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兰中学堂旧址石碑 蕙兰中学创始于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新败,签订马关辱国条约之后,强邻环伺,外患迭兴,国势凌替,朝不保暮。腐败的清廷,被迫“废科举,兴学校”。美籍教士甘蕙德(W·S·Sweet)来杭,见浙江人文荟萃,而省内学校尚未普遍设立,乃为播道良机,爰征得美国基督教北浸礼差会同意,恃中美条件为护符,于杭垣石牌楼淳桥东堍购地数亩,筑小屋数椽,援引西制,招生兴学,定名为蕙兰中学堂,今校门口的传达室即其故址。首届招生仅4名,由甘氏夫妇及一名中国教员担任教席,未几扩展至24人,乃聘请学识湛深者10人为教席。课程除国文外,悉用洋版原本。学费年收5元,不足年给经费补助。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人自为班,因材施教,采用学分制。往往有国文授三年级课程而英语则为一年级等情况,须俟修完规定学分,始予卒业。后更创印书馆,让学生工读,因而学生骤增。辛亥革命前后,已达七八十人。甘氏之后,经历任校长慕珥、密克拉、葛德基、葛烈腾(以上均美籍)、徐佐青(华人)等苦心擘划,悉心经营,逐年向国内外热心人士筹募建校经费(据该校1949年《蕙兰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载,1921年募款4000元,建健身房;1929年募捐7000金建图书馆(今三好楼);1934年募款2万余元,建小学部校舍(今建国一小);1948年由原设立人向美教会捐款24000美金建思葛堂(今五爱堂)),扩大校园,建筑校舍,充实设备,至1936年抗战前夕,已拥有春、秋季17班,学生1300余人,教职员工65人,图书4万册,仪器数百套,教学设施,允称完善。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全国抗战,敌骑迫近杭垣,学校内迁。未几杭州沦陷,原有校舍为敌所占,仪器设备破坏殆尽。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始复旧观。1949年杭州解放,该校建校已50周年。50年来,先后在校学生逾2万,共有毕业生47届,其间高中毕业生几千人,初中毕业生1200余人。散布之广,遍及海内外;厥功社会,成绩斐然。今国内知名学者如教育家陈鹤琴和作家郁达夫、艾青等均出其门。 甘蕙德牧师 惠兰中学老照片 大革命前,历任校长概由教会委派西人充任,一应学制悉仿美制,学生程度约与美国中学相等,故毕业生有直接保送至美国滕纳逊、许耳立非、番葛林、格拉麦苏、亚太华诸大学者。今旅居海外的港澳同胞以及华裔美籍的知名学者和实业家,很多是蕙兰校友。解放前夕,蒋经国的儿子曾一度肄业该校,同为时人所共知。大革命后,学校经教育部立案,制度循照本国,校长亦由国人担任,教育主权始行收回。但因学校经费一部分仍赖教会辅助,仍沿称教会学校如故。 1904年落成的课堂 1903年落成的凹形学生宿舍 当时各科教学均重视课前预习,教师检查丝毫不苟,考试制度严格,故教学质量博得社会公认。高中英语教员,悉由西人充任,注重课堂会话,分阅读及文法两门,周时有多达9学时者。惟为纠正偏科之弊,乃以国文为尚。入学考试时,各科比例为国文2分、数学1分、地理1分、英文1分。至于平日更有明确规定:“其有侧重英文抛荒各科者,当令停读英文,补习各科,俾免偏胜之弊。”故凡毕业学生皆中西兼优,能胜任翻译及英语教学工作。 蕙兰中学“校场” 蕙兰注重体育,球类、田径尤负盛名。诸如国内大专院校知名教练宋君复、舒鸿、吾舜文、陈建亲等均出其门,此乃该校一贯重视并努力提倡故也。早在1912年美人慕珥长校时,广购校旁隙地,填塞卑,辟为一个大的运动场,即今“求是楼”以东的足球场、篮球场与跑道。1921年葛德基长校,复商承各顾问及校友会的帮助,募款4000元,建健身房一座,配以灯光。至是,体育锻炼,日夜不辍,风雨无阻。杭市各校,均地处闹市中心有这样大的运动场及完善的设备,当首推蕙兰。宜乎体育成绩,能独步苏杭,各项比赛,时得夺冠军,绝非偶然。当时还规定:下午课后,学生一律至运动场活动;运动完毕,一律至淋浴间淋浴(蕙兰不招女生),隆冬腊月,概不例外。遇有学生畏寒“逃浴”,慕珥则一一点名抓至浴室,淋以莲蓬,不稍姑息。开始或感“外国校长”举止“野蛮”,久而久之,亦得其益,因之学生体魄健硕逾恒。如今老年校友缅念往事,对此印象独深,无不津津乐道。 教会学校以传教为办学宗旨之一,故宣教工作占主要地位,宗教空气弥漫全校。各项宗教活动诸如早、晚礼拜、读经、祈祷、唱赞美诗……要占师生生活的一大部分,其中圣经一课,且被列入教学课程。另方面,由于崇尚资本主义“西方民主”,信仰、言论自由,故校内社团的组织及各班自立的球队,纷呈异采;各种刊物,亦如雨后春笋。在校师生,目击时艰,爱国不甘后人,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及各项爱国运动中,斗争精神始终不辍。据校刊所载:早在学校创办的第二年,迫于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学校停办一年。民国初兴,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学生喻义闻风而起。其后又有陆恩涌、丁庚生、沈祖懋、陈家骏、陈斯荫、于端人、车炳荣等倡立“雪耻会”,出版《雪耻旬刊》达五六年之久,颇得社会好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的时候,蕙兰高初中学生常常到外面去宣传,还拿了毛竹筒到各处去募捐,支援工人,并参加杭州市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等,在参加这些爱国行动时,尤其表现得出色。因此,那时学界流行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蔚为一时的风尚。1927年国民革命抵达浙江后,11月25日正值浙江地方革命起义纪念日,省垣大中小学纷纷放假一天志庆,惟独主持蕙兰校政的美籍校长不允放假。当时高二学生全级罢课,并向校方提出“放假一天”、由“国人立校”等条件,遭到校方的镇压。美籍校长当即出布告将全级学生开除,并勾通反动军警冲进校园,强令全级高二学生离校。就在被迫离校的当晚,全级同学聚集在网球场上高唱国歌,在黑夜戒严的气氛中,肩扛行李,被迫离校。那时军阀当局正在四出抓捕被诬为“捣乱分子”的工人与学生,风声鹤唳,一旦被捕,生死莫卜。在这种高压下,其他年级同学到大门口送行泣别。次日复经罢课抗议,迫使校方收回成命,高二同学复学。后来西席校长也更换为中国人,这在校史上可谓是光荣的一页。 五爱堂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我东北三省,举国上下敌忾同仇。蕙兰师生,经常上街宣传救亡,检查敌货。“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垣相继沦陷,全校师生不甘附敌,迁校富阳场口,后又加入上海各教会联合中学。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宣战,乃告停办。在杭蕙兰校址,抗战初起时,由美籍留校教师葛烈腾主持办了红十字会收容所,珍珠港事件后,为敌寇所据,改充日军特工大本营,所有留存学校的文献以及图书仪器、课椅设备尽遭洗劫。抗战胜利,河山重光,蕙兰亦告复校,经多方奔走,稍复旧观。不意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杭市大中院校以浙大、杭高为首,先后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及抗议北京美军强奸北大女生,声援于子三惨案等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是时,蕙兰师生受反动当局严密控制,表面上未公开参加学运,博得反动政府“嘉许”,但实际上在地下党的影响下,部分进步学生早就参与了校外的学生运动。他们组织读书会,编印小报,通过校内“合法”组织“蕙(蕙兰)弘(弘道女中)基督教青年团契”,广泛团结群众参加学运。有些活动被校方发觉,有的受到秘密警告,或遭秘密逮捕(如徐庆帧);有的被迫去浙东参加游击队(如张有琦);有的被秘密开除学籍(如张有瑜),但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师生,组织“应变会”保护校产,迎接解放。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城,杭州解放,校中即由学生会出面贴出大型墙报《五·四解放号》,轰动全校。次晚老浙大举行“五·四晚会”,即有五六十个蕙兰师生出现在于子三广场上听谭震林的讲演。5月17日在庆祝蕙兰建校50周年的晚会上,也有浙大50余人前来参加,演出剧本《走娘家》,并有解放军同志演唱《黄河颂》节目。当时学生骨干陈仲仪、来勤达等解放后分别当选为市学联主席及市团委书记等职。 之后,出于爱国的热忱,蕙兰校园一次次掀起了参军、参干的热潮,即有刘星华、徐虞植等同学分批考入了华东军政大学,麦铁棉等投入了嘉兴地区的土改运动。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中,蕙兰师生在南京、上海教会学校的声援下,发起了盛况空前的反美爱国运动。全校师生通过集会、批判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愤怒揭发美帝推行奴化教育的反动实质,深刻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遗毒,历时年余。在提高思想觉悟、加强爱国观念的基础上,杭州市军管会接管了这所教会学校,与前浙大附中合并成立了杭州市第二中学,后又被定为省重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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