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到山里去，或者哪怕到山里去住一夜两夜，如今都好像是一种时尚了。譬如说，到莫干山去住一晚，就远比到上海去住一晚更潮。
当然莫干山从来都是潮的。八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你要去莫干山，也许是到山脚下的莫干山车站，或者叫庾村车站，下了车。你穿着长风衣，戴一顶礼帽，有点儿像刚刚从海飞的谍战剧《麻雀》剧组走出来的样子。你到这个车站来，说不定是想跟某个人秘密接头。
庾村车站，建于民国十八年，次年的七月，浙江省公路局在杭州城站，开通了一趟专车，是从城站火车站到莫干山车站的，频繁往返。可见，那时候莫干山就很潮，就有很多潮人进山、出山、进山、出山，其中不乏各种肤色的外国人。
一百多年前，就有外国传教士来到莫干山了。鸦片战争结束，清廷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开放口岸自由居住、购买土地，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
光绪十七至二十年（1891～1894年）间，有美国传教士，从杭州沿运河到莫干山游玩，被莫干山的景致深深吸引，后来又有传教士上山租房子住下来。大概是因为住得太舒服了，忍不住要晒一下，他们又撰文在外文报纸上发表。由此，莫干山不胫而红，说中国有四大避暑胜地，庐山、北戴河、鸡公山、莫干山。
莫干山“红”了以后，上山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买地，造房，占山而居。有一个数字，1924年，外国人已购莫干山地1940亩。到1926年，外国人在山上建屋极多，已建的154座别墅中，外国人占了八成。
那些个遥远的夜晚，山上昏暗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道那些外国人，会不会在某一些夜晚，像我们一样邀集数位友人聚饮，讲笑话，这样的时候，身处异国他乡的漂泊之感，会不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我读一份旧报纸，看到几年前——确切地说，是2015年，有一个老外，到莫干山寻踪。
老外瑞典人，名叫伦格伯，来寻他爷爷的踪。他爷爷是建筑师，20世纪初诸多到莫干山买地建房的外国人之一。
那时，中国社会到底是有些动荡不安，伦先生的爷爷在中国混得不错，不知怎么就得了消息，花了600美金到莫干山上买了一块地。原来是要建个别墅，在山上度假避暑什么的，事不凑巧，别墅还没开始建，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没多久，清朝亡了，兵荒马乱，房子到底是没造成，他爷爷只好回了瑞典。
这一去，山高水长。然而那一份在莫干山买地的契证，保存得好好的。数十年后，伦先生的爷爷老了，去世前把它交给了伦先生的爸爸，伦先生的爸爸后来老了，又交给了伦先生。伦先生拿着这一份地契，觉得沉甸甸的，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之后，他也白发苍苍，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遂漂洋过海，跋山涉水，来到了莫干山。
啊——就是这么一座山！来到莫干山，我想伦先生一定看到了些什么，一定也这么地感叹了一句吧。只是，后来还发生了什么，报纸上没有讲。说不定，他真的在莫干山上住了一宿。或者，几宿。
这样几宿之后，他回瑞典去，带着某种失落的情绪也好，或者一些满足也好，都没有关系了。毕竟，惦记了百年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算是一桩心事得以了结。跨越三代人，与一座山的故事，也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伦先生不知道的是，1928年，莫干山管理局成立，颁布了一些条例，规定莫干山的一切事宜，归局管理，“西人嗣后不得在山上置产，欲出售房屋仅许售于华人”，那些已购山地的，也须丈量核实，按时征租纳税。“如有违抗，当封其屋。”
从那时开始，莫干山上的外国人纷纷抛售了房子，或者连地也卖掉了。山谷，流水，房子，几经转手，大抵回归到中国人的手中。
到了40年代，莫干山就成了民国政府达官贵人的世外桃源。
再往后，1949年5月，武康解放，解放军进驻莫干山，令人欢欣鼓舞。
我们在莫干山住一夜，也是因为莫干山现在很“红”。
“红”的是莫干山的民宿——从南非人高天成租下几幢泥房子，搞了一个“裸心谷”之后，陆续有瑞典、韩国、荷兰等地外国友人来此租房，开办了二三十家“洋家乐”，此后又有许多民宿开起来，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当然，莫干山民宿的“红”，不在于“洋”，而在于“贵”。这样说吧，民宿一千元起价那是客气的，动辄三五千元一晚比比皆是。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是贵，越是有人趋之若鹜。
这几年，莫干山的民宿真是开了一家又一家，开成了“现象级”。
譬如，我们住的“三秋”，主人鲍洪权，也是有故事的人。此人二十多岁进入报社当记者，做采访，几年后转行，进入艺术品拍卖公司，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并以此谋生与创业。十多年前，他看到南非人高天成在莫干山做了一个“裸心谷”，他便也去看了，看了，就有一粒小小的种子在心底埋下了，他直觉到，那也许就是他想过的生活。
鲍洪权的老家，就在这片山坡上，旧房子里爷爷出生，父亲出生，他也在此出生。若干年后，镜头一转，早已在城市闯荡出一片天地的他，却想着回去了。鲍主人说，“这里是我自己家，欢迎来坐坐。”
我想，有老家的人，都是幸福的。有故乡的人，都是奢侈的。而这，大概也可以算作去莫干山住一晚最重要的理由吧。
