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维勒地图中的杭州

    唐维勒（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79-1782）是十八世纪法国制图学辉煌时期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在出版与中国相关的地图方面，在法国更是卓有成效的一位。1708年开始，康熙皇帝任命耶稣会士到中国各地测绘以完成地图集。这些耶稣会士们希望也能在欧洲出版他们在中国通过测绘得到的地图，于是，他们找到了唐维勒，希望他能够作为这批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者。唐维勒没有辜负耶稣会士的期望，他利用耶稣会士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的绘图资料，制作了中国全图和中国各省、区域分图共66幅。1735年，他把这些地图发表在杜赫德（Du Halde）编辑出版的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一书中。两年后，他还把这些地图单独结集出版，取名为Nouvel Atal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唐维勒一直勤奋工作，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他还以他的地图集为基础，编绘了名为Atlas général的图集。[1] 

唐维勒名为Carte La Plus Gene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hibet, Dressee sur l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es RR PP Jesuites Missionaires dans cet Empire. . .地图中的杭州  

杜赫德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的西湖图

    因为得自于在华耶稣会士在中国各地的测绘,以及他们在中国搜集到的相关地图资料,唐维勒地图中的杭州的标示更加准确,并且,在他发表在杜赫德的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书里的地图中，还有一幅关于杭州西湖的专图。这是目前可见的西方古地图中的第一幅西湖专图。不过，在唐维勒的地图中，除了名称的标示变成Hangtcheou之外，唐维勒把单顶的建筑图示从杭州之名的右上侧挪到了极远的左侧，在杭州之名标示的右下侧，还有一个类似的图示，此图示处在钱塘江入杭州湾口的南部（此前都在北部），其下方标示的是绍兴(Chao hing)。对照唐维勒1735年的浙江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绍兴府（CHAO HING FOU）的右侧标有红色图示外,在杭州府(HANG TCHEOU FOU)的左侧也有红色图示。

唐维勒名为Province De Tche Kiang地图中的绍兴、杭州和萧山

    现代地图上的杭州[2]

为什么要在绍兴也用红色标示，而把杭州的红色标示改至左侧？唐维勒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但基于唐维勒所依据的材料是耶稣会士在中国测绘所得，这种宗教上的身份应当会在地图有所体现，所以唐维勒地图上的绍兴名称旁的红色标示，很可能与绍兴传教士在绍兴地区的传教活动有关。我们知道，明万历十四年（1586），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ieri,1543-1607）和麦安东（Antoine d’Almeyda,1556-1591）至绍兴传教，至万历十七年（1589）止，绍兴有一人受洗。后来，卫匡国等人也曾于绍兴传教。虽然受到礼仪之争的影响，天主教在绍兴的传教一度受阻，但到了康熙四十一年（1702），法国神甫龚当信（Cyrile Constantin,1670-1732）还是得以在绍兴购置房产，建立教堂。因此，将绍兴标示为天主教的教士居住和传教的地点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而为什么要把杭州的红色标示改至左侧，则可能是因为杭州之名的标示比较长，标示好后，其右侧已没有空间可以再加一个图示，故将其标在了左侧。

不过，对比现在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唐维勒地图上的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标示还是比较准确的，比如，对萧山地区的标示，唐维勒地图上的标示为Siao Chan hien(萧山县),其位置与现在的萧山地区的标示较为一致。

唐维勒关于中国的地图对其后的相关地图的出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地图上关于杭州的标示。唐维勒之后出版的绘有杭州的中国地图中有不少是重刻或仿刻了唐维勒的中国地图。如，德国制图学家哈泽（Johann Matthaus Haas，1684-1742）于1740年出版的名为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graphica ex mappis particularibus quas Sinarum Rex Kanghi opera patrum Missionarium . . . 的地图。在这幅图中，杭州标为HANG TCHEOU，与唐维勒地图中标示的名称一致，其标示的位置也与唐维勒地图中的极为相似。而这幅地图正是对杜赫德中国地图的重刻。

 哈泽名为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graphica ex mappis particularibus quas Sinarum Rex Kanghi opera patrum Missionarium . . . R.P. du Halde地图中的杭州

    不过，在唐维勒之后，并不是所有法国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地图中的杭州的标示都十分明晰，也有一些法国的制图者或是地图出版商对杭州并不了解，在他们的地图上，对杭州的标示不是漏标，就是错标。比如，法国制图学家乔治•路易斯（George Louis Le Rouge，1712-1790）在他于1746年出版的名为La Chine的地图中，不仅没有把杭州标示出来，还错把绍兴标到了杭州的位置上。

          乔治•路易斯名为La Chine地图中的杭州

    再如，吉尔斯•罗伯特（Gilles Robert de Vaugondy，1688-1766），是法国有名的制图师之一。他于1761年出版了一幅有关中国的地图，地图的名称是Indostan, Presqu'Isles De L'Inde, Chine, Tartarie Independente. . . 1761。在这幅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吉尔斯•罗伯特虽然沿用了唐维勒对杭州名称的标示——Hangtcheou，但他对杭州的具体位置并不了解，这导致了他将杭州的地名错标在了钱塘江以南的地方，其位置大概位于唐维勒地图上所标示的萧山、绍兴的位置。此外，吉尔斯•罗伯特地图中的杭州周围，不仅没有任何单顶、多顶建筑图示，也没有以圆圈标示的任何地点。 

                 吉尔斯•罗伯特名为Indostan, Presqu'Isles De L'Inde, Chine, Tartarie Independente. . . 1761地图中的杭州

（3）同一时期英国地图中的杭州

与同一时期法国人绘制和出版的中国地图相比，英国人绘制和出版的地图中对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标示则显得略为简单。比如，被誉为国王乔治三世御用制图师的托马斯•杰弗里斯（Thomas Jefferys，1719-1771） 是他所生活时代的地图绘制和出版者中的佼佼者，但在他于1754年出版的名为《中国》（China）的地图中，对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标示却相对简略，仅标出了Hangchew之名，在这个名称的右侧，还标有一个小圆圈。至于与杭州相近的萧山和绍兴，则并没有标示出来。

              托马斯•杰弗里斯名为China的地图中的杭州          

除了标示的简单之外，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版的与杭州有关的英国地图，对杭州名称的标示也出现了不同。比如，曾作为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访问中国的斯当东（George L.Staunton，1737-1801）回到英国后，接到命令负责整理并编撰他们中国之行的官方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撰写了中国之行的回忆录，还在出版回忆录之前，根据他们在中国的行程，出版了多幅地图。

因为出使的主要目的在于与中国建立通商的关系，而杭州在当时中国的水运方面占据着一定的地位。所以英国使团一行曾专门沿京杭运河到杭州，并在杭州逗留数日后，才启程去广东。杭州给斯当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他对出使中国的回忆录中，他曾用比较大的篇幅，对杭州的地理位置，商业情况，风景名胜，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等进行了描述。[3]因此，在斯当东出版的这些地图中，杭州也得以多次被描绘，而杭州之名也鲜见地出现在地图的标题中。比如，他在1796年出版的两幅地图的名字中，都提到了杭州：A 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Zhe-Hol in Tartary by land to Pekin and from thence by water to Hang-Tchoo-Foo in China和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Hang-Tchoo-Foo To Quang-Tchoo-Foo or Canton in China。

    在斯当东于1796年出版的这两幅与杭州有关的地图中，对杭州位置的标示清晰而准确，在地图中，他使用了HANG-TCHOO FOO来指称杭州。同时，他还把相对比较精致的红色单顶建筑图示标在杭州之名的右下侧。之所以说这个图示比较精致，是因为此前很多地图中都是单顶下面连接一个小的长方形作为建筑图示，而斯当东的建筑图示是多层的——在小的长方形之下还有形状不规则的底座，让人感觉这里的建筑似乎较为宏伟。

斯当东名为A 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Zhe-Hol in Tartary by land to Pekin and from thence by water to Hang-Tchoo-Foo in China地图中的杭州

斯当东名为Sketch of A Journey from Hang-Tchoo-Foo To Quang-Tchoo-Foo or Canton in China地图中的杭州

    但斯当东的地图中，并不是仅使用HANG-TCHOO FOO来指称杭州，他对杭州名称外围的图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804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一幅斯当东的地图，名为Carte sur laquelle est tracee la Route qu'a suivie L'Ambassade Anglaise, Depuis Zhe-Hol en Tartarie Jusqu'a Pekin,et de Pekin a Hang-Tchou-Fou en Chine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出版者使用了HANG-TCHOU-FOU来标示杭州，此外，与斯当东1796年出版的地图上的杭州之名右下侧的建筑图示不同的是，1804年出版的这幅地图是黑白的，所以没有用红色来涂抹杭州之名右下侧标的建筑图。但在杭州之名的周围，多个山状的图示则与斯当东1796出版的地图上的杭州周围的山状标示一样。

斯当东名为Carte sur laquelle est tracee la Route qu'a suivie L'Ambassade Anglaise, Depuis Zhe-Hol en Tartarie Jusqu'a Pekin,et de Pekin a Hang-Tchou-Fou en Chine地图中的杭州

（三）19世纪前半叶西方地图中的杭州

1.受唐维勒中国地图影响的地图上的杭州

    进入19世纪，西方地图中对杭州名称的标示还继续受唐维勒地图的影响。除了从唐维勒标示的HANG TCHEOU变为Hantcheu之外，还有一种则是将唐维勒标示的杭州之名中去掉G，变为Hantcheou。如：德国制图员，德国商业制图的主要发起者丹尼尔•弗里德里希（Daniel Friedrich Sotzmann，1754-1840）在1800年出版了一幅地图，地图的名称为Karte von einem Theil der Nordwestlichen Küste von America; zu der Reise des Capit. George Vancouver in den Jahren 1792, 1793 und 1794 vergüngt gezeichnet von D.F. Sotzmann 1800[4]。图中对中国地名的标示使用了航海图的标法，即仅对海洋沿岸地区的地名进行标示。但与此前相类似的标有中国沿海地名的地图相比所不同的是，这幅地图在沿海地图标注了杭州。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杭州处于钱塘江入于杭州湾处，与海洋距离很近。而在对杭州名称的标示上，丹尼尔•弗里德里希则采用了Hantcheou的标法。

丹尼尔•弗里德里希名为Karte von einem Theil der Nordwestlichen Küste von America; zu der Reise des Capit. George Vancouver in den Jahren 1792, 1793 und 1794 vergüngt gezeichnet von D.F. Sotzmann 1800地图中的杭州

    在丹尼尔•弗里德里希之后，还有多幅地图是以Hantcheou之名来标示杭州，但其中有些地图对杭州位置的标示有误。如1801年，英国制图学家约翰•卡里（John Cary，1754-1835）出版了名为A New Map of China,From the Latest Authorities...1801的地图，在这幅号称依据最新资料展示中国的地图中，杭州（Hantcheou）竟被误标在了钱塘江入于杭州湾处的下方。1806年，约翰•卡里又出版了一幅名为《中国和独立鞑靼的新图……》（A New Map of Chinese & Independent Tartary, From The Latest Authorities . . .）的地图，遗憾的是，在这幅地图上，约翰•卡里并没有对之前有关杭州的误标进行改动。

约翰•卡里名为A New Map of China, From the Latest Authorities . . . 1801地图中的杭州

  约翰•卡里名为A New Map of Chinese  & Independent Tartary, From The Latest Authorities . . . 1806地图中的杭州

     约翰•卡里之后，英国地图和地球仪销售商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生卒年月不详）于1816年出版了名为《综合图集》（General Atlas）的地图集，在这本地图集中有一幅中国的专图。[5]在这幅中国专图中，查尔斯•史密斯虽然在名称上使用了约翰•卡里对杭州同样的标示——HANTCHEOU，但并没有沿用约翰•卡里对杭州位置标示的错误，而是向上挪动，将杭州标示在了较为正确的位置上。而在后来苏格兰制图家约翰•托马斯（John Thomson,1777-1840）于1817出版的名为《鞑靼》（Tartary）的地图上,把同样标为Hantcheou（杭州）位置标得更为靠上。

查尔斯•史密斯名为China的地图中的杭州

约翰•托马斯名为Tartary地图中的杭州

此外，还有一种写法，应当也是属于唐维勒对杭州名称标示的变形，即HANG-TCHOU，比如，1842年，身为地理学家、地图销售商和英国议会成员的詹姆斯•怀尔德（James Wyld，1812-1887）出版了名为A Map to Illustrate the War in China Compiled from Surveys & Sketches of British Officers and Other Information by James Wyld, Geographer to the Queen and H.R.H. Prince Albert . . . 1842的地图。如地图之名所示，这幅地图是在中英鸦片战争接近尾声的1842年出版的，对中国人来说，屈辱的鸦片战争最终以英国人的胜利而结束。此图颇有向英国皇帝炫耀战功之嫌。在这幅地图上，杭州的位置也标注清晰而准确。其名称标示为HANG-TCHOU。

詹姆斯•怀尔德名为A Map to Illustrate the War in China Compiled from Surveys & Sketches of British Officers and Other Information by James Wyld, Geographer to the Queen and H.R.H. Prince Albert . . . 1842地图中的杭州。

2.受托马斯•杰弗里斯影响的地图上的杭州

1812年,苏格兰制图师约翰•平克顿（John Pinberton，1758-1826）出版了名为《中国》（China）的地图，虽然与托马斯•杰弗里斯同名的地图相比，约翰•平克顿在地图中将杭州的位置标在了离钱塘江入杭州湾口更靠上的位置，但对杭州之名的标示则与托马斯•杰弗里斯的写法一致，标为HANG-CHEW。

 John Pinberton名为China地图中的杭州

3.受斯当东中国地图影响的地图上的杭州

除了唐维勒等人的影响外，也有一些英国制图师在出版与中国相关的地图时，使用了斯当东对杭州之名的标示。如英国制图师罗伯特•威尔金森（Robert Wilkinson，1768-1825）于1809年在伦敦出版了一幅地图，地图名为China, Contains 15 Subject Provinces, including the 2 Islands of Hainan Formosa and the Tributary Kingdoms of Corea Tonkin在这幅地图中，作者就使用了HANGTCHOO的名称。再如1824年，美国制图师和地图销售商安东尼•芬利（Anthony Finley，生卒年月不详）在费城出版了名为China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他也用HANGTCHOO的名称来标示杭州。

罗伯特•威尔金森名为China, Contains 15 Subject Provinces, including the 2 Islands of HainanFormosaand the Tributary

Kingdoms of Corea Tonkin地图中的杭州

安东尼•芬利名为China地图中的杭州

三、小结

1.西方古代文字类地理著作中对杭州有诸多称呼，除了行在之外，康库（Khanqu）、康州（Khanju）、汗沙（Khansa），康勃绥（Campsay）、康绥（Cansay）、喀绥（Cassai）和兴绥（Khingsai）等名称均指代杭州，但这些名称均与马可 波罗行纪中对杭州的称呼“行在”有关，是“行在”一词的不同音译。

2.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古地图中，对杭州的描绘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中，17世纪西方古地图上对杭州的标示受卫匡国地图的影响较深，特别是对杭州名称的标示，与卫匡国地图上是一脉相承的。进入18世纪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的描绘则受到唐维勒地图的影响较深。而到了19世纪，绘有杭州的地图虽然以英国人绘制和出版的为大宗，但其中仍未摆脱唐维勒的影响。

3.绘有杭州的西方古地图大多与传教士的在华活动有关，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可以说，耶稣会士通过在中国生活、传教和测绘等了解到的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内部各地，如杭州的情况，对于西方绘制相关的地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4.在对杭州的图示中，有单顶建筑样式，亦有多顶建筑样式；有涂成红色的建筑标示，也有未涂成红色的建筑标示。此外，对杭州湾地区的的小岛的描绘亦是时有时无。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标示，可能与制图和地图出版者的个人喜好或特别的标示有关联，但目前尚无规律可循。

5.杭州在各个时期的西方古地图上的呈现并不是单纯的由简单到复杂，亦不是由不准确到准确，而是时而简单，时而复杂，时而准确，时而不准确。这体现出不同的西方古地图的绘制和出版者对杭州认识程度的不同。

6.进入18世纪以后，西方地图中的杭州虽然多用Hangcheu或Hamcheu来表示，但有些地图上还是以马可•波罗对杭州的认知为依据来印制地图。这些地图上的杭州依然用Quancy等来表示。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