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同治年间出版的《杭俗遗风》记载，在宓大昌烟号问世前，杭州已经有多家知名烟店，排名第一的是“达昌”，其次是“陈四海”、“迎丰”、“天润”、“天隆”等。那么，后来“宓大昌”为何能取代“达昌”，成为杭州烟店之首呢？这是因为“宓大昌”在创业中有不少创新之举。

免费品尝的探索

任何一家新开张的商店，要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求得发展，往往都非常重视“质优价廉”这四个字。“宓大昌”走的也是“质优价廉”的路。但是，刚开张的新店毫无知名度，如何才能让吸烟者知道“宓大昌”的“质优价廉”呢？宓庄晓开始行动了。当时，我国的主要交通是水路航运，宓庄晓便每天带上宓大昌烟号的烟丝，去乘坐各路水上航班。在船舱内落座后，他一边吸旱烟，一边将烟丝免费分发给一旁的乘客，并解释说：“我这烟是从杭州宓大昌烟号买来的，你们试试，烟味如何？我觉得与众不同哩。”由于他天天以乘客的身份出现在各个码头、各路航船上，终于使“宓大昌”的优质烟丝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宓大昌”名声也开始响亮起来。后来，各个码头的烟店都开始委托水路航班向宓大昌烟号进货； 再后来，水路能够到达的各个村镇小店，也开始通过航班向“宓大昌”进货。“宓大昌”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大了。

宓庄晓可能是我国最早实施免费品尝广告的商人。今天，免费品尝的广告形式早已被各个商家所采用，但往往由于广告味太浓，而得不到好的效果。宓庄晓的免费品尝广告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关键是其不暴露自己“宓大昌”老板的身份，不让别人觉察自己是在从事广告活动。

订单农业的萌芽

“宓大昌”是一家手工业兼商业的企业，要保证自己商品的优质，首先必须把好原料采购关。宓大昌烟号在采购烟叶上是花费了大精力的，凡是烟叶质量比较好的地区，远的如广东南雄、江西广丰，近的如本省的新昌、萧山，“宓大昌”都设有庄口，有专人负责烟叶收购。对于烟叶质量特别好的产区，“宓大昌”就会先发放贷款，预先订购，这就有点类似现代的订单农业，将整个产区的烟叶统统包下来收购。

优质烟叶产区的农民若缺少资金购买肥料，“宓大昌”会买来菜饼、豆饼贷给烟农，并于次年的烟叶收购时扣回肥料贷款。同时，“宓大昌”设立在各地的庄口，还都驻有富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会指导当地农民根据不同的土质，施用不同的肥料。这就有点类似今天的送科技下乡的做法。

“宓大昌”的这些做法，解决了困扰烟农的资金问题、技术难题，解除了农民卖烟叶的后顾之忧，的确给予了农民很大的帮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民种植烟叶的积极性，保证了烟叶的种植面积，提升了优质烟叶产区的产量。“宓大昌”的这些做法，赢得了广大烟农们的感激和信任，加上“宓大昌”收购烟叶的价格又高于其他烟店，所以，烟农们都乐意将优质烟叶卖给“宓大昌”，从而使宓大昌烟号的烟叶在进入店门的第一关时，就有了质和量上的绝对保证。这是“宓大昌”在同行竞争中高出一筹的重要举措。

聘用职业经理人

宓庄晓是经营烟叶的高手，然而，宓庄晓于1900年去世后，“宓大昌”并没有因此而挫折，反而继续加大发展的步伐，1926年，“宓大昌”还盖起了三层洋楼的店铺，这一切则与“宓大昌”实施的聘用职业经理人有关。

宓庄晓当年弃儒业、搞商业，做大了“宓大昌”的事业后，他却并不希望子孙重商业、轻儒业，认为子孙们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读书上。他说：“惟期子孙读书为善，稍有裨益于国家，不负我平日所期，亦已足矣。”

宓庄晓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宓崇焕，据墓表记载是“二品顶戴赏花翎直隶补用 道”；小的叫宓崇禄，走的也是科举之路。所以，宓庄晓于1900年去世后，他的两个注重读书的儿子并没有直接接手“宓大昌”的经营事务，而是聘请了一个名叫王亚庭的外姓人当了总经理。王亚庭是熟悉烟草的经营能手，在“宓大昌”担任总经理20多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总经理下面分设四个部门，即营业部、包装部、采购部、制烟工场，四个部门都设有部门经理，直接管理部门的工作。由于设置合理、责权分明，尽管“宓大昌”后来发展成为一家有400多员工的企业，但是，生产和销售还是相当有序的。

王亚庭在“宓大昌”的管理中还进一步完善包括采购、生产、营销、保管等各个环节的系列制度，并建立起严格的店规店章。为了从严执行这些制度，这位总经理还故意以身试法：一次，总经理吸着卷烟走进“宓大昌”，引起员工诧异。原来，“宓大昌”店规中有这样一条“本店员工只准在店内吸本店旱烟，不准吸卷烟，如有违反，罚款2元，充作员工伙食加菜费”。就在员工窃窃私语时，总经理当众表态了：总经理在店内吸卷烟照样罚款。后来2元罚款就进入员工伙食的加菜费。如此一来，员工们就更加看重店中的各项制度了。

“宓大昌”不以血亲关系，而以用人唯贤的理念聘用职业经理人，这是“宓大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章原名《宓大昌烟号——中山中路6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