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寻与杭州佛教界的主动交流

熙宁五年（1072）八月，依据宋神宗召唤的敕旨，成寻于六日离开天台国清寺前往北宋首都开封，途中于二十一日抵达杭州，二十四日离开杭州。在杭州滞留的3天里，成寻主要是等待官船的到来，仅与官府有接触，并没有与佛教界有任何交流。

在巡礼五台山之后，成寻决定再次前往天台。熙宁六年（1073）五月，在返回天台的途中，成寻第三次到了杭州，并滞留多日。期间，他主动地巡访了灵隐和天竺等佛寺，并与僧侣进行了交流。

成寻于五月二十日再入杭州，二十六日初次访问了灵隐寺、飞来峰和天竺寺。《参天台五台山记》对此有如下的详细记述[1]：

 今年从日本将来永智上人李诠，于灵隐寺储斋。辰时，行向。（中略）出州西门，于集贤亭乘船，渡西湖三里，上步头陆，经于五里间，渐向松林二寺门，宛如天台十里松门。次至灵隐寺，堂堂庄严，不可思议。奇岩怪石，异于他处。中天竺灵鹫山一小岭飞来。峰北面造灵隐寺，南面造天竺寺也。山体似飞来，山洞数处，奇秀绝异也。先参寺主慈觉大师赐紫云知房，重重宿处花美殊胜。即点茶了。自引将西轩，夏凉遊戏亭也。上长押打数十诗板，一两书取之。（后略）

据此可知，成寻前往位于郊外的灵隐寺的契机，是往来于宋日之间从事宋日贸易的商人李诠在灵隐寺设斋。至灵隐寺后，成寻非常感慨寺院的庄严以及寺院所处的环境。灵隐寺是东晋咸和元年（326）由印度僧慧理创建，因唐代的会昌排佛而衰落，吴越国时代再度复兴。景德四年（1007）改称为景德灵隐禅寺。灵隐寺在杭州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创建促进了杭州佛教的发展，可以毫不过言地说，杭州的佛教是因灵隐寺的建立而开始兴盛的。在宋代，灵隐寺与净慈寺相并为著名的禅寺，被后世誉为有数的禅院五山之一。

在灵隐寺，成寻首先拜谒了寺主慈觉大师云知，之后在云知的向导下，参观了西轩（夏凉的游戏亭），领略到灵隐寺的伽蓝布局及其地处的自然环境的景色，感悟殿堂的宏伟、庄严。他对挂在西轩的数十枚诗板，尤感兴趣，并抄录了其中的三枚诗板的诗句。出席斋会之后，成寻至灵隐寺浴堂沐浴，盛赞浴堂极其洁净。在禅寺中，被招待到浴堂沐浴是高级别的待遇，由此可以看出灵隐寺对成寻的热情接待。

出了灵隐寺，成寻前往天竺寺。如同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记录的一样，与灵隐寺隔小渓相对的是飞来峰，峰北面是灵隐寺，峰南面是天竺寺[2]。关于巡礼天竺寺的过程，成寻在日记中如下写道[3]：

参天竺寺寺主房。百余人学问天台教。管内僧正海月大师惠辩问：‘仁王疏有无？’答云：‘四卷疏纷失了。有天台一卷疏，三卷章安私記。’‘金刚般若疏非天台疏由示之。’答：‘天台疏由了。’僧引将见山洞卧龙石，实似飞来。次见葛仙公炼丹泉，水极清凉，饮之成药云云，人人饮之。拜五百罗汉、九祖堂等了。僧正储仙果茶，船头等皆吃了。山委曲皆在碑文，因之乞僧正。明日可送由约了。於长老西轩，闻佛法僧鸟声数度，飞来峰内鸣鸟也。

众所周知，杭州的天竺寺，有上天竺寺、中天竺寺、下天竺寺之分。依据《参天台五台山记》的描述，成寻所去的天竺寺，位于与灵隐寺相对的飞来峰南侧，应是下天竺寺[4]。

   下天竺寺是真观法师和道安禅师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创建的，最初的寺名称为南天竺寺，唐永泰年间（765-766）改称为下竺灵山教寺，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改为灵山寺，天禧四年（1020）再次恢复天竺寺之称。天竺寺在唐末战乱中曾被烧毁，至五代吴越国时，在其旧址上建立了五百罗汉院[5]。成寻所见的五百罗汉，或许可以追溯至五代时建造的五百罗汉院。

下天竺寺是高僧遵式弘扬天台净土思想的寺院。在天竺寺，与成寻一问一答交谈的寺主海月法师惠辩（亦称慧辩），是遵式的弟子祖韶的弟子，他“从祖韶於天竺，受天台教，习西方观”[6]。尤其是在祖韶晚年时，遵祖韶之意，惠辩曾作为祖韶的代讲8年，讲说天台净土观。惠辩作为杭州佛教界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的赞誉[7]，被选任为都僧正之职，“凡讲授二十五年，往来千人，得法者甚众。西方观成，与同社人造塔及閤”[8]，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与成寻相会一个半月后，即熙宁六年（1073）七月十七日，惠辩圆寂。可以说，成寻是非常有缘能与惠辩直接交流的。

根据上述引用的成寻的日记，惠辩曾问成寻：日本“是否有《仁王疏》？” 《仁王疏》的正式名称是《仁王护国般若经疏》。此佛典在中国已经散佚，自五代吴越时代以来，杭州奉先寺的住职源清，天台山家派的知礼，都曾先后向日本的天台宗请求经典。可是，直到成寻入宋时，中国佛教界也未得此书，因此惠辩向成寻询问此书情况。然后，关于《金刚般若疏》是否是天台疏的问题，惠辩与成寻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惠辩认为《金刚般若经》不是天台智顗所著，但是对于惠辩的见解，成寻却主张《金刚般若疏》就是智顗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日中两国天台教学的不同。

与惠辩交流后，在天竺寺僧侣的陪同下，成寻参观了山洞、卧龙石，以及传说是葛洪炼丹用的炼丹泉，礼拜了五百罗汉和天台九祖。由于飞来峰上刻有不少碑文，因此成寻向惠辩索求碑文拓本，惠辩答应翌日送至成寻的宿处。

天竺寺之后，成寻还参拜了与天竺寺相邻的敕兴圣院。敕兴圣院即是灵鹫兴圣寺，于开运二年（945），由吴越国王建立，位于天竺寺与灵隐寺之间。寺院的初名为灵鹫寺，大中祥符八年(1015)改称为灵鹫兴圣寺。关于灵鹫山的山洞，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录了观感[9]：“（山洞）广大如五六间屋母，石埼造付十六罗汉种种佛像等，奇怪洞也。”

如前所述，成寻巡访天竺寺时，曾请求飞来峰碑文拓本，天竺寺的僧正惠辩约定：“明日可送”。因此，翌日（二十七日）的早上，惠辩如约遣人送来飞来峰碑文——陆羽的《天竺灵隐二寺记》的拓本以及惠辩的亲笔信函一封。接获惠辩送来的碑文拓片，成寻如获至宝，喜悦无比。而惠辩的信函内容，成寻也录在日记中[10]：

            惠辩启       昨辰蒙

道驭临山寺，幸奉

慈相。但愧

迎候疎漏。本拟侵晨请

谢，忽值二三官员入寺宿霄，故不及至，容别择日

上谒。所索飞来峰事碑，只有陆鸿渐二寺碑，略指出端由。今封咨呈

座右，留之。不宣。

日本传灯善惠大师侍者                                    住天竺寺慧辩上

依据信的内容可知，惠辩原本计划亲自送碑文拓片，与成寻再相会，但因接待官员而无法脱身，故只有书信一封表示心意。

二十八日，另一位商人刘琨也在灵隐寺设斋会。刘琨是与李诠同样的从事日宋贸易的商人。成寻受邀。十八日上午，他再次前往灵隐寺。商人刘琨的斋会，成寻或许有非去不可的缘由，但是三天之内两次赴灵隐寺，反映出成寻自己也有再次造访天竺寺和灵隐寺的愿望。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对于二十八日的活动有如下记述[11]：

          天晴，辰一点，向灵隐寺。（中略）於西湖乘船。先参天竺寺僧正，昨日出去者。善妙大师出来点茶，以桥上塔院拜礼了。处处吃茶四个度。巳时，向灵隐寺，刘琨都纲斋。谒慈觉大师。沐浴了。申时归船了。

也就是说，二十八日的成寻首先去拜晤天竺寺的惠辩，虽然前述的二十六日巡礼天竺寺时，与惠辩有短暂的佛学交流，但或许是因为成寻深感两人的交流是意犹未尽，或许是因为高僧惠辩的学问让成寻期望能再次交流，亦或许是二十七日惠辩送来的碑文拓片和信函，促使成寻前往天竺寺欲再晤惠辩，无论如何再度前往天竺寺拜访杭州天台名师，可以说是成寻自愿、自发的想法、行动。然而，不巧的是惠辩因事恰不在寺院中，所以是由天竺寺的惠妙大师接待成寻的。出了天竺寺后，成寻礼拜了桥上塔院并吃茶4次，直至巳时，前往灵隐寺参加斋会。在灵隐寺，成寻又再次拜晤了寺主慈觉大师云知，且再次沐浴。

     六月一日，成寻乘船出杭州城。二日渡过钱塘江，直向越州。随之，成寻在杭州的佛教交流活动也画上了终止符。从上述可以看出，巡礼五台圣迹及访问宋都开封之后，再次来到杭州的成寻，尽管在杭州也只是短暂的10天，但对比初入宋时停留杭州的成寻，其在杭州的佛教交流活动，显然是积极而主动的。从被动转变为主动，究其原因，是与成寻掌握的有关杭州佛教的信息量相关的。通过在宋近一年的与北宋的僧侣的交流，成寻不断地获得有关杭州的寺院以及在杭高僧的学问及其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作用等信息，增加了对杭州佛教界的了解和重视，促使他再入杭州后，主动积极地把握交流机会。

[1] 《参天台五台山记》熙宁六年五月廿六日条。

[2] 关于飞来峰，《咸淳临安志》卷23引用了晏殊《舆地志》的“晋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兹山，叹曰：’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的传说。飞来峰的摩崖佛，自古至今，世间有名，但现存的石佛的造像时代，自五代至元代相混而存。

[3] 《参天台五台山记》熙宁六年五月廿六日条。

[4] 藤善真澄訳注《参天台五台山記》下・熙寧六年五月廿六日条的注（7），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

[5] 《咸淳临安志》卷80下・竺灵山教寺条。

[6] 苏辙：《天竺海月法师塔碑一首》（《栾城后集》卷24）。

[7] 苏轼：《海月辩公真赞一首并序》（《东坡后集》卷20）。

[8] 苏辙：《天竺海月法师塔碑一首》 。

[9] 《参天台五台山记》熙宁六年五月廿六日条。

[10] 《参天台五台山记》熙宁六年五月廿七日条。

[11] 《参天台五台山记》熙宁六年五月廿八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