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信海塘是有史料记载的杭州第一条海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华信建海塘的故事，来自刘宋时代的钱唐县令刘真道所著的《钱唐记》。因为《钱唐记》已经亡佚，其中一些片段被其他书所转引，所以出现了多种版本，文字都有些差异。我们就引用最早的文献《水经注》：

    《钱塘记》日：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这段故事之所以经常被转载，是因其非常有趣地解释了钱唐县为什么叫“钱唐”。唐者，塘也，两者可以通假。塘，也就是海塘，即防海大堤。

    大致意思是说：钱唐县有一条防海大塘（海塘就是防海水的大堤），在县东边一里地左右。当初是郡的一个议曹（地方官名），名叫华信的人，倡议建起这座大塘，用来防备海潮冲击。一开始的时候他宣布，招募大家都去运土石，一斛土就可以给钱一千。结果很快就招来了大量的民众，纷纷运土到这里。可大塘还远没有修好的时候，华信就假装说不再收购土石了。于是载运土石来的老百姓只好纷纷弃掉土石，回去了。华信等人就利用这些土石完成了防海大塘的修建。后来的县名因此就叫钱唐，其含义就是用钱招募修筑海塘。

    这个故事用来解释“钱唐”得名，自然是不可信的。因为钱唐这个名字，早就出现在《史记》 《汉书》中，比故事产生的时代要早多了。“钱唐”到底是什么确切含义呢？虽然说法很多，现在恐怕无法确定了。但毫无疑问，不会是因为华信筑海塘而改的。

    华信筑海塘这个故事，讲到用钱招募、骗人运土，有些离奇，也恐怕不可相信。但华信此人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而他筑海塘一事，显然也应该是事实。不过，华信筑海塘一事，究竟如何？海塘对钱唐县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一 “华信海塘”故事的文本辑录

    刘真道所著的《钱唐记》，刘毅纬的《汉唐方志辑侠》一书，曾经予以复原，他据“《水经·渐江水注》《后汉书·朱儁传》注、《咸淳临安志》卷十六古今郡县表、《通鉴》晋太元二十年注”等材料辑为如下一条：

    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家”字后，据《太平御览》多种引文可知，脱一“富”字。若不加一“富”字，则容易让人误解“华信”名字当为“华信家”。刘毅纬辑本没有据《太平御览》增改。）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日（“日”字，本作“月”，据《后汉书》注引文改——刘毅纬注。）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但是，古代文献引文往往不是非常严格，所以各种引文出入颇大。刘毅纬的这种辑佚，纯粹是综合各家，断以己意的做法，其实并不合适。

    从文本上来说，也许这条是最可取的，但是这已经加进去考证者的很多意见，未必可靠。而且，这样做的话，就将很多“异文”给取消了，无法呈现出来。这其实会给研究者带来误导。有时候，正是这些“异文”会给我们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为了更好呈现《钱唐记》原文的各种信息，就应该将不同的引文逐条记录，一起并存。

    以下我将本条引文，出现在南宋以前的文献中的，都予以排列，作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大概南宋以后，都已经不见《钱唐记》本书了）

    《水经注·渐江水注》：

    《钱塘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后汉书·朱儁传》注引：

    《钱塘记》云：昔郡议曹华信义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土石一斛，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皆遂弃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

    《钱塘记》云：昔州境逼近海，县理灵隐山下．今余址犹存。郡议曹华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塘成，县境蒙利，乃还理此地，于是改为钱塘。

    《太平御览》卷七十四：

    刘道真《钱塘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去邑一里，往时郡议曹华信家富，乃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运土石一斛，即与钱一升，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绝潮源，一境蒙利也。

    《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

    刘道真《钱塘记》曰：昔县境逼近江流，县在灵山下，至今基趾犹存。郡议曹华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成，县境蒙利，乃迁此地。于是为钱塘县。

    《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二：

    刘道真《钱塘记》曰：防海塘去邑一里，郡议曹华信家富，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土一石，即与钱一升。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皆弃置而去，塘以之成，于是改为钱塘。

    《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六：

    《钱塘记》曰：防海大塘，郡议曹华信象家富，乃议立此塘，以防海水。信始开募，有致土石一斛，即与钱一斗，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诵云不复取，于是载土者皆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绝湖渔，一竟蒙利，县迁治余姚。王莽时县名泉亭，于是改为钱塘，百姓怀德，立碑塘所，至今犹在。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钱塘县”条：

    刘道真《钱塘记》云：昔一郡境逼近江流，县在灵山下，至今基址犹存。郡议曹华信乃自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乃成。县界蒙利，乃迁此地。是因为钱塘县。

    王应麟《玉海》卷二十三《地理》“唐钱塘湖”条：

    刘道真《钱塘记》：议曹华信家富，议立防海塘。始开募有致土石一斛，与钱一斗。塘成，一境蒙利。县本名泉亭，于是改钱塘。百姓怀德，立碑塘所。

    《通鉴》晋太元二十年“茹千秋本钱唐捕贼吏”条下胡三省注：

    钱唐记曰：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能致土一斛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钱塘。

    从以上诸多引文中，可以看到，《太平御览》一书有多处引文，互相都有差异，估计此时《钱唐记》一书还能看到，抄书时各自取舍，因此不同。这些异文能提供我们颇多讨诒的空间。

二  华信海塘的修筑时间和位置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防海大塘修筑的时间。关于华信其人，是什么时代的呢？很多后人在论及华信时，都将他视为东汉人。就“郡议曹”这个头衔而言，确实看起来像汉朝官衔。那么，到底是西汉还是东汉呢？我没有看到有文章讨论过这一点。

    就目前所见的史料中，唯一的一条可能的证据，是《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六的有关“华信立海塘”的引文中曾提到：“王莽时县名泉亭，于是改为钱塘。”虽然这一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从泉亭改为钱唐，不可能是因为华信立海塘的缘故。但既然有这么一说，大概多少能反映出立海塘一事，当为王莽之后的事情，所以，华信当为东汉人。

    当然，如果我们说华信不是东汉人，目前也一样缺乏反证。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暂且还是将其时间定在东汉。

    其次，来讨论一下海塘的地理位置所在。在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 “防海大塘”和钱唐县县址的相对位置是很明确的：海塘在县东一里。

    但是对应于今天的地理位置又是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能推断，因为海塘要防的是东边来的海潮，所以防海大塘必定应该在西湖的东边。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清代陈文述在《西泠怀古集》中认为：华信海塘在云居山麓至钱塘门。近人虞家钧先生也采信这一说法。仔细观察这一说法，会发现，其实这个观点是认为：海塘等于是西湖的堤坝，海塘的功能是将湖、海相隔。结果是使得西湖从此成形，并开始逐渐成为淡水湖。

    这个观点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防海大塘若就是在西湖东岸，那么海塘以西一里的“钱唐县”岂非在西湖里面？实际上，西湖成陆时间应该早得多。之所以在西湖东岸一带长久没有居民聚居，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水源的缺乏。这一问题在此且不赘述。

    目前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华信海塘应该在今杭州市区位置。这个观点先是魏嵩山提出来的，他认为海塘应该在中河一线；其观点基本得到林华东支持，但林华东认定的海塘位置有所不同，他认为海塘应该在今中山路一线。这一位置就比中河的位置更靠西一些，但相差不远。可以说，两人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个推断，先是推断钱塘县的县址所在，然后再往东一里。那么东汉时期的钱唐县址所在，是需要另外证据的，这一问题，也早有很多讨论。本人在《杭州初史论稿》一书中也有过分析，使用了金牛湖与钱唐县址的相对关系予以推断，认为在宝石山东麓，和主流观点一致。也因此，华信海塘的大致位置，本人也认同目前的主流观点：在杭州市区的中山路一线。

三 华信海塘与钱唐县迁址的关系

    华信的海塘和钱唐县址的位置关系比较明确，那么，两者的时间关系又如何呢？也就是说，华信筑海塘，和钱唐县迁址，两者孰先孰后？

    《太平寰宇记》中的《钱唐记》云：“郡议曹华信乃自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乃成。县境蒙利，乃迁此地。”《元和郡县志》的引文也提到了“及塘成，县境蒙利，乃还理此地”。看来《钱唐记》的记载确实是说先筑海塘，再迁县治，有明显的先后关系。

    那么，为什么华信要筑海塘？华信筑海塘是否为了要搬迁钱唐县治呢？

    我们可以引用另外一个关于海塘建筑的记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海塘的修筑过程。《世说新语》卷三《雅量六》篇“褚公于章安令”条下刘义庆注所引《钱唐县记》的文字：

    县近海，为潮漂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因以为名也。

    《钱唐县记》当就是《钱唐记》的异名。虽然文字有不同，但从“因以为名”来看，两者所指的海塘，当是同一条。

    这段引文里对于修筑海塘的原因，说得很清楚：“县近海，为潮漂没。”这个说法，与《太平御览》引的“既遏绝潮源，一境蒙利也”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既然说“为潮漂没”，肯定是指有价值的东西，如人口和财产，甚至是土地被海水淹没而盐碱化等。

    接照此说，则筑海塘的意义就能很明白地显示出来了，那就是海塘可以保护住业已成陆的西湖以东的一片土地，即今杭州市区的一部分土地。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华信此人的身份，—方面他是“议曹”，另一方面，引文中很多都提到“华信家富”，是一个富有的钱唐本地人士。而且一开始修筑的时候，好像正是他自己出钱“开募”，用钱收购土石。虽然故事后文颇有戏剧性，但由地方富豪之家组织修筑海塘之事，当是实有其事。不能因为富有戏剧性而视为纯属虚构。

    实际上，《世说新语》注的引文，更显得接近历史真实：“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这里的敛钱雇人和华信之事相同。不过发起人却有点不同，是“县诸豪姓”。这说明修海塘的发起者组织者，是好多个地方豪强之家，而不是华信一家一人。当然，华信很可能是诸豪姓中的代表人物。

    这些地方豪强，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海塘，是为什么呢？我们自然不能认为他们在做公益事业，虽然引文中提到“一境蒙利”“民怀其德”云云。

    我们很容易能想到，当时在宝石山东麓一带，应该出现了不少经过开垦的土地。这些土地的开发者，很可能就是这些地方豪强，只有这些有力者，才有可能去开发这些荒地沙田。但是存在着一个杭州历史上一直头疼的问题，那就是钱塘江潮水的冲决。这片土地离海潮（离钱塘江）很近，所以还经常会被潮水侵袭淹没。为了更好地保护住这些已经开发的土地，还有居住人口，豪强们必然要开始修筑海塘，保护劳动果实。

    所以，这一过程，首先是宝石山东麓一带因为沙涨成陆，逐渐地得到了开发，甚至颇有人烟；为了保护土地和财产，东汉时期，杭州本地的土豪们集聚力量，共同筑起了第一条防海大堤；由于防海大堤带来的保护，经济和人口的进一步繁荣，最后导致了钱唐县县治迁到了宝石山东麓一带。

    而实际上，沙涨成陆的过程，在4世纪以后，在杭州地区可能是加快了步伐。而伴随着沙涨成陆这一自然活动进程的同时，就是城市不断往东发展，人口也不断往东发展的一个人类活动的进程。

四 华信海塘与“沙涨”问题

    华信能够筑海塘，其前提是今天杭州市区一带已经有大片成陆土地。而这些成陆土地，古人常称之为“沙涨”。实际上，今天杭州市区基本上都是沙涨出来的土地，也就是说，今天繁荣的市区，历史上曾经是波涛汹涌的河道。

    沙涨，首先是钱塘江泥沙沉积的结果，可以说是自然变化的结果，但是这一自然变化又是受到人类活动的极大影响的。如果以华信海塘为例，可以说，华信所筑海塘，是在沙涨的基础上造就，但是海塘筑就之后，又会极大地促进沙涨的发展，两者是互相促进的过程。

    可以用来对比的一个案例，是广东地区的沙田开发。在珠江三角洲地带，由于河流泥沙堆积形成的土地，因为都是无主之地，经过开发的就叫“沙田”。其中有实力的豪强地主就成为开发沙田的积极分子。不过这些沙田常要受到海潮的侵袭，经常性地被毁。所以，筑堤坝海塘的运动，也就不断地进行。这一现象，在刘志伟、科大卫等人的研究中都有揭示，对我们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极有价值和启发的。（最近著作可以参考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虽然两者时代不同，但其过程确实是十分类似的，完全可以拿来对照。

    另外一个可以拿来参照的例子是上海，上海可以说是这种沙涨形成的典型地区。这方面，谭其骧的研究是最著名的。（谭其骧《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长水集》下册）《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长水粹编》）等。）

    据谭其骧等人的研究指出：上海的成陆时间其实很晚。约公元4世纪以前，二三千年间，海岸线一直停留在一条沙冈，这条沙冈在今上海市区以西，宽几公里，高几米，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塘。也就是说，4世纪以前，上海市区还在海里呢，只有松江、青浦一带是海岸上。平均约500年以上乃至3000年才伸展一公里。但是4世纪以后开始迅速往东扩张。从4世纪到12世纪，约900年间，海岸线从冈身不断往前推进，共达30余公里。为什么会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

    谭其骧认为：前面几千年中海岸伸展之所以如此之慢，那是由于古代长江流域森林茂密，植被良好，为地表径流冲刷到长江大小支流中的泥沙本来就不多；这些泥沙的极大部分又都在干支各流中、下游的湖泊与河床里停积了下来，能为江流携带到江口以外东海之滨的为数更少。而4世纪之后成陆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是因为人口大量南下，长江流域人类生产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植被遭受破坏，江口外的泥沙沉积量日益增涨。沉积物先将近岸处水下三角洲填高，约自5世纪以后，即有大片沙滩陆续露出水面。但初出水的滩地在伏秋大潮汛时仍难免被淹没。历代劳动人民在海滩前缘所修筑的堤塘，使堤内的滩地较快成熟起来，而海塘的修筑同时又迫使此后长江挟带来的泥沙全部堆积在海塘以外，人为地加快了陆地扩展的速度。

    实际上，谭其骧也曾针对杭州湾做过一个推算，认为“全部杭州湾净增土地面积为560平方公里，即平均每年约增长0.9平方公里”。这一增长速度也是相当快速的了。

    关于沙涨的具体原因，谭其骧提到了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人民大量开发土地导致泥沙流失迅速加快，泥沙沉积也大量增加；二是修海塘的过程，更加速了陆地扩展的速度。两者结合，就使得海岸线往前延伸得很快。其实，这两点，在杭州地区同样存在。长江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是很相近的，所以，杭州在东汉以后直至宋朝（即四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沙涨情况，其实和上海正是十分相似的。两相对照，上海正是杭州极佳的分析样本。

    可以想见，华信筑海塘之后，这样的过程会不断重复，继续往东逐渐扩展。这一扩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杭州市区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这一角度来说，华信筑海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杭州发展史上最具关键性的第一步。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