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战败的第二年，即1946年9月，胡愈之发表了题为《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的报告。从此之后，关于郁达夫失踪之事，如下面所说的那样，流传至今： 1945年8月29日晚间，郁达夫和三四位客人，都是一些熟朋友，正在家中谈天，主要是讨论结束农场的事。那农场是巴爷公务许多侨领投资经营的，达夫是董事之一。8点钟以后，有一个人叩门，达夫走到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就回到客厅里，向大家说：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他和那人出了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到了第二年8月，对于达夫的下落，才算有了正式的证实。这消息是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的情报处得来的。据说，联军当局于审讯日本战犯时，录取口供，证实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丹戎革岱，丹戎革岱离武吉丁宜7公里。 我在二十几年前做学生时看到这个报告，因为报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谴责帝国主义罪行的倾向很浓厚，所以对它的内容不能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16年前，我和伊藤虎丸、稻叶昭二两位先生一起编辑《郁达夫资料》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了在苏门答腊和赵廉（即郁达夫）相识的好几位日本人，并将他们的谈话作了笔录，这就补全了胡愈之所写的报告。从而关于郁达夫的失踪与被害，我知道了与胡愈之的报告不同的决定性的事实。但是，考虑到当时有关人员还健在，发表这些事实还有障碍，只是把它的概要写进了作为《郁达夫资料》附录登载的《郁达夫的流亡及失踪——原住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词》。主要内容如下： 郁达夫确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有好几名宪兵参与了这个事件。除了一个人混入随军职工而早期回国以外，其他当事人都在被收容进收容所以前就离队了，下落不明。可以想像是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独立军，后来战死了。事件就在既无目击者又无证人的情况下，暗中被掩盖隐藏过去了。从盟军那里来的关于郁达夫被杀害的情报是为了使被害者的亲属和朋友得到满足而造出来的，这是和事实相反的。8月29日绑架郁达夫，而让他活到9月17日，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且，日本战败后，欧洲人就是有一个人被日本人杀害，也将是震撼苏门答腊全岛的大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连战犯的辩护人也知道要掩盖是不可能的。 我写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相当的反响，此后不久，在台湾、香港、新加坡也被翻译和介绍。但在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直到最近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一辑上被部分翻译和介绍。 
1972年，我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俱乐部机关杂志《南十字星》上，用笔名发表了《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在这篇文章里写到有一个曾和赵廉有很多接触、以后离队脱逃的宪兵，他在战败不久，对很亲密的朋友暗示：奉某上司的命令杀害了赵廉。这篇文章译载在《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中国方面也渐渐地对这一问题开始关心了。 
于是我就要求和前面曾提到的那位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回国，现在还健在的某宪兵会面。最初，他支吾搪塞，想拒绝，但最后，他终于答应会面。 1969年前，我曾见过这位原宪兵，并与之谈过话，那时并没有察觉到他是事件的当事人，以后随着调查的进展，判明他是这个事件的主谋，但当时他否认此事。这个原宪兵就是我写的《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的笔录里出现的D。当时他所谈的内容，虽然后来发觉在经历上有若干虚伪的地方，但作为资料可以认为是珍贵的，所以就按他所叙述的那样，记载了下来。 这一次，他最初还是谈些和笔录里所记的同样意思的内容，企图支吾过去。因此，我就拼命地说服他，要他认识到战后已经40年了(本文写于1985年——编者注)，如果现在不公开姓名而把真相发表出来，是不应该有太大的顾虑的。只有将真相发表出来，才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才能得到被害者的家属和与这个事件有关联的人，以及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宽恕。最后，他（现假定姓名为A）终于承认在自己的责任下，向几个部属下达了绑架处置赵廉的命令。 对于这件事，其实我早在16年前就掌握了决定性的证据。在《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文中，我曾提及，有一个宪兵对朋友暗示，他曾奉上司（指A）的命令，参与杀害了赵廉。这个证据是从那个宪兵的遗属那儿得到的。这位遗属在战后不久就开始反复严厉追问已经回国的A，要求说明自己的亲人下落不明的真相。对于这些，A始终不予明确答复。到了大约20年前，A没有办法，终于说出真相并在纸上写下了以下内容的东西，即：那时，有个姓赵的有名支那人，因为知道我们太多的秘密，所以命令几名部下将他杀害了。纸上很明确地写着“支那人，赵”。我得到那位遗属的许可，将之复印了，至今仍很珍重地保存着。 这次见面，我将这个复印件向A出示，这也成了A不得不说明真相的决定因素。据A说，发出绑架处置赵廉命令的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得到了部下关于绑架掐杀赵廉的报告。由于A不在杀害的现场，所以他不知道尸体到底如何收拾的，大概可以设想是埋在什么地方了。 A承认自己命令杀害郁达夫的事实以后心里轻松不少，接着又和我杂谈了他自己的身世，长达两个多小时。 A在1943年5月左右到武吉丁宜宪兵分队任职，一直继续到战争结束。他的职务是班长，在队长之下，但处于直接指挥队员的地位。A任职期间，郁达夫早已不干翻译了，然而，每逢需要精确无误的翻译时，还要找他。A发现他的翻译总是有利于犯人的倾向，这正如《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笔录中所叙述的那样。 根据胡愈之的报告，1944年初，赵廉的真面目已被宪兵队发觉，那么为什么没有逮捕他呢？A说虽然知道赵廉曾在新加坡编《星洲日报》，但好像并没有认为他是大人物。因此，也没有必要向宪兵队本部报告。因为宪兵只要一任职，谁都有搜查权，并不是事事都向上汇报的。 在胡愈之的报告里还讲到，赵廉的真面目被宪兵知道后，曾给了相识的宪兵1000盾的军票，这样，赵廉即郁达夫之事没有被公开。A对此持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宪兵并不是很要钱，那样的事是不可能的。 
原宪兵们编辑出版的《日本宪兵正史》（1976年8月15日日本全国宪兵友会联合会出版）里，曾这样记述：赵廉是抗日援蒋地下组织的首谋者（头头），1943年的年末开始的检举活动前，他们对此已有所感觉，但后来赵逃走了，因此没能逮捕。赵廉是不是地下组织的头头，这一点和胡愈之等的报告不一样。郁达夫直至日本战败一直留在巴爷公务的街头上，根本没有逃走。这到底是记述的错误，还是反映了日本宪兵队情报能力低下，在A所谈的话来看，好像宪兵间的联络并不是那么密切的，宪兵中有连调查记录也写不好的人，宪兵队里关于郁达夫的情报也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对胡愈之、汪金丁等在巴爷公务组织的秘密组织“同仁社”的存在，A也说不知道。 A在日本战败的第二年夏天，由军医安排，作为曾经得过肺病的人，用了假名字，乘医院的船回国。他说不是混入随军职员而回国的，回国后，A曾两次被负责战后处理的官厅叫去，但两次都不是追查和他直接有关的事情。结果，没有被指定为战犯。A没有被作为战犯受到追究，是因为有几位部下逃走了，然而这几位部下却因逃跑而受到怀疑，还有就是在战败时，他的直接上司，也就是武吉丁宜宪兵分队长，因有别的事件的责任而被处刑了。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A尽力在给当时在苏门答腊战后离队而死亡或去向不明的宪兵在当地建造慰灵碑，尽量帮助他们的遗属得到日本政府支付的养老金。这很明显是在继续赎罪。 A说我这次承认自己是绑架杀害郁达夫的责任者，是考虑到日本跟中国今后的友好。另外，他还说，如果允许的话，也想举起手在赵氏的墓前烧香。A在宪兵里是属少数派，是旧制中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的毕业生，像他这样有学历的人在军队里当然是可以取得干部候补生的资格的。可是，他在中学时代，由于讨厌军事训练，而参加时间不够，最后没有取得资格。还有听说他成为宪兵也是偶然的，是在别人的引诱下加入的。 这样，A就当了15年宪兵。他自己也苦笑说：“在日本国家权力的背景下，宪兵仅仅是虚张声势的存在。”75岁的A，现在以围棋消遣来度过他的余生。 我曾劝过A，请他自己在报刊上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但他因为有种种原因，而没有同意。最后，他托我公开发表事实真相。 文章原名《郁达夫遇害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