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究竟有多富庶？有研究机构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整个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65%，北宋占80%，南宋占50%。

这一数据准不准确另当别论。宋朝到底多富有，我们不妨直接从宋代“当事人”的口中获知一二。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向朝廷呈递了一份名为《议经费札子》的折子，这是份专门讨论当时财政问题的折子，对于全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情况，曾巩如此记载：“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在《宋史·食货下一》中也提到了相似的数据：“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此外，《宋史·食货下一》还给出了另外一组数据：“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两处记载都说宋朝国家财政高达一亿以上，不过玄妙的点，就出在这里，这些古籍记载中往往只说数量，而无单位，不免令后人感到困惑。倘若单位是缗钱“贯”，那么无可争议，这一笔财政收入的确巨大到令人震惊。但实际上，宋代上亿的财政收入指的是铜钱、谷米、绢帛、白银、草料等物资的总和，因此应以“贯、石、匹、两、束”为统计单位。但即使是以“贯、石、匹、两、束”来核算宋代的财政收入，仍不可否认这是一笔巨款。

毋容置疑的是，宋朝财政税收收入当属世界第一。事实上，据学者研究，宋朝财政收入最高年份曾达到12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常年财政收入也是高达10000万贯。此后的元、明、清三代，显然无法与宋朝相比肩。

而在这庞大的财政收入中，农业税的比重大约只占30%，非农业税的比重高达70%。这是在宋朝之前，历朝历代都未曾出现过的财税结构。宋朝成为我国第一个商税收入超过农业税收入的王朝。

远超农业税的商税

国家的财政收入，源于税收。从古至今，税收都是国之根本，一定数额的财政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宋代商业的繁荣，与商业税务法规的出台有密切关系。五代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各地关卡林立，税收混乱。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了统一全国关税，颁布了《商税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则例》规定了征税商品的种类、税种、税率，以及对偷税、逃税的处理等内容，但实际上宋代征税范围非常广，即使是在《商税则例》所规定征税种类之外的，如蔬菜、果品、鱼鸭等物品交易都要征税。总之，几乎所有进入市场的商品都有可能被征税。

商税是对交易商品征收的税，宋太宗曾下诏说：“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了北宋时期具体的商业税率：“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也就是流通税是2%，交易税是3%。

为了配合商税的征收，宋代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商税机构，其中“四京”——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以及南宋临安设有商税院；各州、府设“都税务”，各军、县、镇则设“税务”或“税场”。州县税务下还分设“税场”“子务”或“税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税务机构。据统计，熙宁十年（1077）之前，北宋官设税务达1846处，到熙宁十年（1077）时已增至2011处。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税务官在城门旁的税场中征收商税的场景

商税一般征收现钱。宋代庞大的国家财富主要就来自商税，宋太宗时期，一年的商税收入约400万贯。宋真宗时期，商税也不过450万贯，而到了宋仁宗庆历时，商税猛增到了2200多万贯。可见宋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

商人纳税的凭证叫“税引”，税引由州府统一印制，由税务机构在税引上填入商人姓名、货物种类、税钱数量等，沿途税务可按贩易情况收税，并在引上据实批注。在榷场贸易中所发的税引特称“关引”。按照货物贩运路程的远近，税引又有“长引”和“短引”之分。

征商之事，古已有之。但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农业税为主要税种。随着宋代商业的迅速发展，商税税额不断增加，商税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以至出现了“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的说法。

此外，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宋朝还从市舶司等机构获得了大量的海外贸易税收。这是宋代出现的新税种，而且增长快速，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53万贯，治平年间（1064-1067）63万贯，到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已达200万贯，约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6%，对宋代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税场下的“桥梁经济”

商人们交易时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征税额难以进行评估，更为重要的是，商人并不会主动跑到官府衙门去缴税。怎样将商税征收到手，成为宋朝统治者面临的问题。为此，宋朝时便在各地开设观场、税务、作为专门的商税机构。

可税场该具体开设在当地的哪个场所中呢？选择机构办公场地也是一大难题。不过，这倒也难不倒宋人，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不论是在北宋还是南宋，宋朝疆域内，南方都是比较安定的所在，土地产出比较多，商业也比较发达。同时，南方雨量丰沛，水系发达，桥梁众多。水系发达成为南方水运突出的重要条件，所谓“南船北马”就是形容南方水运交通的普遍和发达。水运需要停船的码头，商品在码头上岸、分散，于是靠近码头的地方就容易形成村落或者市镇，同时，桥梁也是人流聚集的地方，一些商贩就将商品摆摊在桥梁处，久而久之，桥梁两端就出现了“桥市”。在北宋张择端《清明河上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桥梁上以及桥梁周边的商贸往来，往往都十分热闹。

于是，宋朝就出现了近桥而征商税的办法，基本上将收税机构设在桥头或者桥尾，这是宋朝所开发出的新型收税模式。

▲《清明上河图》体现了繁荣的“桥梁经济”

这一收税模式，包括两大类，一是商业贸易活动经过桥梁时要缴纳的“桁渡税”，二是在桥梁周围进行商品贸易活动交易时所需缴的商品税。

所谓“桁渡税”，“桁”指的是浮桥，也就是商户在通过浮桥或者渡口之时，需要缴纳一定的税款。随着宋代水运交通的繁荣和桥梁数量的增加，这种桁渡税，成为宋代商税征收当中的重要部分。

在需要征收桁渡税的桥梁附近，税场都会在桥头设置拦锁。对于市镇中心的商贩，税场可以上门收税；对于流动小商贩或者是带着商品路过的客商，税场就可以在桥梁处将其拦停并加征商税，同时还可以稽查行旅，维护治安。

至于对桥梁周围商业活动征收的商品税，因为宋代桥梁数量的庞大，使得这种商品税成为“桥税”当中的大头。这种交易税款，一般的征税率为3%左右，3%对于某个商品交易活动来说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宋代庞大的桥梁征税活动来说，就十分重要了。

近桥征税当然也有问题，问题出现在商税征收时的具体操作中，对于水面上的行船，要想征税，只有先让船停下来，然后收税人员上船核对货物，确定具体份额才能征税。为了确保这一收税工作能顺利进行，宋朝政府也像在桥上设拦锁一样，在水面上设立拦锁，往往是采用巨大的铁索横隔江面，将来往的船只悉数逼停，然后进行核验征税。

宋代近桥征税的方法，解决了商业突破时空限制后征税的难题，开创了一种新的征税模式，将宋代的商业发展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阻碍交通和导致物价上涨都是相应的弊端，但是面对巨额的税收利润，对这些弊端，宋朝历任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宋代近桥征税的这一方法，为后世所继承。到了元代，由此发展出了“桥梁税”，也是货物（有时也包括人）从桥上桥下通过时所需缴纳的税种。到了明代，“桥税”更成为一项专门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