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名浚，字轮香，共有4男1女。长子早亡，故大房为炳森，二房炳箴，三房炳麟，次炳芹，女。祖父晚年时，亲自在家督教子女读书。诸子皆是发愤勤学。大伯父、二伯父均是浙江乡试举人，后因不敢违背家训，不再赶科举考试。大伯父曾任嘉兴儒学训导，科举废除后即任嘉兴秀水中学校长。

章太炎

我父亲9岁起由海盐外祖父朱佐卿先生启蒙。我听说父亲6岁时，家里有一亲戚（务农）为了考考父亲才学，时值下雨天，要他应景并合他的身份诵诗一首。我父亲笑笑就诵：“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少年、青年时期先后有名人为师主教，例如：德清俞荫甫先生，仁和高宰平先生、谭仲仪先生等等。16岁时，我的祖母叫我父赴县应童子试，事前突患眩晕，结果事未成。我的祖母非常疼爱这个小儿子，教养颇严，由于小时体弱多病，不许他随意出门游玩。祖母每当看到我父亲整天埋头在书房勤读（由妹妹炳芹伴读）深感欣慰，常在诸亲好友面前给予夸奖云：“别看我儿体弱多病，不善于应酬，将来章氏门中惟其能成名而耀祖也！”故而决意要给他娶一房贤德的妻室。几经物色，终于找到了我母亲王氏。1892年我父25岁，祖母给他们成了亲。婚后父母感情笃厚，相敬如宾。父亲在母亲体贴入微的照料下，不几年，他的癫痫也不治而愈。父亲每天晚上总要抽出时间教母亲读书，并且常常讲解些古代名人事迹，以启发母亲对人生意义的正确认识。母亲先后养育我姐妹3人。大姐名 （4 个“乂”，读“丽”），我名叕（读辍），三妹 （4个“工”，读辗）。由于我母亲只育我姐妹3人，未曾生男，兼因她是革命党人的妻子，经常遭受社会舆论的歧视和冷遇。我母亲总是默默地经受这些精神上的折磨，从而更加勤俭持家，细心抚育我们姐妹，挑起家庭重担，以免父亲有后顾之忧。她不但要绞尽脑汁设法避免社会的舆论牵累，而且要担负起沉重的经济担子：要负担我们家中的部分经济，要接济我父亲从事革命事业之费用。我父亲后来在革命事业上之成功（推翻满清皇朝），都是与我母亲及大伯父的竭力支持分不开的。但是我母亲王氏和我大伯父章炳森两位老人始终未曾分享和得到过我父亲的幸福和报答。我父亲在23岁时，当我祖父去世后，离家去杭州诂经精舍读书时，那时居住在下城木栅弄。29岁那年，他应友人汪穗卿先生、梁启超先生集资在上海办的《时务报》之聘请而赴上海，从此走出书斋步入政治舞台，开始走上革命征途。31岁那年因康有为以变法获罪，我父亲也因曾寄银16元参加过康、梁组织的“强学会”而受牵累，蒙日本友人设法帮助去台湾。这次是携家眷同去的，在台湾逗留的6个月中，我父任《台北日报》记者，后因我患痢疾，父亲写信通知大伯父来带我们回家，父亲就独自一人转赴日本继续避难。1899年，父亲在日本生病，母亲得知消息，心忧如焚，急忙筹措盘费，携着7岁的大姐和2岁的我，身怀未出世的三妹，再次离家远渡重洋，来到父亲身边，日夜悉心照料我父亲，使他身体早日康复。我还记得父亲在34岁那年回家过年，全家真是欢天喜地，高兴极了。母亲还特地做了一只百果全家福大饼，象征合家团聚（父亲在家最喜爱吃饼），同时，请了由嘉兴回家过年的大伯父、大伯母，一同欢聚，重温兄弟手足之情。除夕之夜，母亲不顾疲倦，彻夜挑灯为父亲赶制新衣。正月十五日有卢江吴保初先生派人急告：“唐才常君起义兵败事发，上面已知你的行迹，速避。”我大伯父当即与我母亲相商，父亲避至离我家不远的龙泉寺。10天后事稍平息，才接回家中。数天后复去上海，适苏州东吴大学求教员，乃赴苏州任教。我父在家期间，我母为了父亲的安全，担忧万分，通宵失眠，白天仍很镇静地照常忙碌家务，可是病魔已经缠身。母亲始终未在父亲面前吐露真情。第二年我父35岁，又回家过年，这是与亲人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了。同年正月十五日吴保初先生又派人急告：“苏州东吴大学事发有变，请速东渡为妥。”我父亲在日本逗留了3个月，迨事息后才返国。他因思念我母亲的病体而直接返回家里，以安慰我母亲并配合大伯父共同研究病情处方。此时还趁有暇之际，着手重修《訄书》，以传后世。我7岁那年，母亲一病不起，终因为了全力支持父亲参加革命，为哺育我们姐妹，为一个家庭耗尽心力。母亲临终时，在病榻边面托大伯父，请其抚养我们姐妹3人，使之不干扰我父亲的革命事业，她将含笑于九泉。大伯父当即对我母亲讲：“弟弟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有关于弟弟的事业，我做长兄的一定支持他完成，你放心好了。”我母亲就溘然长逝了。父亲在上海获悉我母亲逝世，悲痛万分，即作诗一首寄给大伯父，借以悼念爱妻一生为人的高尚品德。当年6月30日，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勾结，制造“苏报案”，我父亲不畏强暴，拒劝避走，仍留在报社坐等。等到警探临前，又自指鼻端说：“其他人均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就这样英勇就捕了。7月1日，邹容得悉我父亲被捕入狱，也自动前去投案。我父亲先被收押在英租界巡捕房，这是他被清政府查拿的第七次了。我大伯父得知我父亲被捕消息后，急忙筹了些钱，带些衣服、食物及日用品，赶到上海，并设法买通了狱吏，与我父亲见了面。10个月后，经上海道台下文书，北京外务部与各国公使会议，判定我父监禁3年，并当即移到提篮桥西牢。开始我父亲见狱中惨无人道，曾断食7日，以示抗议。在西牢里他开始被罚作裁缝：缝袜底，给犯人衣裤编号写字。后改一“美差”——烧饭。送囚饭时，他总先人后己，尽量给别人吃饱，有时反而自己挨饿。印度狱卒尤其暴横，我父亲自知力不能敌，亦以拳还击之，或夺其椎，因而遭数狱卒拖出，围而击之，直至毒打闷绝，始拖入铁槛中。狱中最残酷的是狱卒所设私刑——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为软梏，梏1小时许，则血管麻木，两臂如针刺状，即使江洋巨盗也难受得住。我父亲因与外界通信，曾前后受过3次此刑。狱中所食皆带稃麦饭，日食3合，粗粝难咽。我父亲出狱后，曾多次与人讲述狱中事云：“今西人所设狱，外观甚洁净，而食不足以果腹，且无盐豆；衣又甚单寒，卧不得安眠；闻铃即起，囚人相对，不得发言，言即挨棒，此直地狱耳！”我父在狱中，身心虽备受摧残，但革命之心，毫不动摇。

我父亲39岁，刑满出狱，大伯父又再次赶赴上海，准备迎我父回家。但因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早已派人到上海，专程迎接，我父亲就于出狱的当天晚上乘轮去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