只希望自己的四个兄弟能够健康顺利地成长，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

弟弟的影响

沙孟海的四个弟弟都是共产党员。1926年夏，老二沙文求奉党的指派从上海前往革命根据地广州。沙文求抵达广州后即入广东大学（不久改名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在中山大学有200多名共青团员，沙文求以党员身份参加团的活动。次年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并根据革命需要加入中国国民党。他还与中山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人陈铁军、毕磊等人，共同组织起中山大学的“新学生社”。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沙文求在给大哥沙孟海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的局势已经一变而转入新时代”，国民党将叛变革命，它们“是要消灭孙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要拉着中国社会到封建政府——军事独裁底路上去”，今后中国革命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三大势力共同建设农工的民主制度底新时代”。

这年4月，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中共两广区委、共青团广东区委、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等机关均被查封，100多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捕并惨遭杀害。沙文求因事先转移了住宿地点，才幸免于难。虽然中山大学贴出了开除沙文求等一批进步学生学籍的布告，但沙文求仍留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

沙孟海鉴于形势险恶，去信劝说沙文求回到上海，他却在回信中毫不犹豫地说：“你对于诸弟，尤其是对我，应当促其入险，鼓其前进。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总之，我是临阵者，要尽无限之余勇，以吸收宇宙间的快活，慷慨展臂，抓住艰巨的责任，竭人力而尽天命，畅快地干。”

1928年8月，沙文求不幸在广州被捕。在审讯中，他备受酷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不吐一字。反动派无计可施，随即将他秘密杀害。

噩耗传来，沙孟海虽然悲痛万分，但是，他对弟弟们所进行的事业也有了更深了解，他要尽自己的能力支持弟弟，要在必要时营救他们。

1931年春，老四沙文威去宁波星荫小学当代课老师。由于坏人告密，他被作为“共党分子”逮捕，解送进杭州的大牢。沙孟海马上请自己的上司朱家骅出面干预。沙文威出狱后，经沙孟海介绍先后在南京电话局、武汉电话局工作。在此期间，沙文威为中共情报部门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机密材料。

1932年，老三沙文汉和陈修良（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追捕，紧要关头，是沙孟海将他俩送出国境，去了日本。

看淡名和利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沙孟海为了避开国民党、蒋介石的纠缠，住进了巨鹿路沙文汉、陈修良夫妇的家中（其实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到浙江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入住龙游路15号，从此定居杭州。此后，沙孟海曾先后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等单位工作。

沙孟海毕生耕耘在文化领域，著作宏富，当然，最出名的还是他的书法与篆刻，有人评价其为“书坛刚劲一派中千年以来第一人”，擘窠大字在书法界独占鳌头，被誉为我国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曾任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还兼任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但是，沙孟海对名利看得很淡。

杭州灵隐寺挂着的“大雄宝殿”匾额，就是沙孟海所书。写这四个字其实相当不容易，每个字有四张八仙桌那么大，巨椽如帚，宣纸写了一张又一张，直到大家都满意了才算完成。但是，在1958年，沙孟海的弟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了“右派”，于是，“大雄宝殿”匾额落款的“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居然被铲掉了。

后来，还是因为周恩来总理说了“弟弟的事情怎么可以累及兄”等话，“沙文若”三字才得以重新补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雄宝殿”匾额上的落款再一次被铲去。

“文革”结束后，国学大师张宗祥的女儿从国外回来，她在杭州参观灵隐寺时，发现“大雄宝殿”匾额上还是没有落款，便向有关部门询问：“是不是沙伯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其实，此时，沙孟海已经恢复名誉出来工作，但是，他对“大雄宝殿”匾额上的落款问题看得很淡。他说：“铲了补上，补了又铲，不落款也罢！省得麻烦。”

后来，还是沙孟海自己觉得有必要对这块巨匾重新书写一下，毕竟已相隔了几十年，以现在的功力肯定会有所提高。经相关人士反映后，沙孟海重新书写了“大雄宝殿”这四个巨字。

1992年10月10日，沙孟海先生在杭州病逝。有人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表示怀念：

热爱人民，热爱生活，输无限情怀在一腔热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