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杭州有几条用人名命名的马路,像“中正路”、“英士路”、“膺白路”、“性存路”什么的,其中“性存路”是为纪念近代法学家阮性存而命名的。他的旧居在今上城区平海路61号,人称“适庐”。 适庐 阮性存原住青年路。适庐建于20世纪20年代,坐南朝北。始建时,东、南筑以高墙与邻屋相隔,北面临街(平海路)有砖砌围墙,开一门,与围墙呈凹字形,西侧(吴山路)是花园,用篱笆隔围。主楼为砖、木和水泥混合结构,三开间,三层楼。底层朝北有廊沿,中间是客厅,两侧是会客厅、办公室和书房,室内装饰考究,用料高档。二楼是卧室,南、北房间用走廊相隔,西侧有一木制曲梯,可上三楼。三楼南面是三间朝北房间,朝南开窗,房间前有一大露台,西侧有一楼梯,可上顶部阁楼,开有东西窗。主楼底层两侧各有一水泥浇筑的楼梯,上覆遮雨阳棚,是上楼的通道,楼梯旁各有一附属用房。西侧花园现已改建成商铺,楼内装饰亦有改变,但总体格局仍完整。 抗日战争期间,适庐也遭厄运。先是被偷,小偷借一处公用防空洞,打通了地下道,潜入房中,陆续偷走衣服等,据被抓住的小偷招供,已偷了多次,还说另有多人进去偷过。最可惜的是,阮性存多年的日记、信札、手稿,以及他执业律师时所承办案件的卷宗与朋友送的字画,全部损失了。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松尾政太郎占用适庐开设旭日旅馆。抗战胜利后,主人曾去拱宸桥日侨管理所寻找松尾政太郎,问他是否知道家中东西的下落?其时,松尾政太郎已60多岁,有一妻四女,住在管理所中,他回忆说是在杭州沦陷两年后才到杭州的,看到的只是两个中国人睡在门房里,整个房屋空无一物,想是早已经过洗劫了。 律师不能说假话 阮性存,原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睢宁。早年在苏北各县任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辞职赴东瀛留学,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次年回国,聘为浙江公立法政学校教习,讲授《刑法总则》、《现行各刑律》等课程。后来,创办浙江私立法政学校,自任校长。阮毅成在《记余绍宋先生》一文中说:“旋三人(余绍宋、阮性存、许养颐)又共同发起创设浙江私立法政学堂,在杭州刀茅巷,自建新式校舍。先君(阮性存)任校长,许任教务主任,越老(余绍宋)任教员。” 阮毅成夫妇像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阮性存弃教从事律师职业,任杭县律师公会议长。作为当时杭州为数不多的律师之一,他作风正派,信誉很高。有一个名叫何遂的,因他的父亲犯了事,将被判处徒刑,打算请一位有名的大律师想办法,希图免遭判刑,因而去请阮性存做律师。案情谈了以后,阮性存回答说:“根据你刚才说的,就应该判罪,律师不会作弊,不能伪造证据,你想宣告无罪,我没有这个本领,你去另请高明。”何遂还想说话,讲不了几句,阮性存打断他,说:“你以前对我说的是真话,现在讲的都是假话,你既来请我,就要说老实话,你这样滑头滑脑,律师是不能跟你去说假话的。” 1916年,阮性存被浙江省都督兼省长吕公望聘为秘书。1918年起,又先后任浙江省议会议员、省制宪起草委员会委员、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司法厅厅长、省政府委员。1928年,他不幸去世,葬于杭州九里松石莲亭,有挽联曰: 以子产治术,兼子文治才,左右逢源,卓有绩名传绝越; 与伯安同乡,是伯元同姓,后先继美,自然独步擅江东。 为纪念阮性存对浙江司法事业的贡献,浙江省国民政府特地把今庆春路众安桥以西路段命名为“性存路”。 三句不离本“杭” 不过,对今天的杭州人来说,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儿子阮毅成。阮毅成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适逢“五四”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就与同学查猛济、施存统(复亮)等创办了《浙江新潮》周刊,提倡白话文,发扬新文化,主张“人生最后的鹄的,是生活、幸福、进化。实现的条件是自由、互助、劳动,这就需要改造社会”。他也上过浙江公立法政学校,据同时代的同学回忆,那时“男女同校的还比较少,在法专却有两对‘伉俪同学’,一对是阮毅成和他的爱人钱英,另一对是青田人何纲和仇葆权夫妇。阮毅成是阮性存的儿子,后来转入上海公学,游学美国”。 抗战开始,阮毅成应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邀请,书生从政,担任了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从政十载,仍然不改书生本色,发起成立浙江省行政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创办新群高级中学。在他及其同仁的努力下,二浙所有府、州、县、镇,以及山川、寿庙志书,得以搜罗齐全。他离职时,曾对当时的杭州市市长周象贤说过一番话:“杭州的孔庙、钱王祠、岳坟,均已由市政府拨款修理。独白、苏二公祠尚未得重修。该祠系为纪念白居易与苏东坡两位杭州太守而建者,地在平湖秋月对门,浙江省忠烈祠隔壁。现为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用作学生饭厅,脏乱不堪。白居易的石像,则横置于墙角。以白、苏二太守对杭州的功绩,身后竟不得一使人崇祀之地。国立艺专既不允归还,杭州市府可考虑在阮公墩上另建新祠。盖西湖三岛,三潭印月及湖心亭均有建筑物,惟阮公墩上未有房屋。如能建白、苏二公祠,亦可增加风景,使游人多一游憩之地。”很有见地。 适庐鸟瞰 1949年,阮毅成迁居台湾,但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他自号“适庐老人”,常与迁居台湾的杭州乡贤祝绍周、蒋彦士等组织文酒之会,以寄托对故乡的赤子之心,表示“如能重回杭州,要继续建设杭州,美化西湖的未竟工作”。公余闲暇,他笔耕不辍,著有《三句不离本“杭”》,叙述了1912年至1949年间杭州的变迁和民间俗事、名湖香水、某街某巷、风俗语言,娓娓道来,如书中谈及杭州话中的“儿”字音,一气列举了14种东西:筒儿面、筒儿骨、枣儿瓜、椿儿肉、件儿肉、枣儿糕、髦儿戏、画儿匠、帽儿头、豆儿鬼、瓢儿菜、门儿布、片儿川、扒儿手,可谓原汁原味,有声有色。还谈及昔日杭州的大户人家,如头发巷的丁家、元宝街的胡家、清吟巷的王家、双陈巷的商家等。认为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诗句中的深巷,就是杭州的孩儿巷,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景色,是在描绘西湖九溪十八涧。这些如数家珍的掌故,触发了1949年以后渡海客居台湾的浙杭籍各界人士的心弦,使这本薄薄的仅一百多页的《三句不离本“杭”》传诵一时。 文章原名《阮性存与适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