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调至农村航线

做了几年，我总是觉得不如船上好，到上世纪60年代初，杭州航运公司和钱江航运公司合并，管理人员多出来了。我就主动要求，回到船上去。一开始是开货轮，到上海运石油。货轮一出码头，一般都是24小时连续不停地开的。我这个人睡眠不大好，在货轮上晚上被吵得睡不着觉。干了几个月，身体也吃不消，觉得还是回去跑客运好，白天在船上，晚上能睡安稳觉。这样，我就向领导提出，要求调到客运所。

在客运所，我工作的那条船号是“062”。“062”上一共七个船员，载客量是七八十个人，跑的是农村航线，开的是獐山、博陆、五杭、塘栖、新市、长安这些个地方。说实话，“062”这种农村航线的船，跑起来真的是不容易的。开农村航线的船很多都不在杭州过夜。早上六点从农村开出来，把农民们带到杭州，一般开到卖鱼桥都要十点多了。等到下午两三点，农民们要买的、要卖的都弄好，我们又再把他们送回到农村去。说说我们是杭州人，但是实际上在杭州城里也和他们一样，只呆了几个钟头，晚上都是住在乡下的。家里人一听到轮船呜呜的叫声，知道我到杭州了。等船靠岸，我把农村里买的一些便宜蔬菜、换下来的脏衣服往家里一放，又回到船上去了。等到家里人再听到呜呜的轮船声，知道我们又到乡下去了。好在我家住在拱宸桥，离码头近，那些住得远的同事，还要让家里人到船上来拿东西呢。所以老话都说，嫁人不嫁撑船郎，日日夜夜守空房。难得一次回家转，手里拿件破衣裳。你看，是不是说得一点都不错的。

开农村航线时，晚上在乡下过夜都要睡在船上。我们去上班，都要自己带铺盖。换条船，就要带着铺盖换。睡觉时，大家都是打地铺，被褥在甲板上一铺就睡了。冬天冷，就把跳板搁起来当作床板。塘栖、新市这几个大一点的镇上有茶馆，晚上有说书先生说书，一般都是苏州评弹。我是苏州人嘛，也常常去听。要是到五杭、博陆这些农村的地方，晚上就只有七个船员一起聊天打发时间了。我们这些船工啊，要是跑一个月的农村航线，就一个月不呆在家里，跑一年，就一年不在家了。除非是船坏了，要修了，那才能住在家里。白天到船厂去修，晚上回家。

我们船员每个人每个月休息四天。一条船上七个人，轮到休息的时候，他的活就由别人兼了去。有的船人少，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是兼不过来，就由公司里派备工去临时顶替。有的同事家里小孩多，老婆又不谅解，抱怨的话就经常有得听到。这点上面，我爱人理解我，这么多年，从来没听她抱怨过。

那时我们“062”响应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号召，积极为旅客服务，一直做成了全省交通系统的标兵。那时候船上常常有农村妇女抱着小孩到杭州来。小孩在船上尿布湿了，那些妇女就到船边去洗尿布。我们一开始不让她们洗，怕她们掉到水里。后来发现拦不住，就开会讨论怎么办。最后决定我们船员帮她们洗。洗完后，我们把湿尿布放在轮机壳上，用轮机的余热烘干，交到她们手上。你说这种事讨厌不讨厌？那一开始也讨厌的。尿布还好，要是屎布更恶心。像我们自己有小孩的人还好，已经习惯了。那些没结婚的青工一开始总是有情绪的，我们就给他们做工作。抱着为旅客服务的态度，慢慢地，他们也就习惯了。那时候我们的服务项目很多，还有冬天送开水，夏天送扇子，下雨天还帮旅客擦套鞋。因为船开得慢，坐船时间久，我们船员就自己掏钱买连环画发给旅客看，等他们上岸再收回来。农村里的病人到杭州来看病，不认识路，我们就帮忙把病人送到医院。所以“062”的意见本上每天都会有旅客的表扬。后来公司把我们当作典型，叫我们去了好几十个单位做报告，报纸也登了我们这条船的事迹。最后“062”还被当作浙江省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交通部的交流会，交通部还把我们评为全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说起来，那时候的人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为旅客服务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愿望，待旅客像亲人一样。要是我们不喜欢船，不喜欢这个职业，那些事都是做不到的。

“文革”后，我被派到“057”上去了，在乡下开更偏远的航线，一个月都回不了一次杭州。在“057”上工作了几年，公司把我抽上来参加“工宣队”。说起来，“工宣队”要到杭七中去宣传我们航运公司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一般人没经历过像“062”这样的事，要么说不出来，说出来的也不像。最后公司不得不把我们这些正宗的劳动模范、老工人抽上来。一年“工宣队”结束后，公司找我谈话，要我留下来做政宣工作。我还是喜欢船上啊，我说我是船工，船工么总要在船上的，不在船上叫什么船工。公司看我这么坚决，只好同意我回船上去。

离开船，去搞基建

回到船上，船工日子才过了半个月，船员证就要年检了。年检过程中要检查身体，发现了我有一个阴影，一查是肿瘤，要开大刀。大刀一开，就休养了大半年。这下，我就真的下不了船了。等到身体恢复，回到公司，公司就只能改调我去搞基建，造武林门码头。

我是真的喜欢航运公司，就把自己的小孩也放进来，希望能接我的班。儿子中学毕业就遇到了上山下乡。国家照顾我肿瘤开刀的情况，同意两个小孩都留在杭州城里。一开始，我儿子进不了航运公司，做过木匠、机床工人……什么都做过。最后还是到港务处的运输车间，也做了船工。那时的航运公司是好单位，我们公司喜欢到绍兴去招工，那些绍兴人到处托关系，说好话，都想进我们公司。那时我们每天有一块钱的航运津贴，后来涨到一块八，要知道那时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几十块钱。后来航运公司不行了，他在1988年离职，和几个朋友一道办了个厂。我女儿是顶我爱人的职，1979年进了杭一棉上班。但是她身体不太好，吃不消厂里的工作，我后来想办法，把她调到了我们航运公司，慢慢地又做了会计。所以你看，我女儿又和航运有关系了。

1988年，我从杭州航运公司退休，到现在也20多年了。航运工人的平均寿命都不太长，很少有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在60来岁时就走了。现在知道那些老底子的事的人真是不多了，打听来打听去，最后还是要找到我，他们叫我“杭州航运一本账”，也没叫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