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眼中的知青下乡

    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并且下达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杭州郊区也迎来了大批下乡知青。以我们袁浦公社五一大队（袁家浦村）为例，从我记事的1968年起，来了许多知青。第一批在1968年底，那时，我只有五岁。邻居二队的知青叫“小林菩萨”，五队的知青叫苏珍，我们三队的知青叫小狗，十几年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吴为虎。小林住在二队队长金涛叔叔家，苏珍住在五队队长周阿哥家里。小狗住在我家隔壁堂叔永兴家里。后来生产队为他们各自盖了茅屋。小狗的房子就在永善大伯家东面。茅屋用泥墙夯起来，稻草盖盖，没住多少时间，小狗回城就业去了。他去郊区公安分局当民警，好像是去了刑侦队，后来破了大案，立了大功，先后被提拔为刑侦队长、市公安局治安处长、江干公安分局局长、萧山县政法委书记。听说后来涉黑涉枪，被判了死缓，这是后话。我上大学时去看过小狗，那时他就在下宁桥的西溪派出所。在江干区时，我同学在分局工作，我也顺便去看过他。

    小林、小狗他们还是比较本分老实的，经常和队里农民一起篮球赛，劳动也肯吃苦，经过一年多的磨练，成了正宗的农民，农活大多会干了。他们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冬天，他们想吃狗肉，打上了宝年叔叔家那条大黄狗的主意。在大队四合院里围追着打，最后黄狗被吊死在大队篮球架上剥皮，也有小伙伴说是用麻袋在大池里用水浸死的。我们都为那条黄狗可怜，高大威猛。胆子大时，我们还去骑一下。大黄狗会游泳，扔个东西会捡回来，特别厉害的是，它有空中接物的绝技，像足球守门员接球一样。狗有灵性，黄狗被打死后，狗主人祖方奶奶伤心了好长时间，我们这批小孩子也伤心了很长时间。知青小林菩萨不敢来我们队玩了。知青的形象差了许多。

    1975年春暖花开时，我们五一大队又来了十一位下乡知识青年，每个生产队一位。印象中，一队里的姑娘姓马，他父亲是供销社的马会计。二队里的叫茶花，后来嫁给了我堂叔宝年，成了正宗的泗乡媳妇。我们三队的叫丁志根，笕桥镇人，所谓知识青年，其实就是城市户口的适龄青年。丁志根大字不识几个，只认识“丁”字，不认识“志根”两字，这是真的。

    二队知青茶花后来嫁给了我堂叔宝年，现已在杭州挂车厂退了休，生了个女儿，早已抱上了外孙，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这也是十一个知青中，嫁给当地农民，留在袁浦五一大队的唯一一位。

    知识青年刚到大队里时，先分散住到农民家里。后来，大队专门为知青造了两层水泥预制板洋瓦房，这是全大队第一座洋房。建房资金一万六干元，上级政府和结对单位杭州人力车厂，支援了八千元，我们大队负担八千元。知青楼建好后，杭州人力车厂专门派了党支部封书记前来驻村，并且帮我们建起了大队五金厂。五金厂里有冲床、刨床、钻床等大型设备，这些设备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厂里的几位学徒工中，一位继续从事五金行业近四十年，成了大老板，他就是七队的国祥老板。

    知青到来后，大队部院子里热闹了许多。有水泥灯光球场，有小店，有理发室，还有名闻泗乡甚至萧山富阳的五一面条制作厂。知青们到来，给我们近郊农民带来许多新鲜的东西。他们唱歌跳舞，参加村里的文艺活动，成了主力军。还经常参加村里的篮球比赛。个别知青还参加冬泳，与袁浦卫生院的赵医师、四队阿玉一起在大池里冬泳，在这之前，我们不敢想象冬天可游泳。城里知青姑娘的到来，给农村姑娘树立了榜样。向知青学习，穿上了半透明的“的确良”，戴上了胸罩，男人们笑话他们为“女民兵”，背上了子弹袋。姑娘们还穿着泳衣下卫星浦和大池里游泳，本地老人们在“世风日下，有伤风化”的责骂声中，也慢慢地接受了。

    现在看游泳比赛，知道有仰泳、蝶泳、蛙泳、自由泳，这些名称都是从知青那里学来的。我们小时候称仰泳为“朝天游”。

    其实，我的孩提时代，一直在和知青打交道。刚上一年级，第一任嫌我矮小不让我上学的班主任小俞老师，她就是下乡知青。上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叫周进，是新龙社里的知青。刚进教室门就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周”字，问我们叫什么，同学们不认识或不敢回答。我举手回答叫“猫”，你就是猫老师，他大光其火，我转身就跳窗户逃走了。同学叫他绰号“走（周）进走出”。十年前，市安局工作的邻居来校看我，同来的老警察说在新龙社插过队，我叫他周老师，他惊呆了，他就是周进，可能他自己都已经忘了下乡插队时曾教过书。

    下乡知青的生活是苦是累的，但在下乡过程中，接触了中国农民，了解了中国农民，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后来许多知青在改革开放后的大潮中，作出了大贡献。现在，他们大多数到了退休年龄。在转塘龙坞还有一个特殊的村叫“西湖茶场村”，实际上是为知青建立的西湖龙井茶农场，至今那知青楼尚在。去年秋天，二十多位知青回到了第二故乡，哭着笑着，相互搂抱着，诉说着当年的情谊，感恩着当年的乡亲，惦记着那一茶一山，并祝福龙坞的山水更加美丽幸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国家特殊背景下采取的特殊政策，但时间一长，也导致了不稳定。返乡心切，当初的毛头小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中国近几十年的几次人口大迁徙、大离婚，知青政策直接与之关联。早期的电视剧《渴望》《孽债》反映的就是知青下乡的故事。《平凡的世界》中也涉及了知青的一部分事。知青回城潮第一次大暴发在1978年底，以上海知青为主的云南知青徒步几个月去北京上访，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初年，城乡经济发展迅猛，知青回城心切，城市也需要劳动力，下乡未婚知青陆续返城。已婚的知青，部分离婚回了城，部分留在了农村，后来也落实政策，就地安排工作。我们大队的知青们几乎都返回了杭州城，只有茶花嫁给了我堂叔，留在了村里。知青楼则已用作村里的办公房，就在我家不远处的河边上。

文章原名《泗乡往事》

作者系杭州市西湖区人大常委会灵隐街道工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