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菩提寺路旁的萱寿里，有一栋西式的二层别墅，它今天挂着的门牌号为：“萱寿里16号”。这座青砖老洋楼正是知名学者余绍宋（字越园，号寒柯）的别墅。据历史资料记载，1930年，余绍宋曾在此买下1亩2分土地，然后，就动工兴建这座建筑面积为570余平方米的洋楼。1931年，这栋西式别墅建成后，余绍宋为其取名：“归砚楼”。

第一次南归之路

余绍宋，祖籍浙江龙游，出生于浙江衢州。清嘉庆年间，因龙游故乡遭遇兵火，余绍宋的曾祖父余恩荣便举家迁移至衢州化龙巷定居。1883年农历十月初六日，余绍宋诞生于化龙巷。

由于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当地出名的书法家，余绍宋受家风熏陶，从小就开始练习书法，起步就学颜真卿书法，后来遍学唐代其他各家书法，为以后成为书法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幼年的余绍宋还在父亲余庆椿的传授下学习《说文》、《尔雅》等古书。父亲去世后，余绍宋又师从邻居王耀周苦读7年之久。

1904年，23岁的余绍宋与安徽富商曹闻韶的次女曹越弟喜结良缘。第二年，由其岳父曹闻韶出资，余绍宋踏上了东渡日本的留学之路。

在东京，余绍宋先是在日本高等日语学堂过了日语关，然后进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学习。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许多人选择了法政专业，因为他们都希望通过掌握近代法政制度，来改革当时中国的体制，实现国强民富的愿望。

1910年秋天，余绍宋拿到了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的毕业证书，回到祖国。当时，清政府已经取消科举制度，对凡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生就直接赐予进士，对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则赐予举人。所以，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余绍宋便获得了一个“洋举人”的头衔。

由于余绍宋的表叔梁鼎芬当时在京城做官，经他的举荐，余绍宋便在清政府的外务部内谋得一个官位。但是不到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皇帝下台。余绍宋几乎连官场的情况都没有摸清就失去了工作，自然也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收拾好行李，余绍宋被迫踏上了南归之路。去上海，回衢州，最后，他又来到了杭州，并被浙江公立法政学堂聘为教师还兼任教务主任。

第二次南归之路

余绍宋在杭州当教师的时间很短，1913年，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开始向余绍宋招手，于是，余绍宋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在京城期间，余绍宋曾担任过不少“要职”，如议院秘书、代理秘书长，司法部佥事，代理司法次长、司法次长，尽管担任“要职”，但是，在10多年官场生涯中，余绍宋终于摸清了官场的内情，也领略到这些“要职”的真正份量。

民国初期，中国的政治体制开始效法西方，建立起“府”、“院”，当时，在政府和议院中担任“要职”的人中，不少是才华出众的知名人士，如梁启超、蔡元培、顾维钧、王宠惠、马叙伦、宋教仁，当然也包括余绍宋等。后来，余绍宋渐渐意识到，在手握大权的军阀眼中，这些“府”、“院”不过是一种摆设，一切都是军阀说了算，所以，尽管许多知名人士都身居高位，担任“要职”，但是，却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卫队居然开枪杀害爱国学生，时任司法次长的余绍宋愤然提交了辞职报告，但是，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辞职报告还没有批复，内阁也没有开会，军阀段祺瑞就已经作出了罢免司法总长卢信、司法次长余绍宋、陆军总长鹿钟麟职务的决定。这使余绍宋彻底看清了北洋政府的真面目，深刻了解了官场的黑暗和反动。

1927年8月，余绍宋辞去在京城担任的所有职务，前往天津。在天津小住一段时间后，余绍宋第二次踏上了南归之路。与上一次被迫南归不同，这次是余绍宋主动踏上南归之路。此前，余绍宋的好友梁启超，曾致书上海出版界名人张元济，向他推荐余绍宋，希望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能留住这位著名学者。但是，已经考虑成熟的余绍宋没有去上海，而是从天津来到杭州，他要在杭州定居。

1928年7月，余绍宋在杭州北山街上租下一处平房开始其在杭州的定居生活。

在杭州期间，余绍宋主要干这样两件事：著书立说，写字作画。在京城做官时，余绍宋的书法就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康有为、陈宝琛等人都很欣赏他的书法，有人甚至还称余绍宋为“北方书法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初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数年中，正是余绍宋卖画鬻书的黄金时代，每年的收入仅次于上海的张大千、吴湖帆等。北京的荣宝斋、韵古斋，上海的朵云轩、九华堂，杭州的西泠印社、浣花斋等名店都经营他的书画作品。所以，定居在杭州的余绍宋，也就有能力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1930年，余绍宋用自己的“稿酬”买下了杭州菩提寺路旁的一处空地，建起了自己的别墅——归砚楼（又将楼内的大堂命名为寒柯堂）。余绍宋将自己的别墅命名为“归砚楼”，也就是公开表达了自己远离官场，潜心书画的决心。

由于归砚楼附近还有不少空地，后来，何柱国、宋延华等名人也来此买地盖房。不久，这里就形成了里弄，但是却没有里弄名称。过了一段时间后，杭州市的建设部门就请居住在此的余绍宋拟定里弄名称，当时恰好是余绍宋母亲70大寿之年，于是，余绍宋便起名“萱寿里”，这一里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甚至还延伸出“萱寿里一弄”、“萱寿里二弄”等新的里弄名称。

定居在杭州期间，余绍宋还编著了一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著作——《书画书录解题》。该书以收录丰富、考证翔实、评论精辟而著称于世。美术界曾有人评论说：“不读《书画书录解题》，不可以论中国书画艺术。”可见此书的价值。

被迫中断杭州的生活

第二次南归的余绍宋彻底告别了政坛，在归砚楼内悠闲地过着他的文化生活。但是，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他的悠闲生活。1937年12月24日，日寇占领杭州。此前，余绍宋弃下他的大量藏书、字画，告别归砚楼，逃难去了故乡龙游。

1942年，战时的浙江省政府决定成立浙江省征集史料委员会，并任命余绍宋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1943年，当时的省政府又在浙江省征集史料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浙江省通志馆，余绍宋被任命为通志馆馆长。

那么余绍宋何以被委任这样的学术重任的呢？原来，在京城做官期间，余绍宋已经在编修地方志上显过身手。1921年，余绍宋受龙游老家的乡绅委托担负起编撰《龙游县志》的重任。虽然，余绍宋在京城担负着“要职”，由于真正掌权的还是军阀，所以，余绍宋也有空暇编撰此书。经过3年的笔耕，1925年，新的《龙游县志》问世，这部120万字的地方志，后来被列为民国四大优秀方志之一，从而奠定了余绍宋在方志领域中的地位。所以，余绍宋后来也自然是浙江通志馆馆长最理想的人选。

当时，浙江通志馆设在云和县大坪村，余绍宋带领学者开始在艰难的战争年代编纂新的《浙江通志》。按照余绍宋的规划，编纂这部《浙江通志》的时间共需8年，前6年为编纂期，后2年为审稿期。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阮毅成的联系下，余绍宋领导的浙江通志馆回到杭州，进入北山街旁的杨庄（即今天的镜湖厅景区）内办公。

从1943年到1949年，余绍宋和他的同仁完成《重修浙江通志》初稿125册。在1949年3月，考虑到当时的时局，浙江通志馆关门停止了馆务。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余绍宋便病逝于杭州寓所——归砚楼。

后来，浙江通志馆被撤消，馆内的所有资料，连同《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一并移入浙江图书馆。

余绍宋死后，还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戴上了“官僚反革命”的帽子。1984年9月，有关部门摘除了这顶帽子。人们开始正确地评价这位近代知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