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西南迎开国大典  授将军衔荣誉归人民

1949年4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一支支劲旅挥戈南下，百万雄师飞渡长江，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在大军南下时，五十军从九台出发，经河南商丘，到达湖北宜昌，在宜昌渡过了长江，然后又经恩施、宣恩，往四川成都方向进发。

到达四川简阳时，正值炎热季节，整个四川盆地像一个大火炉，有时气温高达40度。在这样的季节行军作战，是很艰苦的。好在五十军原来是一支云南部队，干部战士中多数是云南籍的少数民族，有白族、苗族、土家族、客家族等十几个民族，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南方，有一定避暑降温经验。因此，部队尽管连日行军，非战斗减员并不严重。

到达简阳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担任军前锋任务的第一五九师的报告，说距离他们师部40里的地方驻有国民党军一部，据侦察约有一个军的兵力，似有往成都方向溃退的迹象，请示军部对该敌可否实施进攻。

当时，军长曾泽生因病休养，未随军行动，军事上由我负责指挥。接到一五九师报告后，我立即找到军政委徐文烈，提出晚上召开作战会议，请各师长参加，研究战斗的打法。徐文烈当时没吭声，没有表示意见。晚上开会的时候，师长都到齐了，想不到徐政委却没有来，我派人去请他，又到处找不见他。后来，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跑到后勤部分慰劳品去了。时间不能拖延，我只好主持会议开始。会上，师长们求战心切，坚决要求打这一仗。我和大家具体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第二天一早开始进攻。我正式向各师下达了作战命令。

会议刚开完，徐文烈政委回来了，我把会议决定的作战方案和行动部署向他讲了，没料到他却猛地一挥手说：“这一仗，我不同意打!”我一愣，觉得不对劲，便问他：“为什么不同意打?”他不客气地说：“我是政委，部队打不打仗由我说了算!”我一听，火就冒上来了，也不客气地说：“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会上说，可是你既不参加会议，我又找不到你的踪影，会后你又来否定大家的意见，推翻会议的决定，这样做合适吗?”他更加生气了，冲我大声说：“你是一个副军长，无权决定作战!”我的脾气不好，受不得这般刺激，态度也很生硬地对他说：“军长不在，我是第一副军长，代行军长职责，在军事上我有权全面负责!”他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其实，无论在战时和平时，军事指挥员同政治委员的意见分歧是常有的现象，这一段小插曲也就很快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按照原定计划，战斗打响了，我到达一五九师前沿指挥作战，敌人一触即溃，拼命夺路往成都方向逃窜。战斗进行了4个多小时，我军歼敌一千多人，俘敌一万余人，缴获敌人大批物资，其中有鸦片烟几十垛，每垛都有几百斤。

简阳一仗后不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全军指战员欣喜若狂，欢腾雀跃，和当地人民群众一道，以各种最隆重、最热烈的活动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在欢庆这历史性伟大胜利的日子里，我这个穷脚夫出身的老兵，心情格外激动，我们这些壮士武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20多年艰辛的奋斗，终于把旧中国的黑暗统治推翻了，打出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我怎能不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啊!为了今天的胜利，多少战友前仆后继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生命没有白丢。他们永远值得人们怀念。他们要是还活着看到今天的胜利那该多好啊!

简阳作战后，五十军奉命进抵成都外围。其时，第二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正包围成都，于1949年12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歼国民党胡宗南军，27日解放了西南重镇成都。

成都解放后，成立西南军区，我从五十军调西南军区做了一个时期的后勤工作。1952年我又奉命调到江西军区任副司令员。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当我穿上礼服戴上将军军衔时，我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昔日的穷脚夫，而今当了将军，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这也是我30年奋斗的一个结晶吧!

1956年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不好。这年春天，我因病在庐山疗养，当时同在庐山疗养的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和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同志。

庐山，北依长江，南邻鄱阳湖。山上树木苍翠，峰峦起伏，云腾雾罩，瀑布飞泉，景色十分秀美，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谓。尤其到了夏季，山上空气湿润，气候凉爽，是避暑疗养和风景游览的胜地。解放前，这里是外国“洋人”的租界，山上有30多个国家的租赁地。解放后，庐山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为劳动人民游览和避暑疗养的地方。但是，由于庐山地势陡峭，当时没有公路，上山下山，只有顺山北的一条叫做“好汉坡”的险峻小道攀登而行，来往十分不便。

一天晚饭后，我陪同叶帅和邵式平省长漫步，来到“小天池”旁边的“好汉坡”。只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依傍在半山腰，像是架设的一道“天梯”。人们行走在上面，稍不留神，就有跌落悬崖的危险。叶帅观看了许久，对邵省长说：“庐山是避暑疗养胜地，今后上山的越来越多，能否考虑修筑一条盘山公路，上山下山就方便了，这也是为人民造福的一桩大好事。”邵省长点点头，十分赞成地说：“是要有这个发展眼光，省里也有这个打算。”叶帅又说：“我看说干就干，我给你调几个工程专家，拨一部分经费，勘察好路线，马上动手施工。”邵省长笑着说：“叶帅这样大力支持，还有什么话说。只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这里还缺少一个筑路总指挥。”说着，他用眼光看了看我，那意思分明是向叶帅推荐我来当总指挥。叶帅一眼就看穿了，当即答应说：“就让叶长庚同志来当这个总指挥。”

我一听急了，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可不是那块料，让我拿枪杆子行，修路我可没那门学问。”

邵省长认真地说：“我看你干也合适，碰到什么问题，咱们再一块研究。”

筑路总指挥的担子，就这样落到了我的肩上。

疗养期未满，我们3个就提前下了山。不到一个月，叶帅调了5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调拨了300万元经费。

修路的勘察、设计工作正式开始了。最初，公路的路线准备沿“好汉坡”修筑，经过仔细勘察，发现“好汉坡”山势陡峭，急转弯太多，于是改变路线，由山下的围家村为起点，沿北山盘旋而上。

路线正式确定以后，立即调集民工施工队伍，开山放炮，凿石开道，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苦干，一条简易的盘山公路有了轮廓。

这天，我带领几名工程技术人员乘坐一辆吉普车，沿着刚刚修筑的公路缓缓地往山上开去。边走，我边察看路面，由于路面高低不平，车子颠簸得厉害，还没爬到半山腰，我的心脏病发作了，只好下车坐在路边上休息一会，然后慢慢步行上山。一路走，一路歇，等爬到山顶上，太阳已经落山了。从山下到山上，整整走了五个多小时。

察看了道路，我又组织民工对路面进行了整修，全用细沙铺平。整个工程基本竣工了，历时不到半年时间。

举行通车典礼的那天，我和邵省长站在第一辆彩车上，往山上驶去。站在车上，放眼望去，晴朗的天空下，庐山秀姿展现眼前。远处，长江、鄱阳湖，波光闪闪，游动着片片白帆。近处，群峰叠翠，绿树盎然，宛如仙境一般。人群的欢呼声，汽车的喇叭声，在群山间回荡，响彻很远、很远……

我在抱病之年，总算为人民又留下了一个纪念!

本文节选自叶长庚回忆录《从脚夫到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