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姨娘家那条弯曲的弄堂，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妇人就过来问：“啥地方来额？”“找啥宁？”我说了。此人仰脖高叫：“亭子间（gai）个阿娘，乡下客人来嘞！”杭州也算乡下？立马，一种卑微从我脚底传上了身子。

杭州人也说“乡下客人”，但丝毫没有给人“低微”的感受。老波的女儿出生时请过一位保姆，后来她每到年脚边都来送一些年糕、番茄。邻居也端点吃食过来：“哦，给你们乡下客人尝尝。”没有一点居高临下。当然，要是称“乡下人”，那就不恭了。

老杭州更为婉转，哪怕不恭，也不直呼“乡下人”，称“蜡烛”。这说的是民国。后人不解此词，做父母的骂子女也用，似乎说“不点不亮”，有“欠揍”之意。其实，做父母所说的这类“蜡烛”，是用泛了。最初的“蜡烛”一词，用的只是“射覆”手段，即用“香烛”的“烛”，“射”出“香下”，谐音“乡下”。这不是老波信口开河，民国初期，杭州文人陈蝶仙的《杭谚隽谈》，也是如此说的。

历来闲雅的杭州，古老的“射覆”倒也不衰。如筵席上设一个“酒”字作令，设令人只说“春浆”，使人“射”之，“射”不中者饮酒。“春浆”，即“春酒、酒浆也”（清《酒令丛钞》）。古时酿酒，选择春日。若不分时令，酿成淡而无味的酒，再像现今的手段，添加些“某某精”来。如此之酒，哪怕殚精竭虑，前人也是“射”不成“春浆”的。

“射覆”，《红楼梦》贾府中人也常嬉用，若再引摘，“掉书袋”了。“射覆”手段，杭州人至今也有，譬如说某人脑子欠缺，就好用“十二点三刻”，也就是将近“十三点”了。

其实，这只是杭州人好隐语的一种，陈蝶仙说，还有一种“缩脚语”，如“猪头三”，即“猪头三牲”缩去一个“牲（生）”字。此词最初出自青楼，生人首次进门，“大茶壶”会叫：“‘猪头三’一个！”那意思是说，来了一个生人，“杀胚”，可放胆收他银子。

“辫发松松脑后拖，四镶搭脊夹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争奈书呆腐气多。”这是陈蝶仙笔下拱宸桥畔的“潦荡胚”，大多有权有钱人家的子弟。如今，少有人晓得“猪头三”出处，人云亦云，多指那些不明事理或不识好歹的人。

 杭州话有将“十夜五遭”说成“十呀五”的，按陈蝶仙的说法，应似“十日五疯”的“缩脚语”。“疯”即“着遭”，十夜里要“背时滴答”的五夜，招人厌憎。此话最早是杭州的女人们好说，后来用泛了，大多指那些不合时宜的人。

其实，杭州人好说隐语，由来已久，在明时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也有。按田汝成老先生的说法，最初是对宋室南迁，大量北人进入杭城的抵触，“以欺负外人”。看来，“坐山老虎”的杭州人，也是有才的多。南宋的《白獭髓》，就有记载，主要为“切口”式隐语。

 “切口”，就是以“反切”的方法作为隐语手段。反切，是一种汉文字的标音方式，《康熙字典》就是这么标的。按田汝成的举例，杭人的反切隐语，有“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的说法。有意思的是，老杭州人至今仍有将“一”读成“yao”的，这便是“一为忆多娇”的遗留。即将“忆”的声母与“娇”的韵母相拼，其中的“多”，只是“五言”句式的点缀。

杭州话中的隐语，并非全是约定俗成。我在东北生活多年，乡人说话直白，极少隐喻。譬如，接生婆将婴儿扯成了歪脖，长大后就以“歪脖子”为小名了。下乡的杭州青年好玩歪歪、绕隐语，称其“宾努首相”，这“隐”就扯大了。

好隐喻，也算是方言文化的一种，这样的隐语，有时也会让新杭州人摸不着头脑。当然，新杭州人也不必过虑，遇到不明白的，最凶的就是朝他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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