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的关注和了解日益加强，各种汉学研究著作也被大量翻译引进。汉学作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其形成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本文在简单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脉络后，重点介绍尚不为国内学界所知的澳洲“后汉学”的形成和主张，以此强调汉学不同阶段的发展和力求自我更新的轨迹。

原文 ：《“后汉学”：用“全面有机”的方式理解中国》

作者 | 【加】西蒙菲沙大学人文学系终身教授 孔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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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最初起源

汉学（Sionology）广义指在中国之外的中国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狭义指欧洲传统汉学，即通过语言文学和历史来研究中国。汉学的最初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十八世纪在欧洲开设的培训传教士的“中国学院”(Chinese Institute)主要通过翻译研读经典来学习语言。所以，当十九世纪初汉学在欧洲创立时——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置汉学教授席位，其学科特点就是历史语言学(Philology) 和以文本为基础的对中国典籍的解读与翻译。早期的汉学家大多学习文言文，而且通晓好几门欧洲语言，包括拉丁语。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成就也是带评注考据特点的翻译介绍，比如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翻译整理的中国经典系列， 囊括“四书五经”以及《庄子》《道德经》，不仅翻译严谨，而且在注解上还参考比较其他语种翻译。

欧洲汉学除了儒家典籍翻译整理，也有很多其他成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 1883-1945)介绍道教佛教经典和通俗宗教，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对中国的宗教家庭礼仪的研究，还有德国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的《中华帝国史》和英国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集大成的研究。

二战后中国研究出现新特征

汉学领域发生转型是在二战以后。二十世纪中后期，冷战局势形成，美国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对远东研究大量投入。这一时期开始的以美国为主要阵地的汉学研究一般被称为中国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 (John Fairbank 1907-1991)和他主持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创立与奠定了中国研究的模式。随后的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都成为中国研究的重镇。与欧洲汉学传统相比，战后的中国研究有以下新的特征：

首先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概念。费正清中心最初叫东亚研究中心，他在哈佛开设的东亚文明史课奠定了东亚语言文化研究的区域模式，而中国研究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模式迄今仍然是很多大学的学科设置的基础。另外，费正清提出的以现代化概念来看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变化也主导了这一领域的诠释模式。

从研究对象上看，中国研究从欧洲汉学的古代和文本转移到现当代时期以及现代历史和政治社会的研究。也因此，中国研究与美国的政治政策有很密切的关系。费正清1948年所写并一再补充（直到1983年第四版）的《美国与中国》（The US and China），一直是美国人从百姓到政客了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必读书。其重心就是解释当代中国的革命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研究另一成就就是博士培养模式和研究生院课程设置。哈佛以及几所美国最早设立中国研究的大学所培养的研究生成为后来几十年世界各大学的教学研究支柱。以费正清中心为模式，各大学设立的中国研究中心则成了来自世界的中国研究学者交流和合作的基地， 进一步把美国的中国研究模式和成果推广到世界范围。

　费正清

中国研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学科规范的确立。费正清提出“在一种学科内来研究中国”。除了近现代历史，中国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等都获得长足发展。亚洲研究系提供的课程主要是语言、文学（古代）、思想史和宗教。但研究生和教授如果以现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他们则归属各个以学科为基础的系，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是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只不过碰巧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或亚洲。

可以想象， 这种转型也引起了欧洲汉学传统和中国研究的学术争论，尤其是在中国研究的定义,包括它自身是一门学科规范还是学术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这种讨论在1964年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年会上以及随后发表在《亚洲研究》刊物上的文章上有集中体现。针对中国研究学科化的倾向，史华兹 (Benjamin Schwartz) 提出警告，即中国研究学者需要“通识教育”和广阔的知识结构 （broader knowledge）。“不管一个人做何种学科，他对某一文化的理解越是广阔深入，他就越能智慧地对待其研究对象，而这种智慧，不管来自学科方法与否，都能使他的研究更富有意义。机械地把一种狭隘的特定学科规范强加到一种文化上，尤其对这种文化的其他方面的了解又很有限，那只会得出贫瘠甚至荒唐的结论”[Benjamin I. Schwartz, 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0(1980)]。

“后汉学”的产生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研究领域中提出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化。西方大学日益加强的理论化和学科化趋势也对中国研究发生很大影响。作为大英联邦的澳大利亚，曾经有很深的传统汉学的影响。1918年成立的悉尼大学的东方研究系就以语言教学以及教授古代汉语以及文明史为重点。同样的有澳洲国立大学(ANU)的远东历史系。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发展以及大学企业化，使得澳洲各大学一方面积极增设中国研究项目和课程，很多学科都有中国研究专家，另一方面却将重心转移到现代汉语教学和当代中国的“实用”研究上，忽视人文传统。因此，当初史华兹的担心在半个世纪后在澳洲得到回响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就是“后汉学”产生的背景。

2005年，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白杰明(Geremie Barme)在新创刊的电子刊物《中国遗产季刊》(Chinese Heritage Quarterly)发表“后汉学(New Sinology)”一文，提出，作为一种学术态度和知识特征，后汉学“用一种全面有机的方式”来理解与解释中国和“文化中华”，要全面地接触并参与华语世界，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公共事务上(Gereme Barme, New Sinology, 2005)。白杰明和同校的闵福德(John Minford)教授在此后一系列文章中，一再提倡“后汉学”的概念并积极付诸实践。其中最重要的实绩就是，2010年在澳洲国立大学建立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以及由这一中心召集的各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出版，包括“中国遗产”项目及电子季刊，“中国故事”项目和年书汇集，以及最近积极致力于中国遗产项目的白水学院（Wairarapa Academy for New Sinology）。 

对欧洲汉学传统的认同和提倡

从“后汉学”这个名称的选用就可看出对欧洲汉学传统的认同和提倡。它强调以语言（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为基础，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素养对中国研究的重要性。白杰明引用史华兹早期提出的，中国世界本身一直就强调人类各种活动是相关联的，因此对这个复杂多面的文化需要一种有机的全面的理解。专业训练对中国研究者固然重要，但必须建立在更开阔的文化知识之上，包括对古代的思想、文学和历史的了解。另一位提倡后汉学的闵福德教授指出，我们希望能回到早期汉学的深度，创造一种后汉学，来超越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狭窄的思维模式（John Minford, Lionel Giles: Sinology, Old and New，2008)。他们尤其强调对中国重要的人文传统文本和概念的梳理解释，分析这些传统如何界定中国人的思维以及如何塑造当代现实。如分析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其中的“天下”主题，就必须从古代典籍中的“天下”入手，了解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意义，才能理解这个词语如何代表当代中国官方和民间话语。

面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以及几十年里中国研究的发展，“后汉学”也强调汉学的现实意义。其“后”包含几层含义：一是对当代中国的强烈关注，以及一种参与意识；  二是对中国研究中的对象“中国”定义的扩大，整个华语世界及其相关的现象，而不只是中国；三是对不同层面的中国现实和话语的区别与关注，即 official China, Other China and Translated China； 四是对各种学科方法各种途径的兼容并取，其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准确地理解当代华语世界。

澳洲“后汉学”在教学和研究领域影响尚未明显，但它反映了西方学界对汉学传统的实质和贡献的持续已久的讨论与关注。 西方学者一直不断反省，使汉学研究避免简单化的思维和方法（reductive thinking）。我们在评价汉学时也要避免简单化的倾向，不管是来自学科化、理论化，还是意识形态化。每次汉学研究的新发展都与当时的国际政治议程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但汉学的实绩是远远超出宗教目的或政治议程的。汉学对西方世界了解和参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与贡献，为中国学术界也提供了很多新的视野和方法。随着教育学术的日益国际化，国外汉学研究和国内的中国研究的交融合作也会更加深入。【作者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博士。本文依据作者五月份在上海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 西方汉学的检讨：再思高罗佩现象”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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